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是个四季分明的城市，冬春不是特别寒冷，家中更是温暖宜人，秋夏则天清气爽，瓜果飘香。每每在南国冬日的湿冷与夏季的酷热中煎熬时，我便试图跑回包头来躲避寒暑。而每次踏足故乡，我对它的了解总能增进一些，偶尔还会为之引发些感慨。
这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古时九原因边防而建城，近代包头由商贸而兴盛。其间跨越了两千年，戍边屯垦的汉地军民、攻掠推进的游牧部落、易货逐利的往来商贾，就如潮水涨落般在本地域往复更替。历史上单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就发生了四次。著名的“走西口”就是第四次人口迁徙的实际场景。
至十九世纪下半叶，包头已发展成北方最著名的皮毛、粮食集散地和水旱码头（当年山西“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就是在包头经营发家而闻名）。本地商家、农户也以晋、陕籍的移民为主，汉族人口已重新回到了主导地位上，而蒙古族人口则退居其次，回族、满族人口也有了大幅提高。随着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包头的枢纽地位日渐重要。
1923年，平绥铁路通车包头；
1934年，“欧亚航空邮运股份有限公司”在包头修筑飞机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包头；
1949年9月19日，绥远发动“9•19”起义，包头获得和平解放；
1955年，包头市被列为国家重点规划的八个城市之一，也由此奠定了现代化的城市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无疑是包头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它从一个简单的商贸小城一跃成为一座现代工业门类齐全的大城市，市区人口由几万人快速增加到上百万人。从全国各大城市抽调来的大批科技人才、管理干部、专业技术工人，还有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毕业生也加入到建设包头的产业大军中。一时之间，包头在许多工业制造领域代表了中国最高水平。如此大量的人才流入，极大的提升了包头市民的知识层级。随之而来的是，众多不同地域，不同经验背景的人相互协作，相互融合，以及跨群体婚姻家庭的大量出现都在无形中促进了整体社会人员素质的大幅度提高。
就我观察，各类人才的相对流入，在改革开放后便发生了逆转，且日趋严重。这一点从包头街市上的语言口音上就能窥到端倪。包头过去主城区分三块，东河区、昆区、青山区。东河是包头的老城区，主要居住着包头“土著”人口，讲的是带有山西口音的包头“此地话”；昆区是以包钢集团为中心的一个新区，由于当年苏联援建包钢是以鞍钢的人员为框架基础，所以区内居民所讲的是带有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青山区里建有几个大型中央直属企业，内部骨干职工均是来自全国各地，因此青山区人讲的是由南腔北调相碰撞揉合所生出来的，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近些年随着社会流通的加快，在各方言区中的大、中城市，比如上海、广州都明显呈现出市面公开场所的日常语言由各自方言逐步向普通话转变的趋势。然而，我发现唯独在包头情况正相反。今次回包，这种感觉更加明显。无论身处青山还是昆区，无论是在饭店还是在街边，单听嘈杂的背景人声都以为是身处在东河。若细辨别还会发现那些口音多半是“伊盟话”、“乌盟话”，是比“此地话”还土的内蒙乡下话（以此形容，意不在歧视）。如果某地存在人员的大量迁徙、流动，必然会促进当地社会上“通用语言”的传播，而流动人员所涉地域、行业、阶层面越宽广，市民对“普通话”的接受与融合就越好。
由此我想说的判断是，虽然全国的内地城市多少都会出现“孔雀东南飞”的人才外流现象，但今日的包头，更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省、区之间人才单向外流的趋势。工商、国企缺少外省籍高知、高能的人士加入（此人才当然不是指国家扩招后，仅拿到各种的“放水”学历文凭的人士），就连政府、事业性单位的领导也绝大多数讲的是“此地话”、“内蒙话”。
进而推知，包头社会的“上层”是严重封闭的。这对整个社会的向前发展非常不利！居于社会中坚位置的大都不是头脑清晰敏锐的创业守成者，而是集中了一群“豪情万丈”的矿主、煤老板，和形形色色的方便各方公权私用的掮客。政府及众多大企业的各级领导中“近亲繁殖”现象相当严重，他们把持利益，帮派成伙，让外乡人很难有发展上升的空间，导致包头的工业形象快速下滑。经自己前两年亲身经历的事来看，目前当地企业无论是生产技术水平、管理效率、发展前景，以及员工素质和敬业精神都不乐观。
