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蔡康永曾经做过一个系列的电台节目，叫《那些男孩教我的事》。

在这个节目里面，他说了许多个“男孩”和他之间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比较寡淡。

比如说，他在第一号男孩“篮球男孩”里写了这么一段话：

篮球男孩在不打篮球的时候，大都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他的单眼皮眼睛，好像是专门为浑浑噩噩的表情安装上去的。

如果只是浑浑噩噩的话，实在也不会有多吸引人，比较特别的，还是他常常随随便便就流露出来的不耐烦。

“啧！”他会斜一眼，把两手往短裤后的口袋一插，就不耐烦的走开了。

所有他的这些特别的地方，都让同校的我，感到很新鲜。

我没有在球场上拼命的狠劲。我几乎没有一分钟是浑浑噩噩的。我的眼睛是宿命的双眼皮。我很少不耐烦，就算不耐烦，也很少表现出来。

于是我对篮球男孩的存在，觉得很稀奇，观察起来也就特别有趣。

我甚至对他把学校的制服穿得那么紧，都觉得不同凡响——

“你裤子穿这么紧，不累吗？”我问。

“累啊。”他说。

“那干嘛不穿松一点？”我问。

“土呀。”他说。

“你是特别把制服拿去找人改小的吗？”

“不是。”他说，把腿抬给我看：“我穿的是去年的短裤，去年还没这么紧，今年才变这么紧的。”

我对他能进行这么长的对话，觉得很意外。我还以为在我问第一个问题时，他就会像平常那样“啧”一声，就走开了。

“你怎么都好好回答我的问题？你怎么没有‘啧’一声，就不耐烦的走开呢？”

他听完，“啧”了一声，走开了。

基本就是这样有些琐碎的小故事，甚至说不上是故事，但是在故事里总能发现这些“男孩”身上的不同，他们敏感而纤细，用不同的外表默默对抗着这个世界。

蔡康永还给这些男孩的故事编上号。

“将那些男孩一一编号，只是方便我记得并书写他们，其实没有任何意义。”蔡康永这么说。

这些男孩子在蔡康永的记忆里隐姓埋名，通过他的故事默默呈现。

而在这些男孩子的故事里，第98号男孩的故事有点奇特。

对于这个男孩蔡康永是这么说的：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听起来口音很香港，语气呢，有一点揶揄捉弄的味道。

对方报上了名字，我有一点意外

那个名字是香港的大明星。”

98号男孩的名字叫月光男孩。

或许，用另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张国荣。

-贰-

蔡康永只采访过一次张国荣，那是张国荣去台湾做一期节目，蔡康永负责接待。

在《月光男孩》这个故事里，蔡康永笔下的张国荣有些孩子气：

我决定带他去公园见识一下。我带他进了公园，找了个树影中的座位，阴影很重，不逼近二十公分内，别人绝对看不出来是他。

他很乐，两手揣在口袋里，不停“嘻嘻”笑着，观察此起彼落、你进我退的小仪式。接近半夜十二点时，公园广播响起冷酷的女声，叫大家出去，说公园要关门了。

他听得更乐了，一直夸这个录音的女生“够无情”。

我带他出了公园，在路口埋伏好，让他见识十二点整公园锁门前，有多少人会从公园涌出来。当他看到形形色色的男生三三两两如河水四三分岔、漫入土中时，他又一直称赞：“哗，好多人。”

看了两个钟头，他说可以了，于是我要陪他回饭店，他说饭店房间没有好音乐，他不要回饭店。于是改成我带他回我家。进了我家，他望向窗外，喃喃自语：“月亮呢？刚才在公园里的月亮呢？”

而这也是蔡康永唯一一次和张国荣见面。

无独有偶，2017年，奥斯卡最佳电影的名字也是这个——《月光男孩》。

电影《月光男孩》的英文名字叫：Moonlight（月光），

讲述的是黑人男孩喀戎从孩童时期到青年时期，逐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性取向，并接受这一切的故事。

而电影却没有刻意表达这些，本该敏感的黑人身份和同性恋身份都在电影里被模糊化，而把重点放在一个男孩历经成长的情绪表达，含蓄又细腻，在看电影的时候非但不会因为这些标签对于男孩产生偏见，反而觉得，这样的男孩和常人无异，普通又美好。

