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世界，只有两个理性的人存在。一个叫维克多·雨果，另一个叫汉娜·阿伦特。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是否太过决绝，但我此刻清晰的思维告诉我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所在，我本身是一个欠缺理性的男人。

我说雨果之所以理性，是因为那篇《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身为法国人的他，站在世界公民的角度竭尽笔力直面批判与讽刺了英法联军侵华并劫掠烧杀圆明园的强盗行为，丝毫没有半点狭隘的民族主义，文章中饱含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尊敬，盛赞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古老的智慧的艺术结晶，指出“岁月创造的一切都是属于人类的”，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今天我要着重谈谈另一位了不起的理性人类——— 汉娜·阿伦特。

阿伦特生于1906年，原籍德国。早年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她是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1933年纳粹主义席卷整个德国，身为犹太人的她流亡到巴黎，惶惶不可终日。

被送进隔离营那段日子，应该是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每天都与死亡咫尺相邻，看着身边的妇女与儿童一天天在绝望中等待残忍的死亡，那种弥漫到无法再扩散的恐惧几乎让她也随之崩溃！不过她到底是做了上帝的宠儿，1941年她获得了去美国的签证，1951年她成为了美国公民。同年，她所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奠定了她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生活对于她来说是蒸蒸日上的。

就在1960年，这样的恬淡与舒适被打破了。二战中曾在大肆屠杀犹太人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次年在耶路撒冷对其举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特派记者前往耶路撒冷报道该审判。

当艾希曼坐在用玻璃笼罩的被告席中，所有人的眼睛都审视着这个犹太族人的“恶魔” ，眼睛里全是愤怒、仇视与杀戮······面对这样一个被审判的“魔鬼”，他是没有任何机会获取生的可能，但是出于人类对求生欲望的渴求，艾希曼没有放弃一丝一毫的机会。当法官与律师轮番质问他为什么要那么残忍下令用火车将600万犹太民众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用毒气杀死？难道就没有一点良心上的责备与不安吗？当集中营少量的幸存者出庭指控时，有的因为激动泣不成声，更有甚者当庭晕过去······

艾希曼显得有些呆滞、无可奈何的辩解道：“ 我只是一切听命于元首的，我发誓我没有亲手杀害任何一个犹太人”“我的忠诚是我的荣耀”“我有什么办法不执行上级的命令？”

就在审判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阿伦特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用哲学去思考这一问题。艾希曼到底有罪无罪？艾希曼应该得到怎样的惩罚？终于，她得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论点———“平庸无奇的恶”。

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她再次运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来分析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问题在于纳粹通过使用新的“语言规则”来解说他们的反常行为：“灭绝”、“杀掉”、“消灭”都由“最终解决”、“疏散”、“特殊处理”来表达。对于追求观念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

阿伦特还指出，犹太人所遭受的不幸犹太人自己也要负责，犹太人领袖（犹太委员会）直接参与了艾希曼的行为，如果犹太人不听自己组织领袖的话，就不会死那么多犹太人。这一些犀利深刻的观点一夜之间让阿伦特陷入铺天盖地的谩骂声中，整个以色列视她为“纳粹的辩护者”，有人对她说“你对真理的探索带给了你荣耀，但这一次，你要误入歧途了”，更有甚者直接写信给她“纳粹的婊子”！如果说在隔离营是她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之一，那么这一段与“全民族为敌”的时光则是没有之一的黑暗！

阿伦特在一片谴责声中勇敢的走上了大学的演讲台，她习惯性的抽着烟，振振有词的说到：“当《纽约客》委托我……报道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过程时，我做了一个假设。那就是，人们对于一个审判的唯一兴趣点就在于：寻求公平的正义。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为将作出宣判的法庭所面对的……是无法在法典中找到的罪行。而且在纽伦堡大审判之前，我们对于这一类型的罪犯也毫无概念。即便如此，法官还是必须把那个因为自己的行为遭到控诉的阿道夫·艾希曼当做一个人进行裁决。这个审判的对象不是一个‘体系’，不是‘一段历史’，不是什么‘主义’，更不要提什么反犹主义，而就是那么一个人。

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罪犯所引出的问题是，他坚持这些不是自己个人的主观行为。似乎觉得没有人应被惩罚，也没有什么需要被宽恕。他反复再三地抗议，与公诉人所指控的屠杀报告相反，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自主行为。他也没有一丁点儿‘意图’……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他说，他最终做的只是‘遵循命令’。这典型的纳粹借口……让我们明白，在这世界上最极端的恶，其实是无名之辈所犯的。那些被没有动机，没经过思考……没有凶狠的性格或者邪恶念头的人所做之恶。这些人拒绝让自己成为有个性的人类。我在这儿将这一种表现称作‘平庸之恶’。众所周知，我是一个犹太人。大家指责我是一个‘反犹太’的犹太人，替纳粹辩护，藐视自己的同胞。这不是所谓的争论，这是在诽谤！

我不是在为艾希曼辩护，但我的确是想要把这个极其平庸的人与他所做的恐怖行为联系起来。尝试去理解并不等于要宽恕。我有这个责任去理解。每一个有胆量把这个主题拿到报纸上来讨论的人，都有这个责任去理解。自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以来，通常我们把‘思考’……看成是存在于我自己与我之间的无声对话。在拒绝成为一个人的同时，艾希曼也将这一个能够成为真正人类的能力完全地抛弃掉了，这一能力就是‘思考’。因此，他再也不可能带有道德观念了。思考能力的缺乏，使得许多平凡普通的人容许自己做出各种残酷的行为，有些甚至前所未见。没错，我是用哲学方法来考虑这一问题的。是‘思考之风’所得到的结果，不是知识，而是一种能区分对与错、美与丑的能力。然后我希望思考能带给人力量，从而当‘天要下雨’的时候，尽可能地阻止灾难。”

每一个人都想证明汉娜·阿伦特错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真正的错误。邪恶不可能同时即陈腐又激进，只有极端才会构成邪恶，而绝不是激进。只有好的事物才会既伟大又激进。

如果现实总能够回归于理性，让理性去审判罪恶、愚昧、良知甚至人性，那么是否真的如阿伦特所期望的的那样“尽可能的阻止灾难”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