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权力就是春药——偷毁朝纲的太监王振
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
——墨菲定律
写宦官专权，最横行的时代已过去一千多年。自汉唐以来，宦官被看成朝政隐藏的毒瘤，每个当权者视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屣。
转瞬间，时间将这一群体又拉了回来，架在了明朝的这个奇葩事连连的长轴里。
同样的，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为了防止宦官专政，因此不让宦官读书识字。为了杜绝太监干政，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铸造一块铁牌悬于宫门，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让太监们的权力跌落历史低谷。
墨菲定律说的是怕什么来什么，老朱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呕心沥血创建的大明王朝，恰恰被耻笑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
从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开始，形势悄然发生变化，朱棣夺位时依靠宦官的帮忙，因此开始重用宦官，并且设立专门的学校，让宦官读书学习，帮助皇帝日常工作。从那时起，明朝宦官权利逐渐变大，在后来的二百多年中，宦官成为领导乃至祸害大明王朝的重要力量。
明朝处于中国古代君主宗法制社会的巅峰，其制度严密、完整，几近于完美。皇帝、内廷、外廷，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内阁体系。
在这种局势下，只有宦官威胁不到皇帝宝座的稳固和皇帝的人身安全，但皇帝要倚仗宦官集团与强大的文官集团斗争，这是明朝宦官的特点。
明朝第一个摄政太监是就是王振。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原本是一个落第秀才，略通经书，在一家私塾里教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被迫无奈于是他便选择了一条不归路——自阉入宫了。
然而他没有什么背景，十年寒窗也没考上功名，心灰意冷。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来自底层，所以能看到许多人没有看到的事。这点倒能和朱元璋惺惺相惜。
永乐末年，王振入宫当了太监，史书上没说明是什么原因；
只有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
当时宫中也有很多宦官，论奸佞、论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但是能保全自己，如宣宗宠爱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并没能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
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到水一样，两人基情四射，谁也离不开谁了。
王振的上升之路和历代的专权太监没什么两样，抱紧英宗大腿，时刻跟着领导的节奏，结果把皇帝还给带偏了，搞得这个英宗皇帝变成了热爱斗蛐蛐的“蛐蛐皇帝”。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英宗即位，次年改元正统。
这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英宗祖母）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这也是明朝的一个好传统，只有明朝没有太后专权外戚乱政的事。
因此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
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可见跟对人是件多么重要的事，王振终于无限地触碰到了巅峰的权力，为什么还为能直接抵达。是因为张太后垂拱而治，三杨忠心秉政。由于他们都是前朝元老，威望很高，王振自知难与匹敌，还不敢放肆，只好采取两面派手法，等待时机，再行窃权。
为此，他对张太后和三杨百般殷勤，毕恭毕敬，极尽谄媚之能事，以讨得他（她）们的好感。
拼权力的掌控实际就是凭运气和拼命，谁先死谁后死历史的反转很大。
王振终于熬到了这天，在1442年十月，张太后去世。权力就是春药，在掌权心态的驱使下，同年王振盗走明太祖的禁内臣碑。
就是那块上面铸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巨碑。现在王振盗取禁内臣碑，开启大明帝国宦官干政的先河，成了大明帝国第一个权倾朝野的宦官。
宫中现在已经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力的人，而朝廷上重臣三杨中的杨士奇因儿子杀人而引咎辞职，杨荣于正统五年去世，只剩下一个年老体弱的杨博，已经不能正常处理朝政了。
此时的王振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时刻，他蛊惑昏庸的英宗皇帝，掌握了大明帝国的“批红”大权，终于成了皇帝的代言人。
站在权力的顶峰位置，自然是大发淫威，皇帝斗他的蛐蛐，王振弄自己权，既然皇权已经旁落宦官手中，必然要掀起狂澜。
对于一个心眼极小的宦官来说，最最忌讳的就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王振曾经劝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
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因此，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在他权钱相争时，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
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
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
本来这群蛮夷在朱元璋时期被打的服服帖帖，不敢造次，随着瓦剌部落的缓步发展，逐渐恢复了元气。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
但是王振专权以来，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
因此这次瓦剌邀赏，王振一反常态，这典型的翻脸不认人的节奏啊。
行吧，来呀，那就干架啊！
于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就此发生。
瓦剌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剌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
所以，他为了侥幸取胜，冒滥边功，便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可是他不是寇准啊，这一去那还了得，简直就是一堂闹剧。
结果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20万军队被击溃，王振终恶有恶报死于乱军之中，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
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在殿廷上号啕大哭。
然而后来英宗回归，还认为王振毕竟是为国殉死，其精神不死。就在重新登基的这年（1457年）10月，在北京城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了一个彩色泥像，还树了一块碑为他立了传。
遇到这样的昏君和坑神，也是整个明朝历史上够奇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