蔡康永的《月光男孩》出现的时间早于电影《月光男孩》，而片名的译者虽然无从查起，但也不难肯定，在翻译这部片名的时候，也可能是参照了蔡康永的“月光男孩”。

无论是喀戎亦或者是张国荣，这两者身上都有互通的地方：

同为同性恋者，同样身份敏感、同样逐步成长并鼓起勇气接受自我。

同样，温柔细腻又敏感。

-叁-

在蔡康永的《月光男孩》里还有这么一段话：

我放了音乐，倒了酒，然后叫他（张国荣）躺在靠窗台的沙发上，透过窗子向上看，就可以看见高挂的月亮了。他躺上沙发后，分我一个垫子，要我也躺在沙发旁的窗台上，这样他就可以看着我，跟我聊天，又同时可以看见我背后的月亮。

我只好顺从的把窗台上的盆栽植物一个一个移开，乖乖躺上窗台。窗台其实有点窄，我躺好以后，望着他，跟他说这样有点危险。我如果往后翻，可能会翻出窗户，掉到楼下去，死掉。

“我一定会抓住你，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他看着我，脸上似笑非笑。他又补了一句：“我发誓。”

那晚，我当然没有摔到楼下去。

林夕在《新闻女郎》里写过：“怀念巨星陨落但愿未提到，仿佛你也想哭诉”。

在尔后的《林夕字传》中，林夕写了这么一句点评：2003年，对每个香港人都难忘。

是的，2003年4月1日，这位发誓不会让蔡康永掉下去的男孩，却在这天，在香港文华酒店的24层健身房，纵身一跃，跳下楼顶。

在他手书的遗书中，这么写道：

多谢唐唐

多谢家人

多谢肥姐

我一生无做坏事

为何会这样？？？

这个带着三个问号的问句，即使过了十五年，依然在人们心头挥散不去。

差不多在2003年，张国荣跳楼去世这件事立刻席卷了香港和内地所有的媒体，用当时香港人的话来说：感觉半边天都塌了。

但细究起来，香港的媒体难辞其咎。

2000年，张国荣在香港举行“热情”演唱会。时隔许多年之后，中央电视台在对这场演唱会进行评价的时候说：

热情演唱会从表演形态、艺术理念、服装设计、观众反响等层面来说，都代表着中国演唱会的最高水平，至今无人可以超越。

可在热情演唱会刚刚出演的时候，香港媒体给出的却是不一样的声音：

自从张国荣1997年复出以来，他的演唱会一场比一场更不正常了，从上次的近似女人扮相变成了今年的完全女人扮相，可怕。

1985年开始，张国荣和他的恋人唐鹤德开始恋爱，在恋情尚未公布以前，香港的各路狗仔队对于张国荣和唐鹤德进行的是全天候跟拍。为了打探唐鹤德的私人信息，狗仔甚至伪装成银行客户，去唐鹤德就职的银行进行刺探。

除此以外最著名的就是撞车事件了。1995年，《壹周刊》在私人路段用车跟踪张国荣和唐鹤德的跑车，而张国荣则是直接让唐鹤德先走，自己用车去撞狗仔的车，并下车对峙。

而1997年，张国荣在演唱会上公开唐鹤德的身份，更是引来了更加激烈的跟拍。《壹周刊》的狗仔甚至进入张国荣的家中，对他的私人生活进行无底线地拍摄，逼得张国荣不得不搬家。

2000年左右，张国荣被确诊患有抑郁症。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抑郁症持续恶化，最终酿成悲剧的发生。

而就算是悲剧发生了，香港的媒体依然也不放过张国荣这个“热点”，依然在报道上写类似“唐鹤德有第三者，导致张国荣自杀”这样吸引眼球的文章。

发现风向不对之后，这些媒体又立刻调转方向，在这一点上《苹果日报》“精神分裂”最为明显：

在他生前，《苹果日报》所有关于他的内容都指向性地表明“张国荣的性取向不正常”来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而在他死后，《苹果日报》公开赞扬他对自己性取向的坦诚态度，视他为同性恋群体的先锋人物。此外，《苹果日报》在张国荣生前对他的装扮和表演的报道几乎全部负面，死后却推崇他为引领时尚的艺术大家。

这一切，都是这个娱乐至死时代的一个注脚，也是大时代共同密谋的一场悲剧。

-肆-

张国荣刚刚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小。那个时候听大人们谈论张国荣的死因，有些人说，张国荣是因为“搞同性恋”才死的。

