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缝纫机
屋子的一角，静静地放着一台浅兰色的蜜蜂牌缝纫机，它来我们家已将近35年，在母亲心目中有至高无尚的地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些物品还要凭票供给。我们在老家，父亲在洛阳，他平时俭省节约，省下来一些购物票，又借一些，好不容易凑齐了大致能买台缝纫机的数目，就给母亲写了封信，一是让来洛阳过年，二是走时可以买一台缝纫机带回老家。接到信，好不容易挨到寒假，我和母亲迫不及待来到了洛阳。
那时的我大概七八岁吧。一大早，父亲去街上买了油条，母亲用煤油炉在家烧好了面汤，吃完饭我们坐2路电车从武汉路出发来到上海市场百大楼。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看花了眼，什么都想要，又强按捺住升腾起来的占有的欲望，最后父母给我买了件蓝色的呢子上衣，母亲千挑万选的缝纫机也到手了。
缝纫机跟随着我们坐了五百里地的火车。下了车，堂兄赶着马车来车站接我们，母亲像护宝贝似的一遍又一遍交待：慢点儿抬，慢点儿抬。来到家，安装调试好了缝纫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几个婶子大娘高声吆喝并开着玩笑，王大娘说：“咱村第一台缝纫机有了啊，明儿个我先用两天”；二奶奶马上接腔：“那可不中，你得往后排，年前我都定下了”；本家四嫂嗓门更大：“你们都先靠边站，等会儿先搬到俺家，我用上一个月再说。”大家哄堂大笑。记得那一刻，母亲脸上乐开了花。
自从缝纫机来到我们家，母亲毫不吝啬地让大家尽情地使用。于是，它发挥出了最大作用。王大娘扯上几块布，拿到我家，准备给一家老小做衣服，和母亲一起裁剪，缝制；二奶奶把家里不再穿的旧衣服翻出来，剪剪，给家里人做几双鞋垫。母亲腾出一块门板和桌子，提供剪刀和尺子，还有画粉等工具，专供大家使用，我们家快成了裁缝铺了。有时深夜，婶子大娘们还在那里做着活，高声谈论着笑话，议论着农时。缝纫机发出清脆的响声，陪伴并淹没在她们的笑声里。
如果哪家孩子回家没见着妈妈，他爸一定会说，你先去看看，你妈是不是在王丽家做衣裳？有时，趁没人使用，母亲也没在意，我忍不住坐上缝纫机前面的凳子，脚放上跳板上，趁机蹬上几脚，它的皮带正转转，倒转转，然后“砰”的一声，针头弄断了。“又是你弄的吧？”母亲说我。我伸了伸舌头——母亲真是太聪明啦！
后来，我们要来洛阳定居，母亲说，其它物品能不带就不带，但必须带上缝纫机。刚开始时一家人的衣服破了，母亲麻利地打开缝纫机，换上大小合适的针头，挑好颜色相当的线，几分钟衣服就缝好了，我们接着再穿个两三年没问题；再后来，经济条件稍好，破了的衣服母亲也不舍得仍掉，她还是用缝纫机三下两下地缝补好，一件一件叠得整整齐齐，堂兄再来时就交给他，让他拿回老家穿；再再后来，母亲年迈，给缝纫机穿针都要花费好长时间，她左手捏着线，右手在另一边接着，细细的线头，像个调皮的顽童，左一下，右一下地扭着，舞着，就是不往针孔里钻；她凭着感觉，费力地将针穿好后，还能做被罩，做窗帘，一边说着：这台缝纫机可给咱家立了大功。
曾经开玩笑地对母亲说，把这缝纫机给卖了吧，一年也用不了几次，放那儿占地方。母亲忙说，留着留着，不定啥时候都有用了。
于是，它还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尤其是当夕阳斜斜地照在它身上，洒下一身的金光，如一睿智的老者，静静地享受着岁月静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