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时我住校，可到了周末该回家的时候，我更愿意去三姨那里。
母亲有五个姐妹，三姨并不是最小的，长得却最为年轻，用阿姨们的话说，因为她会“搽粉”。搽了粉的三姨脸上白白的，透着光，两只眼睛里含着笑意，常常把眼角撑弯了。
到了周末，我沿着那条有坡度的小巷子往上走，巷子极窄，两边是直峭的、因为年久而爬上了青苔的墙面，黑黢黢地压迫着人。等转了个弯，抬头，看到她在朝我招手，快来快来！于是我快奔起来，背上的书包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
然后，他就会从三姨背后闪出来，拉着书包的提环，催促我快点放下来。“给你买了最爱吃的那家卤牛肉！”他看见我时的第一句话总是这个。
其实我对入口的东西并没有很明显的偏好，可能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吃到了他买的卤牛肉，出于礼貌，我表示了喜欢，又或者是平时自己家里很少能吃到这么昂贵的东西，我在吃的时候显得急躁了些。总之，他一直都以为我很爱吃卤牛肉，很多年来，只要我去他家吃饭，就会给我准备很大的一盘，而且非要看着我吃下去不可。
他是三姨的丈夫，我叫他三姨爹。三姨爹长得很凶，国字脸，有两个很大的眼袋垂下来，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更老一些，因为身材高大硬挺的缘故，给人不太和谐的感觉。
我在的周末，午饭通常都是三姨爹烧的，他会一边做菜一边和我大声说话。我坐在他身后的餐椅上，看烟气从锅里升腾起来，笼在小小的厨房里，糊在我的眼镜片上，于是姨爹整个人就也跟着朦胧起来，朦胧的烟气晃得我有点恍惚，忽然一句话传过来说，可以吃饭了。
我猛然惊醒的时候正坐在张家祠堂里，几个师父咿咿呀呀地唱着歌，歌声从他们的嘴里出来，又通过别在他们腰间的扬声器充斥在祠堂的每一个角落，避也避不开。不变的旋律，含糊的唱词，相同的，给别人唱过的，连名头都不需要换，继续唱给你听。
我从杭州刚到时，问母亲这个祠堂在哪里，母亲说，站在沙井村的那个井台旁边，细听，循着声音就能找到。
沙井村的井台在大路下面一层，四四方方地开了四口井，井水大概不是用来喝的，老老少少的女人蹲在井沿上搓洗衣服，还有人在一下下地敲打着衣杵，使我听不太真切。于是沿着台阶下去，以为井水有一种隐秘的力量，顺着小镇的溪流能到达每一个用围墙分割开的房子。
我站了一会儿，仍然是听不清。一个年纪大了的阿婆盯着我这个陌生人看了一会，问，听什么？我说，听哪里在唱歌，我要去那里。阿婆也陪着听了一会，说，跟着我来吧。于是我跟着她走，她走得慢悠悠的，我也跟着慢悠悠的。然后听着她絮叨了几句，说这个人从二十几岁搬走了，就很少回来，再回来，就是进祠堂。
再回来，就是进祠堂。这句话忽然使我的眼里有了点湿气，让我想起无数个烟气朦胧的早间，他从朦胧里出来，把一盘盘菜小心地堆放在最靠近我的地方，拍拍我的肩膀，多吃点啊。
吃了午饭，他就会急匆匆地走，去场子摊里打麻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会回来，睡一上午，然后起来也许会给三姨做一顿饭，再急匆匆地走。场面上的朋友一堆，在外面还有女人。只有这一点不好，母亲的姐妹总是这么评价他。
我也觉得不好，也因此把他的故去和三姨的终于解脱联系起来，使心里的难过暂且轻省几分。也试图去找点不好的相处经历，却几乎是没有。他和我们这些小辈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显得热情好客，贴心知意。
记忆里的唯一一次对我发火，是哥哥婚礼那天，他押着车队从舟山到兰溪去，我从杭州过去，因为车子晚点迟到了，刚到就被他抓着骂了一顿，脸本来就长，一拉就更长，眼袋连带着被往下拽，吓得我心惊肉跳，以为把他气坏了。等到下次去他家，却还是给我备了满满一盘的卤牛肉，又使我的羞愧更加重了几分。
咿咿呀呀的唱词里，还有三姨的哭声。从我到祠堂开始，这哭声就没有停过。想来对于这次永远的别离，她还是决定原谅了，以后的岁月，想起他来，只希望能记得他的好、记得他最初时的爱、他在最后这段人生旅途里的可怜，而关于他的不好，决定在这次痛痛快快的哭完之后就统统忘掉了。
我便也想起那个可怜来。他在做了手术之后，去掉了声带，不能再说话了。我去新房子里看他，他只能写字和我交流，说他认识一个朋友，类似的情况，做了手术，现在已经好了，而且装了一个什么东西，说话也没有问题。像是为自己下的做手术的决定找一些必然能好的证据。
我也以为一切会越来越好了，谁知很快得到了各种坏消息。最后一次见面离这一天也不过一周时间，医生说已经没有意识了。我站在病床前，看到他喉部开出的洞里塞着一块浸满药水的纱布，想象每天更换纱布时他身上的巨痛，说不出来话时只能用敲打床铺来发泄的不安，因为疼痛故意把三姨从好不容易的睡梦中吵醒时的害怕，便觉得太可怜。那时候，他的身体一直在动，但是医生反复说明他的大脑已经没有意识了，所有的动作都是肌肉反应。
大脑没有痛感，可是身体还在疼痛。我握着他的手，以为他在回握我。我看着他的眼睛，以为他在睁着眼睛看我。我手上传过来的温热，也不知道是不是说明他尚且还在人间。
所以想着走了也许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更加释怀了很多。周围的人过了特定的时候，难过的也不多，竟觉出点喜丧的味道来。出丧前一天的夜里需要有人守着，我们几个小辈把年长的劝走，在最靠近他的地方，打了一通宵他最喜欢的麻将，热热闹闹地摔打了一整个晚上，这点不好的嗜好也变得可爱了很多。
早上五六点钟，送丧的人陆续地来了，三姨最后哭了一场，做了告别。一路上吹吹打打，叩拜了几次，放完了一袋子的炮仗，我们便上车去了公墓。他的那个在最高的位置，下车后我们沿着阶梯往上走，沿途看到其他人的墓碑前放着的年时的各种祭品，在这几天的雨里被浇淋得七零八落，心里又怅然了。他也要在这样的境地里，度过余后的日子了。
唯一的好处是整个过程没有下雨，没有为难为他送行的人。师父们在墓前唱了最后一遍歌，他的一生就真正地宣告结束了。我返身折回，眼前是往下的不断的路，后面传来听不太明白的唱词，想来以后再来的机会很少了，而且就连那条窄巷里的旧房子也被拆掉了，到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一个阿婆，可以告诉我，哪里在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