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你骑着马,孤身一人行走在北美中部秋天的草原,遇上追踪北美水牛的苏人部落。你被友好接待,一个长发披戴羽毛的中年男子带领你进入他的帐篷,用你不懂的苏语,介绍你认识他那满脸红彤彤的妻子和孩子们,还会指着头领上,让你鉴赏他毕生的英勇战绩——那些挂在一根木梁上的头颅和头皮们。(参见《与狼共舞》和《荒野猎人》)
十九世纪最初的某年,你的船行驶在两个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一天,你心血来潮,想探究一下热带雨林里的炊烟,于是你带领你的船员,登上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某个海岸。村庄不远处,一些纹面的矮小年轻人和你碰面,他们腰间挂着刚刚摘自另一个部落的人头,其中一个消瘦的年轻人把你正努力抑制的惊异与恐惧理解成了兴趣,热情地领着你去往低矮的木桩和阔页搭建的房子,给你讲述门框上每一个头骨的来历,当然,你未能听懂更多的故事,关于他们如果生存,如何生产,如何战斗的故事,于是,你留了下来学习了他们的语言。最后,你出乎本意地成了伟大的人类学家,类似那个作了圣公会牧师的青年达尔文的一生。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形。你走近,那个苏人抑或那个土人,他跳跃着冲向你这个陌生的面孔,嘴里的叫声不知道是喜悦呢还是激动。你还没来得及讨碗水喝,他就在你面前右手一挥,寒光一闪。下一个来访的客人就有机会看到他家门框上新增的有些儿特点的战利品了。而这并非关乎善良与否。
语言与文字之后,是什么将人类引向了渐次的文明呢,直到走进现今的工业与城市文明。我们从别人那里获得知识和科技,经验与智慧,和平与繁荣,而非残忍与毁灭。我们不再通过猎取他人的头颅,通过收藏头颅而控制他人的灵魂和获取神秘力量,增强自己的勇气和力量,以及部落的安宁和丰收。
进入二十世纪初,你来到中国中部的某个贫瘠的村庄,遇见一个老人,在树荫下听他倾述。他一个刚刚成年的儿子,为了出人头地参加了军阀的队伍,没了。也许,他言语闪烁,不愿提起他的另一个孩子,因为惹了什么祸事。总之,他要努力耕耘眼前的几亩贫瘠的旱地,为明天老两口能有口粥喝。
养儿防老作为一个已经有几千年的养老实践,其实是一种个人投资策略。把子女作为自己未来的一项投资,要考虑回报与成效的话,想必没有谁会认为教育是不重要的。然而,首要的一个问题,恐怕是子女作为一个人的个人意志,常常是这种投资的风险最大点。没有养老的意愿,或毁坏自己。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一个孝字,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对教育的发现——它的中心内涵在于人的品格。
9月1号的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你一早开着车,上班前,送你宝贝的女儿去几个街区外的幼儿园。你问坐在后排的她说——周末想要去哪玩——的时候(其实是不想还没完全睡醒的她再昏昏欲睡地躺下),当然不会想要她为你做什么,你只愿她健康,快乐,一生平安。现代社会,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早已或者马上进入社会养老,国家养老的历史阶段。情感已经可以算是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投资了。因为爱,有时,你看着她走进幼儿园的大门之后,你开着车离去,也会想——我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呢?你希望她成长,又担心她的某些改变。
不打算改变自己而渴望受到真正的教育,是很奇怪的,自己也该别扭的吧。谦逊是受教育者的最低要求和觉悟,换到教育者的角度,何其相似,“有教无类”这样的觉悟不吝为一个教育家。学校,非铸造厂,更像农场和花园,把老师比作园丁并不是某种简单的表面的修辞啊。
教育,知识的,文化的,艺术的,以及让人类认识他自己的教育,使家庭成为一体,使组织成为一体,使社会国家成为一体,使人类成为一体。人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共振器般的节奏,数十个世纪之后,渐次才到如今人类到可以谈平等、自由的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