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面对“自我革命”这个略显生远的命题，我竟有些不知所措。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当我沉默着，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又感到空虚。”该如何下笔呢，面对“自我”和“革命”这两个似乎风牛马不相及的概念，我们将如何进行思考？我们将如何进行融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这个命题最重要的东西。
我想起浩荡岁月里那些被冠以“革命”头衔的伟大事业：商鞅变法，百日维新，乃至更为激烈疯狂的红五月、嬉皮士潮流，它们最终都指向了“新”字。想来“自我革命”大抵也亦如此。然而，革命之“新”是否只意味着对过往的反叛？那些似乎存在于每个人脑中的，对未来泛泛的架构与想象是否也属于这个范畴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让我想起阿尔贝•加缪，那个永远激情澎湃的少年。他一定是革命的。二战后百废待兴的世界，充斥着战争遗留的哀伤与森寂。独属于灰色时代的倦怠也影响着文学创作的大潮。“新文学主义”此时正大行其道，打着“呈现事物本身”的旗号消解意义，从而逃避自我。而加缪却明确的提出“荒诞”是世界的本质，而人们所需要做的是反抗，是积极的斗争。
由此我对自我革命下了一个定义 。他所建立的并不是绝对的“新”，而是建立在审视基础上的进步性的推翻与颠覆，并最终归结为思想上的永恒攀登。但它并不止步于此。中国近代史上与加缪最为相像的，大概是新文化运动中那些或慷慨激进、或深刻立世的文人了。事实上，他们的自我革命是高于加缪的。加缪的出发与终止，都落脚于个人的生命意义，而民国浪潮中的诸位大师，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家国大义，着眼于民族觉醒，着眼于救亡图存。从文学革命起，他们革自我的命，革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至百年五四时，他们革起群众的命，最终革国家之命。其影响之深远之广大，更不必言说。从小我到大我，从个人到家国，自我革命最终的立足点，恰恰在此。
那么，自我革命之于今日，又有何实现意义呢？时代早已历经了应有的沉淀，百年之前那般的浩大声势已不能成为我们的注意之所在。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我们真正需要汲取的是前辈在自我革命对于光明的不断求索，对积极意义的不断探寻。以之为本，我们也才能够承袭先人之风，在不同的时代之下，完成同样深刻的自我革命。
就与这自我革命的火光相看两不厌，生生不息中，万家灯火亦如山河天地，敞亮无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