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出租车上，与年龄相近的司机交谈，他回忆起自己的历历往事：少年时脖颈上挂着钥匙踯躅街头，因为没有幼儿园可去，便像流浪儿一样不知天高地厚地四处漫游；在中学时与许多贪玩的伙伴哄笑一位埋头攻读的同学，他们不知道参加高考念大学是怎么一码事。时光荏苒，如今他已成为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过半百之人，而立之年便早早下岗，二十多年来靠开出租车维系着一大家人的生计，风里雨里、昼里夜里地奔波劳碌，两鬓已斑，一身是伤，仍像当年那个挂着钥匙串的男孩一样曝身于街道上，所不同的只是开着一辆出租车，靠把一个个陌生人送到目的地谋生，相同的是，仍不知自己走到何时算一站，苍茫暮色中自己安适的归宿何在。
因为是同龄人自然多了一些对话，不用一路无话地挨过路上的时间，而恰是他的回忆和人生感慨，不经意间触动了我回忆的开关，一道闸门被开启，旧时的记忆之水那么汹涌地一泻而下，几乎难以遏止……
而我的记忆显然与他的不同，倒好像是曾被他嘲笑的那位同学的，喜欢埋头读书，喜欢独自盘桓在自己的遐想之地。
另一次触动来自80后的一位女孩子，她为好奇心所驱使询问我：你年轻时读过一些什么书？那个时期的阅读很有趣吗？最后一个问题是：阅读有什么用啊？
在许多个日夜之后，我骤然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所困扰，想起这两次邂逅，想起那些一时没有回答清楚的问题，而且近日来浮出脑际的旧时记忆分外清晰，仿佛正在诱使我把一些陈年往事形诸笔端，或许唯有如此我才会彻底地放松一下自己……
我说不出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用过的那些文字——那是最美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我怯于用也不会用，但是我可以回忆起那一时期的阅读书目，曾在那些书中寻觅些什么，以及带着怎样的心绪来阅读。
一类书是可以公开阅读的，据说是进步的和催人奋进的。浩然的两部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厚厚的好几部，理解起来有些吃力，只知道是写阶级斗争一类“宏大叙事”的；《西沙儿女》，作者记不得了，只记得与黎汝清的那本《海岛女民兵》题材相似，不过故事情节远不如后者曲折复杂，人物形象也比较模糊，没有像海霞和她冒牌舅舅刘阿太给人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还有一本《飞雪迎春》，也记不清谁写的，总看不懂写了些什么，琢磨来琢磨去，还是从里面觅些温情吧，却不可得。让人激情澎湃的是那首长诗《理想之歌》，依稀记得为北大学生集体创作，读起来朗朗上口、斗志昂扬的，感觉有一股力量推着你向前冲，能使人一时血脉贲张。
现在被列为“红色经典”的许多小说，当时却不知为什么好像不允许公开阅读，如冯德英的《苦菜花》、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杜鹏程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和高云览的《小城春秋》。这些书印象中不能白天读，也不能随处放，只可以晚间关起门猫在被窝里偷偷阅览，很神秘也很私密，其中一些浪漫的片段——被称为革命浪漫主义——给少男少女们以一种朦胧的美感。而恰与刘小枫的感觉相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却有着一股不同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美，不夹杂着一丝革命成分的异类的唯美。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据说是被删节的，人家苏俄人不费力就可以消化的一些段落，被删减掉唯恐伤了中国读者的胃口。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及《母亲》，是比较具有文学味的外国小说，而最流行的苏联作品无疑是《卓雅与舒拉的故事》，似乎可以与那时出版的许多儿童文学读物放在一块，如《刘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闪闪红星》等等。
另一类则是被冠以“封资修”名号的文学书籍。唐诗三百首属于封建的，安徒生童话属于资产阶级的，普希金诗选、裴多菲诗选不知是“资”还是“修”，总之都在禁书之列，属于黄色书。或许是因为被禁的缘故，那时节暗地里引用一句唐诗，或一段普希金或裴多菲的外来诗，送给你倾慕的同伴，是颇为时尚的举动，堪比古时的葡萄美酒夜光杯。
还有一条渠道是听评书，能记得的评书有《沸腾的群山》、《激战无名川》和《桐柏英雄》，这三部评书讲述的故事分别发生在解放初期的辽南孤鹰岭矿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无名川大桥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桐柏山区，它们曾是喜欢听战争故事的少年魂牵梦绕的地方。在每一天晚上雷打不动的评书播放时间，一家人按时围坐在收音机旁，不容分神地听着评书人的声音，听着一个个音节组合而成的故事情节，犹如电视走进家庭之初全家人围看电视一样专注，或像当下无论男女老幼都独自眼盯着手机一样入迷。
在那个已逝的年代，日常生活用品极其短缺，吃饭需要粮油票，穿衣需要布票，买自行车需要票，生病补给红糖也需要票，票证与排队是那个短缺年代的符号和象征。人们的文化生活极度单调，文化产品极端匮乏，几部样板戏，几部前苏联、阿尔巴尼亚译制片，多部战争和革命主题而缺乏艺术性的国产电影，及清一色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和诗歌，而恰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那种读禁书的乐趣却宛如偷吃禁果一般，在那些少男少女心中弥漫开来，那种专注、投入、痴迷，确是他们的后代不曾拥有、甚至不能想象的。
那个已逝年代的阅读充满苦涩，也饱含着甜蜜。苦涩是因为书籍匮乏，能接触的书籍极有限，犹似饥渴的旅人行走于一片贫瘠的荒原上；甜蜜是因为人们会在途中偶然发现一小处绿洲，被铁丝网圈围起来，还立着“不许入内”的警示牌，但在偏僻处会发现一个豁口，可钻入其中，偷喝几口清冽之水，偷吸几口清新之气，获得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并使耗损的体力稍加恢复。而在那稀罕的甜蜜之余，我们就像面对少得可怜、聊以糊口的粗粝口粮那样，阅读着一册册宣传口味浓重的小说诗歌，没有甄别也没有选择地——聊胜于无地度着寂寞的光阴，“而时光在消逝——全是最好的时光！”
当我有一天走进电影博物馆，来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展台前，并通过录音来聆听那么多熟悉和喜爱的声音时，却发现一个大煞风景而令我兴致陡跌的秘密——有那么多熟悉或陌生的译制片，包括《简爱》《红菱艳》《基督山伯爵》《鸽子号》《罗马之战》，都是作为内参片在上个世纪70年代被引进国门，这些影片最初只为极少数人在特定的场所观看和欣赏，其中有的是专门为满足某个人的喜好而译制的。知乎此，一种美被亵渎的感觉油然而生。
联系到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记忆，我只能说那是一个苦涩多于甜蜜的年代，一个读书人不能自由阅读的年代，一个文化专制和精神贫瘠的年代，同时也决不是一个公平至上的年代。
阅读给人以美好，给人以智慧，所幸我们的后代不再像我们当年那样行走于文化的荒漠，他们拥有一份不同于我们这辈人的阅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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