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社会制度显然要对社会问题的产生负责。这是不证自明的，因为社会作为一种组织是建立在生产之上的上层建筑，位于第二性，被位于第一性的经济基础所决定。那么规定了经济基础的“主义”或者说生产关系也就要对其上层建筑中发生的一切矛盾负责。

世界运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架内，对于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资本当然都难逃其咎。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为他开脱呢？

因为具体到资本主义，在社会矛盾的层面（世界性、普遍性）你可以说他是万恶之源，他天然的要对此负责。具体到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就不能不能简单的下这个结论，这要从具体的社会问题入手分析。

首先最敏感也是最危险的话题：为什么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复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问题？

我们应当明确：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社会依然运转在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下。

自笛卡尔确立人的主体性以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资本及其代理人通过思想、经济、政治、军事等手段将全世界整合成一台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器的过程。黑格尔哲学确定了资产阶级由“权”到“法”的终极一跃，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实现了圆满，这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哲学将不再有任何进步的空间。我们习惯上将这个思想与实践的过程及其结果称之为“资本主义”。

显然，迄今为止，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彻底的非资本主义实践都没有取得完全成功。换言之，当前还能存在的成功实践必然是不彻底的。

第一个例子如北棒，通过封锁线将自己部分排除在全球化生产中，代价是在保持了非资路线的同时挣扎在贫穷中。

现在我们隐晦的讲一下第二个例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绝大多数人想当然的理解为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出与之适应并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显然存在紧张关系，即矛盾与冲突。在这一对矛盾中经济基础是主要方面，上层建筑是次要方面。从运动的观点出发，两者都处在变化中。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显然是由经济基础派生了上层建筑。例如欧洲，新兴资产阶级随着生产的扩大和财富的积累，必然的要求更多的社会权利（right）。起初他们要求的仅仅是正当的私有财产权，随后逐步扩张为整个阶级的统治地位（power），实现的路径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期间的主要矛盾表现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政治活动滞后于经济活动，制度设计上就必然的落后于社会生产。

当资产阶级额的法权完全确立后，矛盾迅速的转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按照理论路径，应当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剥夺资产阶级法权并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但是这一历史进程在世界范围没有掀起决定性的高潮。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资产阶级额通过提高福利、赋予股权等等方式在物理层面消灭了彻底的无产阶级（意指真正无产的人），在这个框架下每个人或多或少的占据财富、占有生产资料，生活获得了相当的改善和进步。

显然这不是资本家们的大发慈悲或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脉脉深情，其剥削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后边再进行分析。

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可能让上层建筑先于经济基础构建，而后以上层建筑指导社会生产？

第一个进行实践的是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而第一个给出答案的是苏联。但是1991年当红旗落下我们不得不追问，他失败在哪里。

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而在这里我只给出最核心的一个方面：没有处理好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将其集中在了实际的权力阶层。这样，国家的权力阶层成为了实质上的资产阶级，进而动摇了政治根基。其他我们所知的经济问题、民族问题、外部问题等等等等都因此内因而起作用。一言以蔽之：腐败导致信仰崩塌。

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么？为什么根本原因不在经济呢？毕竟众所周知苏联的经济结构确实有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我们将上层建筑作为立国之本并据此组织社会生产时，两者必然会不相适应并产生冲突，此时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在于维持上层建筑的稳固和纯洁，并将生产关系调整到与之匹配。

换言之，在两种不同路径下矛盾的主次方面刚好相反。因此在L晚年仍然忘我的工作，并且对以S、T为代表的一众接班人表达了充分的不放心，而S也不负众望的背弃了L的国际主义而转向了民族主义。期后的穗宗更不负众望的将S彻底打倒，就政治路径层面实际上已经可以宣告失败。

那么对比苏，第二个例子又做对了什么？

答案呼之欲出。

意识形态方面，没有开倒车，坚持了正确的信仰、主义和道路；打击腐败，将权力和资本进行切割，没有将政治权利渡让到资产阶级手中。对经济权利、政治权力进行了曲隔，使资产阶级法权集中在社会经济领域而不使之干预政治，同时保障了有产阶层的right和人民的power。

社会经济方面，大胆的跳出意识形态桎梏，在有条件的实行那种生产方式，形成了私营经济“5678”的繁荣局面（有兴趣自行百度）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同时运用公权力强有力的节制资本，将讲政治固化在“资本家”心中，并居于首要位置，限制其盲目无序的扩张和过度的剥削。

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复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问题？那么答案也很明显了。

内因方面，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非资的）上层建筑和次要方面的（资的）经济基础间存在不适应，产生紧张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基础不足以支撑（落后于）上层建筑的时候必然产生复辟的萌动，自然就表现会为资所固有的问题。

外因方面，资的生产方式在全球居于统治地位，并且要将全球、全人类都纳入自己的体系，形成一具资本增殖的机器，他就必然调动一切工具对非资的部分进行斗争，就像身体的免疫系统排除异己。内外因的综合作用之下，在非资的意识形态中必然会产生资的毒瘤，而非资的肌体也会调动自己的免疫系统予以清除。因此资与非资必然始终的处于对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