无论谁，阿谀献媚多了内心就会扭曲，贪占取巧多了正经本领就会荒废。而人若失其本心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得益于资源，以现下的眼光来看，包头的市政建设不错——多次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有众多的公园景观，城市绿化优异。或许是气候变化的原因，也可能是几十年环境改造的结果，小时候常经受的严寒和黄沙天气，现已大幅减少，城市居住环境越来越光鲜宜人。不过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包头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只是流于粗陋的跟随、模仿，并没有结合好自身的条件优势创生出更生态宜居的发展理念，从而实现对其它城市的竞争超越。
包头实际是坐落再黄河故道上。几千万年来，黄河一直在阴山与鄂尔多斯高原间摇摆不定，经历了无数次改道，就此也冲积造就出了河套平原。我猜测，此地段冬季易发生的凌汛是黄河一系列淤塞、泛滥、改道的主要原因。几十年前，每家都有储藏冬菜的菜窖，要下挖两米多深。在窖壁上就可以看到在土壤中还夹杂着许多道薄厚不一沙石层，这应是河流多次改道的证据之一。对于包头当地，土地适不适合耕种，除了水资源制约外，主要是看地表覆盖的是土壤还是沙石。尤其阴山植被少，遇暴雨洪水冲刷，沙石下泄严重，所以在包头城区之间及周边，存在着许多大片的石滩、荒地。因此对于城建开发而言，包头并不缺乏土地资源，关键要有具体、合理，且富有前瞻性的市政发展规划来引导。
如今看包头的城市景观，与国内的大城市没有多大的区别，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交通日渐拥堵。其实城市发展应各具特色，就如同个人一样，如只会一味跟随模仿他人，最终会失去了自己。我还认为城市的健康发展不该是以片面追求城市扩容、GDP规模、人口增量为前提的，而应是宜居，和可持续发展为宗旨。
望着不断拔高，日渐拥挤的街区，我真的想问一句：包头真需要建起众多三、四十层，难接地气的商住楼吗？国人重建设，轻维护的思想必须改变了。高层建筑的运行成本，能耗指标相当高，日后设备的维护更新更是麻烦障碍重重。世间摩天大楼的出现，不排除有追求豪华体面的需求，但更多是为应对城市人多地少的窘境。而包头抛开土地优势，大量兴建超高建筑不仅有悖节能环保的理念，也会对现在，甚至将来的路网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让市民更加远离了健康、宜居的社区生活。许多高端人士在心中、口头上都向往着欧洲小城，开发商也为各式楼盘小区扭捏作态般地营造着异域风光。可为何包头在城市基础规划建设上，却是踩着现代化的新鞋，仍走着如里约、孟买，或是北京般的老路呢？
包头市区地域狭长，正好可以保留好原有的农田、绿地，把昔日弃置的大片的荒滩开发成一个个低密度的住宅星城。这样既可改造美化了原本恶劣的环境，又能增添了城市特色与吸引力。再则，包头如果还像摊大饼一样，把超高住宅盖下去，那房子最终要卖给谁呢？真做梦想着把半数的内蒙人都搬进包头吗？难道不知道任何一地，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吗？一个城市发展规模的合理大小，不是依从当政者的决心、市民的愿望及辖区面积，起决定支配作用的是：水、交通、环境…。
新城市规划建设的失误，肯定与领导追求政绩，或谋求快速升官发财的潜意识有关。官家站在高处，眼界却只与小民相仿，追求面子工程，千抄万仿，大拆大建，最终能给城市披上的只会是一件伪现代化的外衣。
本月初在包头为大人扫墓，路上见到大片的拆迁工地。事后听闻，前些年原来的青年农场被改建成了赛罕塔拉公园，号称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内草原，吸引了不少旅游观光客。如今政府又想增加所谓的城市名片效应，把它打造成规模世界第一，于是便有了眼前的大拆迁。一味的比大小，争名头，而不考虑公共财政的合理支出及对现有社会设施的有效利用，这类应该就是典型的面子工程。
面子，在这里人的心目中，似乎也变得日益重要。从满月、圆锁、升学、就业、乔迁、结婚、丧礼…，各种名目的筵宴不断，动辄就几十围。相关礼金少则数百，多则上千，有人把这种随份子视为一种投资，戏称“上事业”。这种虚荣浮华风气之盛，恐怕全国之内都难出其右。明见此地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在淡化，而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的也未见得变紧密，但面上交往的形式却繁杂多了，这其中的缘由或许就是面子的因素在作怪吧。
提到了旅游，不由得想起有人曾把旅游与旅行分开来定义。旅游，就是一切以舒适、开心、顺畅、可口…为原则，一般会直奔著名景点。对旅游还可表述为从自己呆腻了的地方逃到别人呆腻了地方，奢望能找到不同以往的舒服感受，但常常事与愿违，因为除了地点变了之外，其它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都没什么不同。而旅行，则是以完全不同的一种心态去探索发现未知，重在体验、感受和修炼。
我觉得对出游，世人未必会分得这么清，但二者确实是有所区别。这次我专程带儿子游览了建在包头市北部固阳县的秦长城遗址。看着脚下碎石垒就的秦长城绵延远去，心中确实会涌起跨越千年的遐思。
