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 “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并将这一天设为世界不再恐同日。
有人统计，同性恋在人口比例中占到4-6%（今天应该不止这个数），但就是这4-6%的人口，若是放在全球的话，最少也有3亿人。“世界不再恐同日”的设立是美好的，它企盼能够为同性恋这个群体争取平等的权利。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都不敢说，同性恋问题已经完全被正视，更不敢说，世人不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病，得治。毕竟大多数人是通过媒体知道了有哪些公众人物承认出柜了，进一步自己上网搜一下历史上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同性恋者，继而欣赏、评论、发泄、娱乐、停歇，再进入新一轮的欣赏、评论、发泄、娱乐，如是而已。
白先勇的小说《孽子》写得是一群男同性恋者，在台北市的一个公园里从事看上去污秽不堪的性交易的故事。王夔龙爱上了阿凤，阿凤却不属于他一个人，于是他将匕首插入阿凤的心脏；李青和夜校男研究员在实验室做见不得人的事，被学校开除；小玉和不同男人发生关系，却一直渴望到日本去寻找抛弃了自己的亲生父亲；长官查勤时，发现了傅卫在和另一个充员兵做丑事，得不到父亲原谅的傅卫，在父亲生日当天自杀······
有评论家说《孽子》写得好，是因为它反应了父子之间权威与顺服，仰视与鄙视，追求与驱逐之间的关系，主题深刻。我觉得，《孽子》写得好，是因为它平视了同性之爱，与异性之爱一样， 也有爱的痴醉，欲的迷离，也有遭遇迫害的悲哀。
看白先勇的《孽子》，会生发一种深深的抑郁。作品中的王夔龙、李青身上有没有白先勇自己的影子呢？白先勇自己内心经受过怎样的自我折磨呢？他是否找到了自我认同的方法呢？同性之间，到底能不能自由且正常的相爱？
白先勇在台湾很少提及同性恋身份，要知道，即便自己认可了自我身份，但你绕得开家人、朋友，特别是至亲吗？好在，当下，至少大多数人不会因为他同性恋的身份就抵制他的作品，也不会因此嘲笑白崇禧没教出个好儿子。可不代表，所有人都真心理解他的选择，也不代表人们就因此认可了同性恋这个群体。
毕竟，爱是有局限性的，人人向往理想中的爱，却常常失落了现实中的爱。恋人之爱如此，亲人之爱也是这样。同性之爱能否获得父母朋友的认可，你我不在其境，难言其苦。但这不代表，你我不应该具备理解他人的能力。
2014年3月29日，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同性婚姻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在同性恋身份认同这一问题上走的相当前卫的“腐国”，曾经也对同性之爱大加迫害。
一部《模仿游戏》，让艾伦·图灵更为人所知。也许是希望人们更多的关注图灵的杰出贡献，电影中并没有着重表现图灵的同性恋问题。也许，是导演觉得，这个问题给图灵带来的伤害，实在是无法言说，还是不必撕开这个伤口了。
看安德鲁·霍奇斯的《艾伦·图灵传》，就会知道，图灵很天真。他的同性恋身份是自己曝光出来的，他认为性取向是自己的个人选择，没什么好遮掩，也没什么可讨论。但警察不这么想，大众不这么想，他的亲人也不这么想。图灵曾在论文中谈论"生长激素"对人类的意义与作用，谁想，等待他的就是被注射激素，以此治疗“同性恋”这种病。
为什么要注射激素呢？因为当时有研究者对17位男同性恋者和31位普通男性进行检测，发现，17名男同性恋者中有一些人体内雄性激素比较少，于是他们便信誓旦旦的宣称，给同性恋体内注射雄性激素可以治疗同性恋。当然也有人表示，被注射雄性激素后，对同性的渴望反而更加强烈，那是不是说激素并不起作用了呢？不！研究者不这样认为，他们坚定的认为，如果雄性激素有可能激发性欲，那么雌性激素就一定能抑制性欲。反正，注射激素就能“治”好同性恋。图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法庭的陪审团判定有罪，并且有病，在接受了一年强制激素注射后，艾伦·图灵终于长出了一对乳房。
1954年6月7日，图灵毫无预兆的在自己家中死去，他的床头有一只咬了一口的苹果，以及一小瓶氰化钾。
《罗辑思维》有一期节目讲的就是艾伦·图灵，那期节目的题目起的特别好，叫“庸众的迫害”。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儿孙辈不理解也不愿理解歌谣中涕泗横流地痛诉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由迷信的传说、神话、不敢吱声的胆怯的儿童们的眼睛和吓破了胆的姑娘们低垂的睫毛所点缀着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理解被香客们和精神不健全的人们的故事吓得毛骨悚然的那种贫困，不理解也不愿理解因为时时都觉得可怖的神秘就近在咫尺——就在森林中、湖泊中、朽烂的枯树中、老太婆的哭声中、用木板钉死了得弃屋中，——时时都觉得奇迹就将出现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那种贫困。