那个时候尚不懂事，只觉得这个话不仅刻薄而且恶毒。

时隔十五年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同性恋是不会死人的，抑郁症才会。

这个简单的道理，却花了将近十五年才算被大众所接受。

也幸好，这个道理，虽然花了十五年，大众总算也能认识到了这个事实。

其实不妨改个话：同性恋是不会死人的，无知、偏见和无端滋生的恶意才会让一个好人死去，才会让他在遗书中写上“我一生无做坏事，为何会这样？”。

可即使被大众所认知，情形依然不容乐观。

我手里有几组数据，不妨给大家看看：

目前，我国15岁至60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性恋为1000万。

尽管当下在其他很多国家，已经逐步认同同性恋群体，有些国家还成立了法律，承认同性恋合法化，但是在我们国家，同性恋群体的权益依然难以得到保障，蔡康永之前在电视节目上哭着说：

“我们不是怪物”，或许才是当下整个社会亟待去认识的一个道理。

同样被当成是“怪物”的，还有很多，比如抑郁症群体。在很多人的眼里，并没有把抑郁症当回事，很多人甚至觉得这只是矫情，或者说是“心情不好”。实质上，抑郁症是一种病理性疾病，若非通过专业治疗很难得以痊愈。

这个数字有多少呢？

根据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中国大约有3000万的抑郁症患者，这仅仅是重度抑郁患者，而真正在海面下的数字估计有1亿。相当于每13个人就有1个人遭受抑郁症的折磨，而真正在接受治疗的人数，仅有4%。

再说一个最近才走进人们视野的特殊人群：“性别认知障碍者”。在小圈子里，有一个名词叫“药娘”。指的是：药娘是心理性别为女，生理性别为男的人，她们通过激素类药物改变内分泌，从而让自己身体逐渐接近女性。她们把服用激素类药物称作“吃糖”，吧里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关于“吃糖”的问题。

在贴吧的置顶帖里，用红字标注出来的是：药娘、性别认同障碍及常见药的副作用。

可仅有部分药娘会在后期实施变性手术。这种性别认知障碍起因医学界尚未确定，但大部分是先天性的，也是不可逆的。

事实上，这类激素类药物对身体伤害之大已经到了不可能被忽视的程度，可就算如此为什么依然选择“吃糖”？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性别认知障碍带来的痛苦远大于服用药物。

关于这一类人群，目前尚未有明确的社会调查表明数据，百度药娘吧的关注人数大概是7w人，在这7w人背后有多少沉默的大多数？我们不得而知。

然而在这背后，悲剧已经酿成。前几天，知乎用户@Ayaka Neko就是一名性别认同障碍者，她的父母认为她有问题，要把她送至网瘾戒除学校进行强制戒除。她尝试了多种求助方式后无果，3月27日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因此，我不禁想问，这一部分人群又要花多久才会被社会大部分人认知并接受？

而在这过程中，又有多少人饱受不能被认同，过着仅仅通过私自服用激素类药物，用伤害自己的行为来获取性别认同？

又有多少人因此经历痛苦，这样的悲剧还要重蹈几次覆辙？

我不敢去想。

前总理曾经说过一句话：任何小问题乘以13亿都是大问题。

小众人群也是这样。在中国当下，任何隐晦的不能向人言说的小众人群，都可能是触目惊心的大数字，有多少“月光男孩”不敢在太阳光底下抬头，只敢在月光里寻求安慰？我不得而知。

因此，在张国荣去世十五周年的这个日子里，在这个社会逐步成熟逐步发展的当下，我大可以凭借记忆去和大家聊一聊张国荣，也可以去从往期的报道里七拼八凑出一篇内容出来糊弄各位。可是，我依然决定去写这样一篇文章，聊一聊张国荣，同时也聊一聊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有些事情，任何人都不去做的话，那就没有人去做了。

过去的阴影依然厚重，悲剧依然在不断上演，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止步不前，而是更应该从过去的阴影里汲取勇气与希望，用更宽容的态度去面对现实的无知、狭隘和恶意，用更理解的目光去对待弱势群体，悲剧才不会重演，希望才依旧存在。

或许正向是在蔡康永的《月光男孩》里说的那样，在以后，我们不妨伸出手告诉他们：即使在面临万丈高楼的绝境，我们依然愿意伸出手来，和张国荣一样这样说：

“我一定会抓住你，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

“我发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