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海军

《周礼》是中国古典的国家政权结构、礼仪典章方式、社会行为规范的标准，其内容极为丰富，是一套完整的国家和社会系统论述,大至天文地理、国家政治，小至沟壑道路、花鸟鱼虫，全书内容包含国家思想、法律典章、政治教育、礼乐兵刑、税赋收支、车马庙宇、祭祀寝陵、官冠服饰、农商工劳、工程技艺、以及各种制度、法规、民族、行为规范等等，无所不包，全书共4万余字，可谓惶惶巨作。其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个方面设置国家行政管理的六宫，天宫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宫主管法律刑罚，冬宫主管建造；在国家礼仪方面，规定国家在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方面的大典，另外在用鼎、乐悬、车骑、服饰、礼玉等方面也都建立了完整的制度，详细到了各种礼器的管理、等级、组成、形制、度数等都有明确的规范。

《周礼》虽然是上古时期最重要的国家典章，但其究竟如何成书、由谁主笔撰写、甚至完成于那个时代都不太清楚。其面世之初是在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秘府所藏的历史典籍的时候才发现此书。此书原名为《周宫》，刘歆认为出自西周官制，但没有明确的证据，先秦所有文献也没有任何对此书的记载，因此，这部皇皇大典的真伪性就成了千古疑案。西汉王朝的儒家经典，如《易》、《诗》、《书》、《礼仪》、《春秋》等都有传承可考，《史记》、《汉书》、《儒林外史》等也都有章可循，唯独《周礼》难觅其源。

如此重要的一部大典，在先秦怎么会没有任何记载呢？其突然出现于西汉宫廷，仅这两点，就让人有理由怀疑其为刘氏父子或者西汉初年其他人的伪作---历史上对这部大作的伪作之论一直都存在，认为其成书于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年间、汉初、王莽伪作等等，归结起来，大体上还是认为成书于周公时期者多，刘歆等认为是由周公亲自主持编写的，清代学者孙诒让人为这是自黄帝、颛顼以来，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有国家法典、历史传承和社会习俗的大集粹，“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周礼正义序》），但都没有充分的证据。笔者认为，这是一部集三皇五帝的经法大成之作可信，但成书于周公时期则不可信。理由就是，如果成书于周公时期，如此浩大的典籍编撰工程，先秦文献中不可能没有任何记载，此必为汉王朝建立后的著作，为后人为建立儒家国家法度和社会习俗而精心编写的，假托周公之名，以使其具有“祖宗之法”的地位。

那么，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提高到周公的年代？二，为什么要制定如此详细、宏大的典章礼仪？

笔者认为，原因并不复杂，就在于“祖宗之法”可以压人。为什么可以压人？因为秦汉王朝已经建立起了从历史传承中寻找建立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依据的思想，换言之，就是“以古建今”，或者说，要实现古人的国家理想；再说的更具体些，那就是要建立一个儒家理想国，因为《周礼》是一部完全按照儒家思想编写的国家体系。

在西周时代，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官员等级和体系，自王（天子）以下，有诸侯、公卿、大夫、士，至于胥吏，各有其职守。但经过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战争，“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当西汉王朝建立后，国家需要重建礼仪典章，因此需要一部指导性的国家大典---从这个角度来看，《周礼》最有可能成书于两个时期，一是汉成帝时期，另一个就是王莽时期。汉成帝时期为西汉王朝已经巩固，需要一部这样的大典；王莽是汉王朝最著名的篡位者，这位僭主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也有人认为，正是他把《周宫》一文改为《周礼》），他希望能为他的新王朝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思想，所以，汉成帝和王莽两个时期是最有伪造《周礼》的。

中国的历史课本也显得很不严肃---自中学起，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以为尧、舜、禹是中国历史的开端，且一定是确定无误的，但是直到成年以后研究历史才赫然发现，原来在商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尧、舜、禹以及夏都只是传说，并不是信史，这不禁让我错愕---作为课本，传说部分怎么也能作为正规的历史教授给学生呢？现在，其实仍有很多人都把尧、舜、禹和夏朝当成中国的正统历史和开端，把夏朝与后来的各个王朝并列，这种把传说和正史混为一谈的做法实令人不能接受。不仅是传说王朝与正统王朝混列在一起，而且部落时期和封建时期的演变确立也含糊不清，如果在街头采访，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准确说出中国究竟是在何时确立的封建制度的。

中国的历史之伪，伪得令人叹息---被很多人引用、参考的历史典籍《尚书》其中多数篇章都是伪造的，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等；只有一少部分是历史遗存，如《康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