什么是“庸众”？“不理解也不愿理解”他人的人，他们打着“爱”的名义，对异己者报以“怕”的态度，而这“怕”，不是刘小枫在《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中提到的“羞涩与虔诚”，而是畏惧改变，害怕“他者”，恐惧未知，当异端思想无法被消除时，那就消灭一切异己者。
有时候，人们自欺欺人，认为世上没有孤胆英雄，也不需要孤胆英雄。因为，一个个体是不可能改变历史与文明的，一个个体是否自由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没什么大影响。
但是，如果艾伦·图灵没有在41岁时结束自己的生命，图灵机大概早就不是一个理论概念了，人工智能也许能取得更具意义的飞跃发展。
如果奥斯卡·王尔德没有被判处“鸡奸罪”，也许不会在46岁时死于一间小旅馆中，也许他还是“高高在上”，能够在生活的阴沟里仰望星空的那个王尔德，又也许他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他还能将唯美主义的思想推向更高的境域。
如果柴可夫斯基在被母校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同窗揭发同性恋身份后，没有吞下砒霜，也许我们能看到歌剧《暴风雨》、《棕榈》、《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芭蕾舞剧《灰姑娘》、《安迪那》，以及一系列的协奏曲，音乐的世界也许能更加宽广与深邃。
如果普通的同性恋者，不被视为“妖怪”，不被人指指点点，也许许多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也许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所拥有的才华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如果对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人或事，我们都能报以耐心和宽容，而不是愚蠢的选择污浊的谩骂与粗暴的禁止，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因为迫害而丧生，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偏见与歧视。
世界不再恐同日是为了给同性恋者一种理解与支持，其实，它更是为了让缺乏态度的大众有理性的思考，让有思想的民众从庸众的阴沟里早日爬出来。
2013年12月24日，英女王向图灵颁发了皇家赦免，承认对图灵的判决是不公的，是有歧视色彩的。但有多少没有社会影响力的普通同性恋者，遭受了不该有的迫害呢？有人还在对他们进行审判，有人还在给他们定罪，还有人试图“治疗”他们，有人还在歧视他们。
我们可以轻松的说，我不歧视蔡康永，我尊重张国荣，我祝福“谢耳朵”，我理解“甘道夫”。可面对普通人，朋友，亲人，甚至自己，还有多少人能做到“深深的理解与接纳”？
如果因为身边没有同性恋者，那不在其境的大众就撇撇嘴说：我没有看法，这又不关我的事。
如果一旦同性恋是自己身边的朋友，甚至是亲人时，如临大敌的大众就斜着眼说：别人我不管，我认识的人怎么能这样？丢不丢脸！
这意味着，同性恋婚姻合不合法，你不关心；同性能否相爱，你不关心；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你不关心；他们能不能得到平视，你不在乎······当所有这些你都不关心、不在乎，甚至用双重标准区别对待的时候，你已经告诉所有人，这群人在你眼里，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他们无关，人类的自由与你无关，文明的发展与你无关，你与世界也不再有关。
其实这已经是一种很明确的态度——用漠视表达鄙视，以冰冷间接迫害。
也许真如刘小枫所言，“只有品尝过怕与爱的生活的灵魂，才会懂得由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用双手捧出的这颗灵魂”。在同性恋平权这一问题上，对跳出庸众阴沟的人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不是不歧视，不迫害，而是怎样正确对待，用怎样的方式与他们平等的对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