在赞颂祖国的歌曲中有唱：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些都是能代表中华形象的风景名胜。而从更细分的角度来分，可能会把长江、黄山、黄河归于自然景观，长城则被视为人文景观（其实会有交叉），而人文景观必然就会与历史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国人多以长城为自豪。提到它首先能联想到的会是：万里长城…，历史悠久…，秦始皇建长城…，孟姜女哭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对大多数人来说，最终落到实处的可能就是登上八达岭或慕田峪的明长城。
那么，我们竞相登上长城只是为了当好汉吗？还是幽思怀古、抚今忆昔呢？抑或仅仅是为标注又到过一个标志性景点？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人犯难。不过对一个成熟的人而言，生活中少不了静思冥想，能弄清为之奔波劳顿的真实目的，出游才更有了意义。我也相信人们在游历中都会有追溯历史的人文情节，但不可否认的是，雄伟壮丽高大辉煌的身姿、举世闻名的画面景象、易于到达的便捷交通，都让明长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家倾慕登临的对象，而相比之下，更悠远一千六百多年的秦长城却仅仅是停留在人们随口一说的词汇上，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秦长城今在何方。
我以前对包头境内的这段秦长城疏于了解，相信在包头人中，专程到过北京明长城游览的不在少数，然而登临过自己家乡这段更具历史意义长城的人则少之又少。
如果借用前面的观点来看，就是“旅游”的人们更喜欢选择明长城为目标，因为从他们的眼光出发，秦长城远不如明长城震撼、入镜。而秦长城则适合“旅行”的人去探索，原因是透过秦长城能让他们读通更深的历史。
无论是“粗陋”的秦长城，还是“精装修”的明长城，对当年修建它的古人来说都是从备战避祸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给后世子孙造景观修名胜。所以后人的喜好并不能体现它们的价值，只有放归到各自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比较它们的优劣。
秦、明长城都可谓本民族智慧的结晶，也都在长时期里体现出存在的价值。然而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我倒觉得秦长城更具积极的意义。课本上常把秦始皇的暴政与修长城相联，但是同悠远厚重的秦长城相比，壮丽完美的明长城，才更像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 秦长城，属于就地取材。我见到的秦长城是建在山脊的北面，用大小不一的黑褐色的石块垒砌夯筑而成。以现在见到的残体估计，当初城墙外侧平均有三、四米高，内侧则在二米左右，顶端宽约一到二米。说白了，它真真正正就是一堵高大的石墙。但考虑到它在人迹罕至的群山中绵延几千里，该工程量该是多么的惊人啊！
明长城，则属“精雕细琢”之作。用整齐的条石、青砖与灰浆砌就，辅以功能完备的各种设施建筑。据我所知，整个明朝的二百多年间，对长城的修建基本就没中断过，其工程之浩大，可能是秦长城的几十甚至上百倍。
面对宏伟的古代建筑工程，后人多会赞颂它的神奇伟大，却很少在意当年千百万人因它而要如牛马般劳作一生，甚至惨如奴隶般的生活要在百姓间延续几百年，波及许多几代人。为此，我还怀疑明朝为修长城而对百姓的压榨和盘剥，会不会少于因没有长城而可能发生的外族对关内的劫掠。
若从攻防心态上来看，秦建长城，一切出于实用。长城只当是一种掩体，是半开放的，攻守兼备。在有利地势上，它并不妨碍己方出击。所以说秦军是虎狼之师真是不假，体现出来的是有勇有谋。 而明朝修长城暴露出的则是胆怯，力求安全，且不计成本。它的长城是全封闭的，幻想着己方只要守在其中，敌人就无奈我何。所以，其军队在只求防守不求进攻的指导思想熏陶下，自然会日渐疲弱。
中外对比，明长城，犹如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双方统帅都以为投以巨资建一条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便可一劳永逸的确保国境安宁。哪知关键时刻，一个己方鲁莽行为所触发的变节引路，一个敌方的奇谋绕行，就把一个国家、一个朝代，耗费长期巨量投入所积累的优势，在瞬间便化为了乌有！
由此观之，秦人修建长城是不是更显得英明、积极呢？
在自己心里，与故乡相关的事有很多。故乡，就如同父母，是你无法选择的。对这片土地我寄予深情，但对它上面的人和事也不会一味赞颂，当然更不会刻意贬损。我希望再过些年，能回到熟悉的北国，更可能是在黄河与阴山之间，包下一片沙石地，以现代自控技术打造出像以色列那样有特色的生态农业，来安置心中的那片“桃园”。当然，这若算的上是番事业，那让自己为之打工也会安然。
享受久了人间的灵山秀水，便自觉有义务去抹绿一块荒滩。这不是源于什么抽象的主义，只是心中一份简单自然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