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的父亲刚满23岁，年轻的共和国也即将迎来他的第十个生日。由于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父亲所在的部队被整编制改建为石油师，当时大庆油田驻地，是一个叫萨尔图的地方。
萨尔图是蒙古语，意思是月亮。
父亲在火车站做搬运工，住的是一种叫做“干打垒”的房子。也就是在那一年冬天，19岁的母亲只身从河南老家千里迢迢赶到东北。她来的目的，是为了和父亲完婚。
战友们用木板加宽了简陋的单人床。没有车队，没有司仪，没有酒席，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婚床都奢侈得难以想象。父亲买了两斤水果糖，请战友们到窝棚里喝水吃糖，就这样和母亲结婚了。婚后的第六天，母亲就不得不回河南老家，因为父亲同屋的工友回来了。父亲是利用工友回家探亲的时间差和母亲举行了婚礼。
50年之后，作为父母最小的儿子，我结婚了，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每每听父母讲起那一段往事，我都在想，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是什么维系着父母如此坚贞的爱情？又是什么，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支撑着父辈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如果父亲能读到这些文字，请接受儿子深深的祝福！如果要给50年前那一场幸福爱情起一个名字的话，就叫她“萨尔图之恋”吧。
1963年，对于父亲来讲是个幸福的年份。这一年，他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更让他欢喜的是，在做了三年搬运工后，父亲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汽车驾驶员。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井场、在工地、在车间，到处是比学赶帮超的劳动号子，到处是技术大练兵的忙碌身影。父亲早出晚归，身上似乎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儿：为了学习驾驶，他和工友们将废旧的变速箱拆下来，坐在地上，一遍遍练习换挡，使每一次换挡对变速齿轮的摩擦降到最低；为了节省燃料，他和工友们摸索空档滑行驾驶技术，并且发明了安装在传动轴上的滑行器，大大降低了百公里耗油量；为了练习维修，他和工友们将化油器装了拆，拆了再装，直到最后闭着眼睛也能拆装化油器——这也是那个时代工人技术比武中最吸引眼球的高难项目。
父辈的故事告诉我，一个人无论生在哪个时代，无论身份多么的贫寒，只要你肯付出努力，只要你能持之以恒，坚忍不拔，命运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幸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1983年，在随父亲搬迁到中原油田来之前，我们家终于有了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全家福”，全家7口人，身上的衣服却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
就像那个时代的服装一样，父辈们对幸福生活的定义也纯洁而简单：工作时不分八小时内；工作之余，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个人在大街上走着，但是在他们脸上却看不到幸福。当我们急切寻找幸福的时候，其实幸福的真谛就在我们脚下，在我们手中。
从当初的人抬肩扛，到今天的电气自动化。对于父辈石油人的艰苦卓绝，我们满怀敬意，然而相比那些并不遥远的贫穷落后，今天，又有多少人在认真思考如今的我们该怎样去幸福？
做了记者之后，我走遍了很多地方，见证过新生，也亲历过死亡，我曾经满怀悲痛，然而相比那些远去的生命，更多的是在认真思考怎样去幸福地活着。
追忆父辈的往事，缅怀逝者的离去，对于我们最大的价值不是去怀念，而失去思索，怎样去活着，什么才是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