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文运即国运，文脉即国脉。对具有强烈文化传承的中国来说，确实如此，特别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文化，对中国更是影响深远，直到现在，即使你不完全承认它，它也在悄无声息的、却又显性的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举止、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诸子百家思想，奠定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基因，以后不过是对其注解罢了，就如柏拉图之于西方哲学。自两汉以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朝廷采纳后，儒家文化基本上占据主流，主导着随后各个正统朝代，未曾受到颠覆式的挑战。
不过，中原文化劫难也不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危害无法估量，对于先秦诸子思想，我们现在看到的，与真实的，可能大相径庭，这是其一。其二，后人的改造、演绎，也使很多思想失去原味，如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最后沦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其三，改朝换代，大乱之世，中原文化的传承同样受到严重威胁，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公元280年，司马炎灭掉东吴，西晋统一全国。但“一槽不容二马”，没过多久，“八王之乱”爆发，西晋元气大伤，开启了“五胡乱华”模式。304年，南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起兵，建立汉赵政权。随后“永嘉之乱”爆发，311年，刘渊之子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攻破洛阳。316年， 刘曜又攻入长安，西晋灭亡，中国北方进入战乱不休的“五胡十六国”时期。
洛阳和长安两个古都陷落，也标志着中原文化主体的陷落。以世家大族为主建立起的西晋王朝，面临着生存和死亡的选择。中原文化何去何从，也同样面临选择。
历史最终的选择是：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一等世家大族，南都黄河，来到长江流域，辅佐司马家族建立东晋王朝，史称“衣冠南渡”。河东裴佗、太原王睿、陈留江式、广平程骏等书香名门，西渡黄河，避地凉州，家学相传未断，造就“河西文化”，或可称为“文化西传”。
公元317年，世家大族琅琊王氏扶助司马邺在建立东晋王朝，定都建康。东晋门阀政治达到顶峰，文化上传承了魏晋玄学的基因，清谈、饮酒、长啸，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寻找精神解脱，即所谓“魏晋风骨”。道家思想得到了极大发展，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谢灵运、陶渊明的诗，无不体现着天人合一的道家美学思想。
“文化西传”却有另外一番风景，儒学得到繁荣发展。
五凉政权中，除前凉、西凉外，皆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所建。与东晋王朝不同，五凉统治者大多重视文化建设，重视经史、提倡儒学、尊崇佛教、擢拔士人。如前凉张轨，深通经义，"家世孝廉，以儒学显"，其子张寔"学尚明察，敬贤爱士" ，张骏"十岁能属文"。西凉李暠自幼尚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述志赋”流传至今。
另外，河西当地也有很多世家望族，家学渊源，如宋纤、张湛、宗钦、段承根、阐驷，刘号、赵柔、索敞、阴仲达等人，都是河西名门后裔。他们自祖父辈起就知名河西，深受家族儒学熏陶濡染，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显示出河西家世之学的传统与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郭瑀“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刘炳“德冠前世，蔚为儒宗”为代表的大儒，在马蹄山、林松薤谷收徒授课，继续着汉文化、儒家文化的辉煌，使得在战乱年间得以保全甚至获得了更高一级的发展。
在以郭荷三代师徒为代表的外来学者,以宋纤、阴仲达为代表的当地学者，以张轨李暠为代表推崇儒学的君主的努力下，河西儒学异常繁荣，文化得以保全发展，创造出“河西文化”。
两千年后，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将河西文化作为隋唐文化的源头：“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起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北魏时期，河西文化东渐，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并列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之一，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