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皇室为防止后宫乱政和外戚干政，采取诸多限制手段，如明令禁止后宫不得干政，然最极端的做法，莫过于北魏王朝之时的“子贵母死”制度。

北魏王朝本意为防止外戚干政的“子贵母死”制，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后宫争权夺利的工具，甚至导致整个皇室差点断子绝孙。

而一切的一切，却起源于西汉武帝之时……

“子贵母死”制的起源

所谓“子贵母死”，是古代皇室为限制外戚干政而设立的一项毫无人性的制度。

意即皇子一旦被选定为皇位继承人，其生母则要被赐死，以防止将来太子即位之后，其生母以皇太后的身份干预国政。

西汉之时，汉高祖刘邦去世之后，吕后专权，把摄朝政，孝惠帝成为摆设，吕氏外戚集团几乎要取代刘氏，幸得周勃等人诛灭吕氏，维护了刘氏统治。

汉武帝晚年之时，想要立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但自己年事已高，太子年幼，汉武帝担心自己死后，会出现“母壮子少”的情形。

鉴于吕后干政的教训，汉武帝为防止太子生母干政，便赐死了其生母钩弋夫人，即所谓的“立子以杀母”。

汉武帝开“子贵母死”的先河，然而，整个西汉王朝，此种赐死太子生母的现象，也仅此一例，并未形成制度。

真正的形成与得势，却是在五百多年后的北魏王朝。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立“子贵母死”

南北朝之时，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于离乱之中建立北魏王朝，所倚靠的，正是其母后家族，其王朝初期的稳定，亦是靠着与各部落联姻的支持。

鲜卑族部落联盟时期，君主继承现象杂乱，接班人的选定，往往取决于皇子母族的势力强弱，亦或兄死弟及，不若中原政权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

当部落政权想要向专制皇权转变之时，为确立子孙后代世代稳居皇位，拓跋珪选择了“子贵母死”的方式，来解除太子母族势力对将来自己儿子的皇位威胁。

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虽则凭借的是母族贺兰部支持，然此后还是坚定地以武力削弱母族贺兰部、妻族独孤部等大部落的势力，统一代北地区。

此后，其生母贺兰太后被逼而死，又赐死太子生母刘皇后，“子贵母死”，成为北魏王朝立储的惯例。

“子贵母死”制在北魏的变态发展

拓跋珪所定“子贵母死”，与汉武帝之时的情形有着本质的区别。

汉武帝年迈，立幼子，有理由担忧此后的太后干政现象，而拓跋珪正值壮年，却完全不存在此种担忧，大可自己来培养接班人。

拓跋珪考虑的，是王朝内部各个部落的争权夺利，借托汉武之事，以“子贵母死”的方式，削弱大部落对于拓跋氏皇族的威胁。

拓跋珪的初衷是有利于皇族集权的，是从部落联盟君主向专制皇帝的转变，然而，其结果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北魏一朝史书记载中，记录了太多的皇后因皇子被册立为太子，而生母却要被赐死的案例，最突出的莫若冯太后之时，先是生下献文帝的文成元皇后李氏被赐死，此后献文思皇后李氏因生下孝文帝拓跋宏，再次被赐死。

冯太后抚养了献文帝和孝文帝两代帝王，两度临朝主政，虽则太子生母被赐死，避免了母族干政，然而朝政大权，还是落入了皇太后的手中……

太子生母赐死，不代表便没有了皇太后的存在，皇太后还是可以掌控幼主，把持朝政，为防母后干政的“子贵母死”制，彻底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子贵母死”制的终结，几令皇族绝种

“子贵母死”，首先便毫无人性可言，此后更是失去了其制约太后干政的效果，已然完全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孝文帝之时，本欲废除掉“子贵母死”的作法，但迫于太后压力，还是将之执行了下去。

纵然北魏皇室已经知道“子贵母死”制已流于形式，然而却还是将其保持了下来，因为，“子贵母死”，已经成为后宫争权夺利的工具！

倘或皇后不能生育，便将其他嫔妃所生之子索来抚养，而赐死其生母，如此一来，最终的大权，还是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北魏后期宣武帝时期，皇室的后宫之中，众多嫔妃为避免所生之子被选为太子自己被赐死，竟：“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

而恰巧宣武帝长子三岁早夭，出现了没有皇子可以继承皇位的尴尬现象。

唯胡皇后以：“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为其生下一皇子，即此后的魏孝明帝元诩。

宣武帝崇信佛教，在立元诩为太子的同时，并没有赐死胡皇后，终是废除了“子贵母死”此一没有人性的制度……

“子贵母死”，违背人性的同时，不仅没有起到限制后宫干政的作用，反而转变为后宫皇后、皇太后碾压政敌、掌控权力的工具，甚至几乎导致皇室后继无人，与其设立初衷南辕北辙，无怪乎汉朝之时只出现一次便再无出现。

然而，当部落国家向专制皇权国家转变之时，对于由各部落联姻、联盟而组建起来的北魏王朝，“子贵母死”制根源，还是在于其维护拓跋氏的皇位稳定继承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