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最初被称为赤脚医生。

　　尽管已经很多年没人再叫康丽赤脚医生了，但她心里一直把自己当成是赤脚医生对待。因为20多年来，她打交道的对象都是村民乡亲，尤其是现在村里一些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和孩子疏于照顾，很多疾病需要及时治疗。为此，康丽也比从前忙碌不少。

　　虽然更忙了，康丽的收入却不涨反降。她说，1997年时她每月只能从村里领到200元补助，到后来政府开始给补贴，并不断提高补贴标准，她的收入也涨到了3000多元。但当补贴标准提到了每人每月3500元后，她的收入却下降了。

　　为此，康丽找村里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村里有权统筹调整村民的收入”。她对这个答复不满意，在屡次交涉无果后，她与村里打起了官司。

　　政策明确：不得截留补贴

　　康丽告诉记者，从1997年开始，她在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周庄子村的卫生室工作，当了一名赤脚医生。

　　“村里人谁有头疼脑热，都会找我看。那时，虽然每个月只能从村里面领200元钱的补助，但我很知足。”康丽说。

　　后来，找康丽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病人也并不都是简单的头疼脑热，康丽感觉到自己的医学知识明显不够用了，于是又自考医学专科，并参加各种形式的医学培训，取得了乡村医生职业资格证，从一名赤脚医生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乡村医生。彼时，村里的卫生室也变成了周庄子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以下简称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康丽这一干就是20多年。

　　为稳定乡村医生队伍，方便农民就近看病，北京市从2008年起实施乡村医生补助政策，标准为每人每月800元。2013年7月，原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财政局又联合出台政策，将这一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600元，并明确规定该部分费用专款专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克扣。

　　2013年8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生养老政策 提高乡村医生待遇的通知》，要求各地采取先预拨、后结算的方式发放乡村医生补助，由县级财政部门直接将补助经费的80%以上按月拨付乡村医生，余额经考核后发放，不得挪用、截留。

　　康丽当时看到这些政策后，非常高兴。“自己工作了10多年，工资才涨了1800多元。没想到政府出台那么好的政策，工资一下子又涨了1600元，一个月能拿到3600多元了。”

　　补贴提高到3500元，工资不涨反降

　　2016年3月，《北京市关于加强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印发，将补贴标准又提高到每人每月3500元。针对山区、半山区的不同情况，各涉农区在基本补助基础上可再增加补助500元至2000元。

　　北京市卫计委基层处有关负责人当时对媒体表示：“目前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在5000元左右。此次调整后，山区村医的待遇水平将与之持平。”

　　但补贴款再次提高后，康丽却没有得到实惠，其月平均工资水平更没有达到5000元左右。这是为何？

　　“我的工资都是村里发放的，补贴款提高到3500元之后，村里就找我谈话，说我每月从村里领3000多元的工资，又领取3500元的补贴款，相当于领了双份工资，对其他村民不公平，要求我将补贴款交回。”康丽说，虽然她很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因此，在2017年1月前，她都向村里缴纳了每月3400元的补贴款。

　　但在2017年2月份后，村里不再要求康丽上交补贴款，而是从其工资里直接扣除3300元。康丽于是找村干部反映此事，但是村里迟迟没有解决。

　　法院判决，村里返还克扣款

　　无奈之下，康丽只好走法律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2017年9月，康丽向北京市丰台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村社区卫生服务站退还她缴纳的乡医补贴款，支付按照乡医补贴款克扣的本人工资。

　　在仲裁庭审阶段，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同意退还要求康丽缴纳的补贴款，但是不同意支付克扣的工资。理由是按照双方劳动合同，康丽的工资标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向康丽发放的工资符合合同约定。

　　2017年12月，丰台区仲裁委认可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理由，裁决其返还康丽上交的补贴款，驳回康丽要求支付克扣工资的仲裁请求。

　　康丽不服仲裁裁决，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庭审时，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交的考勤表显示，康丽2016年每月应发工资为5500元，2017年1月又调整为6000元，2017年2月工资突然降低为2700元。

　　村社区卫生服务站表示，根据合同约定，双方以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资，以经营状况和康丽工作情况计算奖金，最终合并结算工资和奖金。2017年康丽应发工资降低的原因是，其属于非营利机构，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存在亏损，故降低了康丽的奖金数额。

　　但张志友律师指出，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因此，奖金也是工资的一部分，单位不能单方面降低康丽的工资。

　　2018年5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劳动合同中约定康丽的工资标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但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交的工资表显示，康丽的应发工资在2016年是固定不变的，且时间较长，应视为双方已就工资标准达成一致意见。2017年1月康丽应发工资为6000元，但是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期间降低为2700元，而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对此的解释缺乏依据，故不予采信。

　最终，法院判决村社区卫生服务站返还康丽2016年3月28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乡村医生补贴款3.4万余元；支付康丽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期间工资差额2.3万余元。

　　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