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鲸，亦作“骑京鱼”。《文选·扬雄〈羽猎赋〉》中有：乘巨鳞，骑京鱼。李善注：京鱼，大鱼也，字或为鲸。后因以比喻隐遁或游仙。

在现在这个年代谈隐居，颇有一种看破了红尘的味道。现代年轻人想象中的隐居是诗意满满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考虑到，隐居是有条件，有代价，需要心理基础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人们被迫感受了一番囚禁在家动弹不得的沮丧感和孤独感，很多人在这场战疫中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脱离社会单独生存下去。

孙频的《我们骑鲸而去》的主人公是个不得志的文艺青年，他极度渴望隐逸，逃到了一个只有三个人生活的“永生岛”上。但经过隐居生活的一系列“折磨”之后，他还是回归了城市。下面笔者基于小说内容从两个方面分析都市人向往隐居但又无法隐居的现实困境。

一、隐居的客观条件

《我们骑鲸而去》这本小说并没有给主人公在孤岛上的隐居生活制造太多客观条件上的障碍。在故事之中作者设置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潮，让岛上的食物陷入暂时的匮乏，当岛民们分食了岛上的两只黑狗之后，寒潮也就结束了。岛民们没有和大自然顽强抗争，没有遇到野兽或猛蛇，没有受严重的伤，没有生大病，没有真正感受到过饥寒交迫。我认为作者作为一个都市人，她缺乏真正在大自然中生活的经历，因此写出来的故事就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联与斗争这个很原始的主题。

这让笔者想起于斯曼的《逆流》这本书。书中的主人公是个贵族，他厌倦了巴黎的虚伪和浮夸，隐居在了一个小镇中，每天过着富足但是黑白颠倒的生活，最终还是受不了隐居的孤独而回到了巴黎。而如果生活条件再差一点的话，都市人肯定不能长时间忍受整天劳作，每天活的惊心胆战的返祖生活。读过笛福著名的《鲁滨逊漂流记》的人可以一窥孤岛生活的真相，除非是毫无办法，否则人还是愿意回到现代文明社会中去的。所以说，客观条件的好坏和都市人隐居的成功与否并没有实质上的关联。

二、隐居需要付出的代价

人是群居动物，不可避免地会有社交的需求。马斯洛的五大需求层次论中，社交需求被排在了安全需求之上。这一层次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友爱的需要，即伙伴之间关系的融洽或保持友谊和忠诚；也包括得到爱情，希望爱别人，能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爱。归属的需要，即人都有一种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感情，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并相互关心和互相照顾。

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会感觉自己和群体格格不入。这不是他们的错，当一个社会本身开始扭曲 变形时，大部分人倾向于抛弃理性而顺应社会，只有小部分人会疑惑，会抗争，或者会沉默不语。这小部分人通常是渴望隐居的那些人。但是隐居又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社交需要，这些人能不能接受的了这样的代价，就全看自己能不能忍受的了无止境的孤独了。《我们骑鲸而去》这本书的主人公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在孤独中迫切地想找个人说说话，甚至打各种电话号码只是为了听听别人的声音，而大部分普通人应该也和主人公相似，忍受不了这种绝对又持久的孤独感吧。

结论

小说的最后，只有老周一个人成功地“骑鲸而去”了。老周熟读莎士比亚的著作，我曾记得有一个老教授如此评价莎士比亚的作品：我们日常中所遇见的所有人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原型。这说明老周是站在上帝视角上俯视人类社会的角色。在他看来，人从出生到死亡不过是演了一场戏而已。普通人一般不可能活的像老周一样通透，要不然就会陷入到人生毫无意义的虚无主义之中。

王玉兰这个角色又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她杀死了家暴自己的丈夫，进过监狱，被骗过钱财，紧接着又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但是她敢于向悲剧挑战，向虚无挑战，向荒谬挑战。王玉兰在小岛上和西西弗斯一样不停歇地劳作着，搭建属于自己的度假村。她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人，是一个信奉存在主义哲学的人，是一个最符合“永生”意象的人。如果忽略她过强的自尊心，她的生存哲学也许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可以效仿和学习的。不管隐居与否，我们都可以由此获得在困境中继续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