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以湘西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以古朴的语言、清丽的笔触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朴实而又传神，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也展开了一幅绮丽静谧、独具浓郁地方神韵的湘西优美画卷，赞颂了“人性美”、“人情美”以及理想化的生命形式，展示出从容自然的田园牧歌式生命形态，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完整的朴素的美。本文将从两方面展开，阐述《边城》的审美意蕴与文化取向。

一、内在文化动因——独特的湘西文化形式

沈从文从小生活在湘西这个有着独特文化背景风景秀丽的地方，作为一个地道的湘西人，从小耳濡目染，民风、民情、文化、以及湘西自然环境的优美和湘西民族具有崇尚自然、热爱自由的天性，这些巨大魅力无不时时刻刻的影响着他，强大的童年记忆和特殊血质使沈从文的宗教特质和神性信仰上有先天的接受优势，使其小说带上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地方特色，正如《边城》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的茶峒，青山绿水，美不胜收，描绘的湘西不单单是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楚文化所泽被的文化继承体，在精神实质上和楚文化一脉相传，他们保留着人性的童稚天真、浪漫热情，按自己的观念、信仰习俗、思维方式来生活和追求幸福，展现了不同的文化形式。

沈从文在《边城》中以舒缓、伤感而又不胜抑扬的叙事语调，构建了一个属于他的湘西世界，那世界是一个名为“茶峒”的依山绕水的小城，有着超凡脱俗的山水风光，小城“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着一户人家，这人家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条黄狗”，临河而驻的吊脚楼、古老而神秘的白塔、一排排深翠逼人的篁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游鱼清澈可见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的河流，河中游鱼来去、石子多少皆可以计数……黄昏时，两岸高山边的桃林笼罩着桃花色的薄云，云里里面坐落几户人家，当月光升起后，空气中混有泥土的气息，草虫声密如落雨，山上篁竹在皎洁的月光里皆成了黑色，白塔、高山、溪流都变的安静……这些独特的自然风光把我们带进了看似简单，实则真切、丰富、动人的意境之中，对多情山水的描写不仅仅是带给读者感觉上的享受，更多的是作者在向读者展示一个未受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黑暗与丑恶所污染的纯美、自然的人生形态。

《边城》显示出远离人事纠葛的和谐氛围，并始终将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与作品中湘西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独特的感情样式以及那古朴纯粹而又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魅力人格相映成辉，青山、绿草、竹林、河流、红花、流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寄托着作者对爱与美的执着追求，以最贴近生活的形式共同营造了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充分展示了劳动人民完整的朴素的美，同时赋予作品中人物与景物以深厚的象征意味，以诗意之美描绘出生命的庄严，这也正是湘西小说获得较高审美价值的所在。

《边城》通过两种现实进行对照：“边城”人的纯朴、善良、正直、人情跟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势利、自私相对照，湘西社会的“过去”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跟今天“惟利惟实的庸俗人生”相对照，二者充分展示了沈从文小说所特有的文化视角：走车路——走马路，要碾坊——要渡船，这是两种不同文化形态及其存在形式的冲突：走车路——托人提媒说亲，一切由双方家长做主；走马路——以歌求爱，一切由自己做主；要碾坊则意味着金钱和物质对婚姻的介入，金钱和物质成为爱情的等价物，并导致婚姻的属人本质——爱的丧失；要渡船则意味着得到的只是“一个光人”，却拥有生命的自主自由与婚姻的属人本质等，这些共同构建了一个属于他的“湘西世界”，反映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给我们带来心灵上最纯净的洗礼和情感上、人格上最深刻的反思。

二、外在文化动因——五四文学思潮与西方文化的影响

沈从文青年时代的从军特殊经历在其心中留下的烙印对其人生具有极强的冲击力，看到太多的生与死，正义与邪恶的含混，崇高和低卑无界，让其将对理想社会所应具有品质和特性的向往寄托于《边城》中，这在当时文坛主题取向上是属于独树一帜的，虽然其无意去寻求解决汉民族或者中国的出路问题，但在客观上却提供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民族古朴的生存发展模式，对当时世风日下、尔愚我诈的风气，不无借鉴和良性影响，但在怀疑和批判为主流的思潮中，赞美和建设无疑是对前者做了多元补充，使得前者有了具体的参照系，从而起到了指示和引导的作用，因此从这个层面上对时代，对社会的意义仍然是重大的。

《边城》这一创作追求是建立在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批判基础之上的，是作者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例如走车路是当时畸形的“现代文明”即典型的封建文化的表现，而走马路则是拥有生命自主自由的原始文化即湘西区域文化的产物；虎耳草象征着纯真爱情的许诺，翠翠的身上有着爱的纯真和精神的美丽，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独自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体现出人性中庄严、健康、虔诚的一面，而当白塔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的夜晚轰然坍塌，老船夫也在夜里悄然离去，留下悲伤、绝望、阵阵心痛和无限凄凉。碾坊则是横在翠翠和傩送爱情中的一道山，渡船与碾坊的对立，实则是文化的对立，归根到底，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是一种文化悲剧，小说正是通过展示湘西朝现代演变的文化转型过程中“乡下人”的人生哀乐，让读者看到湘西人质朴的心灵、凄美的命运和高贵的人性，从中反映出湘西少数民族和个人历史的隐痛，包含着将“乡下人”自然的生命形式能够保留一些本质在青年人的血里梦里的一些期许。

从这一文化透视中，反映出了作者对湘西古朴健康的原始乡村文化的矛盾心态，有着对原始的乡村文化弥漫出的宁静、谐和、温馨的人生情调以及“乡下人”充满原始生命活力的生命形式的极力推崇、赞美与歌颂，也有对在文化转型过程中乡村朴素的人性美、人情美、人生形式、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日渐消失的眷恋，以及“乡下人”在现代环境中所面临的文化生存危机，都透露了作者深深的惋惜和沉重叹息，正是这一矛盾心态，奠定了小说舒缓、伤感而又不胜抑扬的叙事语调，而作为在物欲泛滥的现代文明渗透和影响的边缘上下，这种对自己文化特征的捍卫能保留多久，也正是作者所怀疑并担忧的，或许“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话语中已蕴含。

湘西世界是原始的、封闭的、贫穷的，同时它又是自然的、独立的、浪漫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敢爱敢恨、清澈透明、淳朴善良、勤劳忠厚，它的完美、自然、淳朴、宁静是沈从文理想的精神家园，他将自己的情和爱都寄托给了《边城》，以古朴的语言、清丽的笔触来描绘湘西道不尽的美，热切地歌颂着人性向善发展的一面，并以此来实现他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坦诚，以及重造中华民族美好品格的希翼，让整篇小说都沉醉在爱与美的世界中，小说朴实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也造就了《边城》的“人性美”、“人情美”以及理想化的生命形式，而这些无不都归功于其从小就受湘西独特的文化背景影响，又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启迪，以及西方文化的浸染，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没有世俗污染、没有自私、狭隘、纷乱、争斗的生活的向往，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宁静淳朴的的田园般的湘西风情画。

总结：沈从文在《边城》中以湘西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用古朴的语言、清丽的笔触，舒缓、伤感而又不胜抑扬的叙事语调，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朴实而又传神的构建了一个属于他的湘西世界，不仅展现出淳朴善良、古朴安宁、生命自主自由的湘西边地文化，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更是充满了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展示出从容自然的田园牧歌式生命形态，让这一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在绮丽静谧中反衬出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黑暗与丑恶，亦让我们认识到一个纯美的世界应该是健康、自然、安宁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