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三天,沉浸在孔子的故事中,高强度用脑读书写字,直写得如痴如醉,如疯如魔。
人在顺境中,尤其是在掌控权力之后的顺境中,往往会做出过于乐观甚至是错误的研判,认为自己对事物的发展态势可以完全由主观意志掌控。因此,在鲜花怒马的顺境中保持清醒头脑,难能可贵。
处理了历史遗留敏感问题的孔子,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时间在鲁国官场风光无限:国君宠信,权贵尊重,民心敬仰。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出意外,孔子可能成为像管仲、像晏婴、像商鞅一样优秀的官员,杰出的思想家,但他可能无法成为像尧舜禹一样的圣人。
命运是个爱开玩笑的怪物。从父亲第三个小妾所生的尴尬出身,到三岁时孤儿寡母被父亲的正室逐出家门流落街头,连个名分都没有的孔子凭借艰苦的生活和勤奋的学习,终于出人头地,而且,他的仕途太顺了。
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相当于如今的省公安局长兼省委副书记,正厅局级干部。可以说,孔子已经是鲁国的重臣,位高权重,达到人生巅峰。
将鲁昭公的陵墓划归先君祖坟,孔子为鲁国王室挣回巨大颜面。但颜面这事是虚的,权力才是实实在在的。而实际情况是,鲁国的政治实权仍然牢牢掌握在权臣“三桓”手中,有这些人存在,即便是鲁定公再信任孔子,也绝无可能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孔子要想在鲁国有更大的政治作为,必须取得更大的权力,而讽刺的是,这权力并不是国君能够给予的,决定权在权臣“三桓”手中。
孔子想要获取更大的权力,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与“三桓”同流合污,取得信任,让“三桓”出让部分权力,第二是扳倒“三桓”,还权于国君,而他则自然成为国君之外的实际掌权者。
性格即命运啊!刚正不阿,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的性格,最终使孔子做出了人生最错误的重大抉择。
野心勃勃的孔子在酝酿更大政治计划,他要扳倒“三桓”,还权于君。
周王朝进入春秋时期后,天下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
暂且搁置齐楚燕韩赵魏秦的七国争霸,小小的鲁国也乱成一锅粥。
前任国君鲁昭公,在与大贵族势力集团斗争中惨败,被季平子赶出鲁国流亡海外,落了客死他乡,连尸首都没有资格进入先君祖坟的悲惨下场。
继任国君鲁定公也是个窝囊废,面对父亲被羞辱却不得不忍气吞声,面对权臣当政却束手无措,根本没有能力驾驭鲁国政权,鲁国朝政依旧掌控在“三桓”手中。而且,此时的贵族集团比他们的父辈更加变本加厉,在各自的封地上大搞基础建设,筑起坚固高耸的城墙,其规模已经相当于甚至超过了国都曲阜,其中规模最大,也最著名的就是季孙氏的费邑(今山东费县)、孟孙氏的郕邑(今山东宁阳)和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
按照周朝法制,贵族诸侯封地的城墙不得超过18尺,目的为了遏制贵族势力,防范贵族势力做大后造反。但鲁国“三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掌控国家政权,根本不把这条规定放在眼里。
时间停留在这个节点上,公元前498年,孔子酝酿已久的政治计划正式拉开帷幕。
要恢复君权,削弱“三桓”的势力,孔子选择了“堕三都”为突破口。所谓“堕三都”,其实是“隳三都”,就是摧毁,推倒“三桓辖地”都市的城墙。
起初,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季孙斯和叔孙州仇、仲孙何忌想要抑制家臣势力,也支持堕三都。鲁国政局之乱,乱酒乱在这里。鲁国的政权掌控在三桓为主的贵族大夫手中,而贵族大夫的权力又掌控在像阳货这样的家臣手中。
打个现实比方可能更便于读者理解,某省的权力不在省委书记和省长手中,而在实权派的厅局级干部手中,而厅局长也只是傀儡,后面还有人,就是具体办事的县处级干部手中。国君想遏制和削弱大贵族势力,大贵族也想趁机遏制和削弱家臣的势力。
可以说,孔子对鲁国政局进行过深入而精准的研究,对各种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有着科学诊判,他并没有被顺境冲昏头脑。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孔子“隳三都”的行为都是合乎政治逻辑的,在维护君权,遏制大贵族,削弱小贵族,利用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达到互相制衡的目的,进而为自己谋求更大的政治业绩和政治权力,孔子“隳三都”的计划可谓是第二次一石三鸟的绝妙高招。
那么,事实会沿着孔子想象的方向发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