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诗案其实就两起。

哦嚯，才两起，不算多啊！

呵呵，就好像天下纷争仅两样东西，一为“名”，一为“利”一样。多乎哉不多也。

北宋的诗案翻来翻去都因为王安石变法。

所以，先要说说王安石——这位被列宁同志赞誉为“世界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虽然列宁同志高度评价王安石，但是在当时他却被称为——拗相公。意思是这个人既直且拧。

王相公为什么要变法？

很简单，一个字——穷！

谁穷？国家穷！

为什么穷？三冗！所谓“三冗”就是——冗兵、冗官、冗费。

宋朝的皇帝最担心的是武将，生怕武将效仿他们的祖先——宋太祖黄袍加身发动军事政变，所以把兵将分离，养兵更戍，结果兵多但不精，而且兵费迭升；同时政府还建立了一套繁复的文官架构，造成体制内人浮于事；再加上帝王好大喜功，又是祥瑞又是封禅，大建楼堂馆所，却一点也拉不动消费，于是就造成了三冗，帝国经济一落千丈。

于是，年轻的神宗皇帝启用王安石变法。变法主要三点——富国法（通过对经济的调控干预来增加国家收入）、强兵法（通过对现有军队的裁弱练强和提升武器装备后勤兵源等的调整来增强军队建设）、取士法（通过开科取士科目的改革以及对太学的管理来提升官僚队伍的优化）。

其实变法政策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变法的执行队伍里混进了不少老鼠屎。上有政策，下有加码，层层盘剥，结果走样。

最后国家的钱多了，老百姓的日子却难了。有些士大夫看到了这些弊端，于是反对变法，而在变法中获得了利益的那些人则极力“拥护”变法。随着皇帝的更迭，政策也出现了摇摆，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新党、旧党。朝堂和江湖所争的焦点也就从变法往人性的丑恶里越走越远。

北宋最著名的几起诗案，就是新旧党争的结果。

第一起——苏东坡的乌台诗案。

苏轼在政治上属于旧党，在变法的当口，自然属于应该整治的对象，于是官越做越小，路越走越远。

有一次，苏东坡要调去湖州任职，临行要写一篇谢恩的折子，所谓专制者打了你一棍子，还要你感激涕零的意思。

可是苏东坡嘴多碎啊，在文末加了这么一句：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结果被抓了小辫子。

小辫子在哪呢？

四个字——新进！生事！

因为在新党编审眼中，“新进”是暗讽新崛起的新党，“生事”则讽刺新党的施政其实就是在瞎胡闹。

——这不是瞎胡闹嘛！

于是，苏轼被打入大牢，还从家里抄出很多呈堂证供——诗歌！

苏东坡是个多产诗人，其诗歌的流传度在当时那可算是顶流啊，这么一来，罪证可以说满天飞啦！

而且，还有不少朝廷命官、山野村夫与他互相唱和、书信往来，这样一来，牵连广大，几乎要以苏轼一己之力掀翻整个大宋文化界啦！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最后连神宗皇帝都看不下去了，不是看不下去苏轼的上刑遭罪，而是株连太多，朝堂为止一空——没人上班了！

于是草草收场，苏轼在无端被羁押半年后贬到黄州任团练去了，被牵连的官员上至驸马下至司马光、秦观、苏辙等人各有惩处。

不过好在苏东坡为人豁达，到了黄州做了两件名垂千古的大事：起了个别号（东坡居士），烧了碗红烧肉（东坡肉）。

十年之后，历史重演，不过这一次却是旧党整新党了。

宋神宗变法，可惜老神命不长，没几年就呜呼了，老神的儿子哲宗继位，不过小哲年纪太轻——才十岁，所以重大决策都要听祖母高太皇太后的。高老太太一上台，就把旧党领袖司马光请了回来。

旧党一得势，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攻倒算。这风云第一刀就砍在了蔡确的头上。

老实说，这个蔡确确实不是东西，他属于新党里仅次于王安石的二号人物，但是他确实靠着察言观色、见风使舵、落进下石、嫉贤妒能上得位。甚至连王安石都参劾过。

于是旧党群起而攻之，蔡确被贬往湖北安陆。

话说安陆城有座车盖亭，蔡确被贬后也学苏东坡“寄情山水”，就去那里游玩，并赋诗十首。

老实说，这些诗真不怎么样，但是毕竟是前宰相的诗作啊，所以流传还是颇广的，结果就出事了。这就好比现在有些名人不检点，跟别人喝酒吃席，说了唱了一些不该说、唱的东西，结果流传了出去一样。

有朝阳籍贯的群众就举报蔡确了，指着十首绝句中的五首，一个字一个字地挑刺，终于罗致了一大堆问题。说他借官场失意影射朝政、讥讽国事、上纲上线。最最要命的是被发现有的诗句影射当今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真是句句恶毒、字字诛心！

最后，蔡确被贬往岭南，并客死他乡。

这就是旧党反攻新党的车盖亭诗案。

不过，高太皇太后没几年也嗝屁了，年轻的宋哲宗终于熬出头，可以亲政了。

他上台后，一改老祖母的守旧政策，立马又改回老爸神宗的革新政策。于是新党再次得失，新的一轮文祸即将上演。

这次轮到苏门弟子——黄庭坚和秦观了。

这次新党的章惇、蔡卞没有从诗词歌赋里挑问题——也许诗案是需要文学功底的，这次直接从《神宗实录》里找毛病，所以这次文祸可以算作“史案”。

新党在黄庭坚、秦观——这些旧党人物修撰的历史书里“找”出来一千多条“妄载历史”、“歪曲事实”、“污蔑朝廷”的记录。

虽然后来经过核实，实际只有三十二条可以商榷，但是铁案已定，翻转无门。于是黄庭坚、秦观被贬官发落。

这也是为什么黄庭坚传世的诗歌很少而书法颇多的原因，因为他知道写诗容易惹祸，写字则可以避祸。

而秦观更是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郴州旅舍，他写下了这样的《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苏东坡读了，老泪纵横，长叹道：

“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不久，秦观果然溘然长逝。

诗案岂止要人命，毁的都是国运！

文 | 云间大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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