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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发生在复兴金融公司对银行注资之前。罗斯福还来不及把自己的亲信耶西 · 琼斯安排到公司总裁的位置上，对银行的信心就迅速恢复了 。这告诉我们， 1933 年的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什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金融危机是由恐慌带来的。正如恐慌可以自我实现，同样恐慌也能被迅速地扑灭。只要果断地采取暂停措施，再配合安抚人心的炉边谈话，就能平息这场风波。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 · 比尔德和乔治 · 史密斯所说的，这样做就好比是“给失去理智、歇斯底里的人一记耳光，帮助他清醒”。炉边谈话之所以能重塑信心，也是因为新总统和民众仍然在蜜月期。这反过来证明，罗斯福拒绝与胡佛合作是明智的。如果由丧失民众信任的胡佛总统推出类似的计划，结果不会如此。只有在蜜月期的总统可以推动国会在几个小时之内通过这样一项影响深远的法案。

最终的不确定性来自最高法院是否会判定《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因为按照宪法，这些权力应该交给国会而非行政部门。 1935 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谢克特家禽公司提出上诉，这公司因为跨州销售病鸡，被摘掉了蓝鹰标志。这一案件被称为“病鸡案”。最高法院裁定，《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分权原则。另外，美国政府将此法规用在谢克特家禽公司身上，亦超出了《商业法》的授权范围，因为谢克特家禽公司只是从其他州买鸡，他们在纽约宰杀的鸡仅在本州销售。在法院的压力下，罗斯福撤回了 400 多项据称违规的法规。周末，他决定乘坐总统游艇度假。正如《芝加哥论坛报》所说的那样：“神圣的鹅惊醒了罗马人，使他们免于蛮族的蹂躏；谢克特家禽公司的母鸡提醒了美国人，使他们免于新政的暴虐。”经过这一挫折，罗斯福将《全国工业复兴法》中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条款换成了更为小心谨慎的措施。国家劳工委员会改名为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在《全国工业复兴法》中有关最低工资和童工的规定，改为在《公平劳动标准法》中做进一步的说明。第二版《农业调整法》修正了上一版的一些缺陷：用财政收入支付农民补贴，而不是通过对食物加工商征税。此外，罗斯福还推动各种项目以换取公众对新政的支持，如联邦养老金（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比如早年已经创立，如今进一步扩大了的公共事业振兴署）。最引起人们关注的措施是，他曾试图提名新政的支持者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虽然这一举措在政治上不无代价，但成功削弱了最高法院反对政府干预的立场。面对这种压力，大法官们也拓展了对商业法规的解释。

效果显著。国家劳资委员会提出的法律框架和理论在多方面塑造了随后的《国家劳工关系法》。第一部《农业调整法》为第二部奠定了基础。虽然一些新政项目，比如平民保育团和公共事业振兴署，都是昙花一现，但有关社会保障、福利、失业保险、最低工资、童工法律、工人结社权利的措施都成为美国社会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观察一下大萧条时代的新政，人们不免会诘问，为什么在 2008 年大衰退之后，会缺乏重要的改革措施。在社会事业方面，只有一项医疗改革，但单这一项改革已经是一场苦战。在共和党的压力下，原有的社会政策不仅没有扩大，反而遭到压缩，比如削减了食品券的发放。这和大萧条之后社会保障的扩张形成了鲜明对比。但随着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记忆逐渐消失，对自我监管的盲目信心再度膨胀。即使有人承认市场可能出现失灵，他们也会怀疑那些报酬过低、负担过重的政府职员不可能真正履行监管职能。这种怀疑最终会自我实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经费勉强跟上通货膨胀，却远远落后于股票发行的增长速度。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布什政府认为必须要为国家安全投入更多的预算资源，同时也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作用心有疑虑，于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预算被大幅度削减。正如当年的纽约州总检察长缺乏执行“蓝天法”的资源一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缺乏确保金融市场监督的资源。其结果是出现了当代版本的庞氏骗局。这次的主角是伯纳德 · 麦道夫。

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大萧条程度深重、持续时间久。危机的深度和持久度使很多原有的经济和金融制度声誉扫地。在某些国家，比如美国，危机激发了修复和重建市场体系的努力，促进了监管和社会政策方面的改革出台：旨在稳定金融市场的监管改革、旨在改善货币政策执行的机制改革，以及为了保护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的弱势者的社会改革。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在德国，由于大萧条的到来和政府的无能，导致了一场浩劫。政府干预替代了市场机制，这种试图修复破碎的市场经济的做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