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人生三大幸事，一是旅途逢知己，二是金榜题名时，三是洞房花烛夜，这三样我都沾。
洞房花烛夜，和承英恋爱，因为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恋爱关系中断了七年。六七年结婚，没有领结婚证，没有办婚礼，母亲买了两支红蜡烛点上。红烛高照，倾心相爱，不比民俗的婚礼上新郎被灌酒、新娘被戏弄幸福得多！
金榜题名时，我六岁离开南京，回到家乡 ，原以为身陷农村，再无飞腾之日，没想到五九年南京中学全省统招，我得以进南大附中上学。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那高兴劲，秀才中举也不见得有那么狂喜。
旅途逢知己，在人生的旅途上，我遇到不少好心的人，他们爱护我，帮助我，支持我，若父，若母，若姐妹，若弟兄，罗老师就是其中一个。
进入南大附中，我被编在初一（4）班，一个又白又胖的女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她叫罗梅影。
在南大附中上了一学期，母亲有病，生活困难，伯父要带我到他单位里去打工。办公室有一个杜会计看我成绩好，拿了我的转学证去合肥七中报了名，于是我又在合肥读了一学期。但是我心在南京，暑假打工挣钱，转学回到南京。
那时候国家有政策，小城市户口不能进大城市，罗老师叫我先上课，她天天去为我跑户口。
六〇年，六一年，六二年，三年自然灾害，我在南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吃不饱，早上一勺稀饭，第二节课肚子就“咕咕”叫。大个子徐必仁家是八卦洲的，礼拜天晚上从家里回校，带上几根胡萝卜，分给我三根。我切成六段，一天吃一段，星期天躺在床上，尽量不活动，以免消耗体力。
罗老师到宿舍来找我，把我带到她家，我狼吞虎咽饱餐一顿，临走还塞给我两个馒头。
那时候，老师们也大多营养不良，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学校专门砌了几个水泥池子，培植小球藻。那东西吃起来有肉味，在教工食堂卖，价格不菲。
罗老师对我特别关心，给我买了夏天的衣服和冬天的衣服，星期六晚上，叫我到她家去住。她一个人，住着一个大房子，空空荡荡的，她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一天，我对她说，“老师，您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报答您啊！”她淡淡地说，“别的同学家庭条件都比较好，有几个还是高干子弟，你家在农村，母亲又有病，我工资高，你来家里，我很高兴！”
班上有一个女生，老革命后代，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张家口绥远那边出生的，叫张绥城。张绥城父母是中央组织部的，父亲打成了右派，送去劳改，母亲下放到江苏省委组织部。有一天晚上，她来到罗老师家，如实地说出父亲的问题，痛哭流涕。我当时正在罗老师家，张绥城的诉说深深地震动着我，我觉得也应该把父亲的问题向罗老师说清楚。
张绥城走后，我走到罗老师面前，鼓着勇气向罗老师讲述了家里的情况。我的爷爷是南京商界大亨，在玄武门里经营营造厂，父亲负责经营，为了生意方便，加入了国民党 ，经常出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又和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打得火热，爷爷的账房是中共南京地下党一号人物陈完的避难处。 厂里有三辆卡车，专门往解放区运送物资。南京解放，父亲逃往上海，五五年镇压反革命，父亲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遣送内蒙成吉思汗农场劳改。
我母亲是农村妇女，包办婚姻，父亲和她没有感情，却和陈完的夫人过往甚密，以至陈完心怀嫉怨，对妻子很冷落。
我渐渐懂事后，对父亲非常恨，写信痛骂父亲。父亲恼羞成怒，回信称我“陆香林先生”。
罗老师静静地听着，说现在正在贯彻“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叫我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要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团。
南大附中初中毕业之后，我不忍母亲含辛茹苦，决定不升高中，报考包食宿、费用全免的中专。在南京机校上了四年，六七年分配到河南新乡。
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是成吉思汗农场来的，说父亲病危，速来看望。我坐了三天三夜火车来到成吉思汗农场的所在地扎兰屯。在扎兰屯人民医院的急诊室里，我见到了昏迷不醒的父亲。他大小便失禁，床上脏兮兮的。我给他擦洗身子，把被褥拿到水龙头下冲，再用开水烫。父亲睁开眼睛，听我说是香林，立刻清醒过来。吃药打针，病情大有好转。我要他把玄武门的事给我讲讲，他想了一下，说，“这些事是应该告诉你了。”
“我那时还很年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狂妄不羁，与陈完的夫人有业务往来，并不知道陈完是共产党！”当父亲说陈完的妻子叫罗梅影时，我惊叫起来。
“罗梅影是大户人家出身，燕京大学毕业，在美国大使馆当翻译。”父亲一阵咳嗽，接着说，“南京解放前夕，陈完潛往上海，临走前留给我一张纸条，叫我到上海圆明园路九十七号找他。我和罗梅影一起去上海，没有找到陈完，又逃到苏州，罗梅影产下一女，后来夭折了。我又到上海，她回了南京。”
我见了农场的领导，领导告诉我，父亲快要落实政策，成为统战对象，可能让他回南京，在陆永记营造厂的老地方拨给他两间房，做个小买卖。
我在扎兰屯医院一个星期，父亲精神亢奋 。我说我先回厂上班，等政策落实了，我来接你。
我先到南京，把事情告诉已经退休的罗老师，她激动万分，当即就要去东北。我说你等我，我先回新乡，过几天和你一起去东北。
回新乡不到三天，又接到一封电报，说我父亲病故，速来办理后事。我再次去往东北，领回了父亲的骨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