(二）傅斯年

傅斯年，与陈寅恪被誉为那个时代“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狮子”。

也就是说，是最干净的。

痛惜的是，时局混乱，国门大开，这一对狮子最好的年华被战争吞噬，被乱局裹挟，理想和使命举步维艰。

钦佩的是，即使生活朝不保夕，也要守护那风雨下的星火和光亮。

1950年冬，台北，一个寒冷潮湿的夜。灯下，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对面他的妻子为他缝补衣袜。

此时的傅斯年还在胆结石手术的恢复期，他赶写的文章，是为了尽快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妻子催他早点休息，”明日还有两个会议。”

他说“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点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来自山东聊城的傅斯年来台北不到两年，54岁的他扛不住台北冬季的湿冷。

此时的傅斯年是台湾大学校长，史语所所长，他的裤子不足以御寒。

拮据的生活，让他觉得对妻对子有欠，絮絮叨叨地说“嫁给我这个穷书生，死后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对不起你们啊！”

不知是不是身体的信号让他一语成谶。这是他在家的最后一晚，棉裤终也没穿的上。

次日，他整天各处奔波，开会，长篇发言。呼吁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困难，营造安定的环境，激动地说“我对有才能有智力而贫穷的学生，绝对要扶植他们！”

病痛、劳累、激动、或许还有无助，走下讲坛半小时后，傅斯年脑溢血倒地，纵是蒋介石下令召集全台名医会诊抢救，但也无力回天，他黯然离开了那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蒋介石送的挽匾是“国失师表”。

这个冬天没有棉裤穿的台大校长，这个执拗，桀骜，天真的穷书生，在湿冷中结束了坦荡的一生，跌宕的一生。

时光拉回三十多年前，他曾是“五四”闯将，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创办并主编《新潮》杂志，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遥相呼应。

后来长年留学欧洲，广泛涉猎，甚至旁听过爱因斯坦的一些课。

回国后，在蔡元培规划的中央研究所中，他把原本不在规划范围内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加入名录，促成史语所成立，为中国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于考古，他希望摆脱“纸上考古”，不困守书斋，皓首穷经，而是“田野考古”，在行动中寻找真相。

他的构想是在洛阳、西安、敦煌、吐鲁番等地设置工作站；在广东周边采集整理语言学人类学资料，甚至探索南洋学，他想以中华文明为立足点，但目光所及远远超过中国的地理版图。

他的构想是要追本溯源，寻找中华文明渊源，唤醒民族记忆，探寻民族身份。

满怀热忱，奈何道路悲怆！

他的理想在战火中艰难地推进，为了发掘殷墟，他反复周旋讨来1000银元作为经费。有资金支撑，1928年，殷墟的第一次发掘正式开始。从此，被时间尘封的远古光华，经一代代人不断不断擦拭，渐露锋芒。

只是，权利更迭，风云诡谲，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在政治的夹缝中艰难推进。

不仅得不到支持，戴季陶甚至发文，威胁道“古代于自掘禁墓者，处以凌迟，现亦有死刑可处之！”

政治混乱，学术与盗墓也混谈，何等悲哀。

更悲哀的是散佚。清朝内阁大库中的档案因不断搬迁、易主，四处零落。当年，张之洞匆匆用8000个麻袋装下明清时代这些珍稀资料。然而到了1921年它们险些被当废纸卖掉，做“还魂纸”。

这几千麻袋的废纸，在傅斯年眼中是无尽宝藏，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日本人和美国人都有意角逐，他急呼“倘若档案外就，与国耻无异！”终于在他的奔走下说服蔡元培拨款，买下这批资料。

傅斯年在民国的大师中，为研究为朋友到处化缘。但他从不为自己的事情求人！

为解梁思成、梁思永的生活医疗燃眉之急，他写信给蒋介石请款，林徽因后来写信感谢“存天下之义，而无有徇私。”

只是，这“义”除了人生大义，还有政治之“义”。

那群穿着长衫，试图心无旁骛研究学问，在战火中尽全力，甚至用生命守护中华文化的学者们，南下又北上磕磕绊绊，在1949年看到一个支离破碎的月亮。

北平围城时，傅斯年四处奔走，帮学者办理各种手续，还说服国民政府要来两架飞机，列出了离开的学者名单。但他没想到的是，名单上大多数的旧日朋友学者选择留下！

面对空荡荡的机舱，傅斯年失声痛哭。他悲同路无知己，感自己的抉择没有回头路！

去留之际，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随身携带了大量安眠药，一度做好自杀准备。

在台湾安顿下来，傅斯年担任了台湾大学校长，但史语所同仁们生活全无保障，一度住在教室里，为同仁们争取薪水他费劲周折。

然而，虽然学术前景堪忧、身体每况愈下、生活捉襟见肘，但他霸气豪气不减当年，1950年初他在台湾大学校刊上发表《致台大同事同学书》，“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加倍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台大建设的像柏林大学、牛津和剑桥的一样。

政府提供的经费有限，他都用来扩建教室，聘请有名望的老师，蒋介石心腹陈诚问他，“为什么不买点石灰，粉刷一下墙壁？”

学者与政客，互不理解。

傅斯年要的不是“面子工程”，他时常会跑进学生宿舍，看学生吃的什么，伙食不好他会自责。

就在他苦心经营这一片学术之地时，政治阴霾紧逼象牙塔。

1949年“四六事件”200多名学生被捕，傅斯年拍案而起，公开宣布“学校不兼警察任务！”

他的硬气是有骨气存正气，他曾在蒋介石面前翘起二郎腿放肆地讲话。他曾炮轰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迫使两位“国戚”下台。

傅斯年54年短短一生，都在抗争，与风云变幻的时代，与深不可测的政治，与没钱的日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甘与委屈，于傅斯年，只是在一盏灯下，和妻子说“等我拿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吧。”

在那个年代，他争取过来的钱也不少，用做殷墟开掘，用做资助梁氏兄弟，用做买下明清档案，但总可以留下一点购置一条棉裤吧，但他没有！

清廉节俭，公私分明！他的御寒只能交于他的老伴儿。

傅斯年去世后，远在大陆的陈寅恪悄无声息地写下一首诗“不死不伤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旺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隐忍而心痛的缅怀，陈寅恪抄录在自己的新作《元白诗笺证稿》的扉页，寄给傅斯年在大陆的故人。

那诗句，已经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努力写的工整清楚。

当年在昆明，不时有空袭警报响起，警报响起，旁人急着下楼躲避，只有身体肥胖的傅斯年气喘吁吁地冲上楼，搀扶视力不好的陈寅恪下楼避难。

这一对“宁国府门前的狮子”，风雨飘摇的时代不知在他们身上凿了多少个坑！

但历史见证，他们真的是最是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