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疫情肆虐的假期，再一次读完了《白雪乌鸦》。

这是第二次读这本书，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本书就显得格外应景。

放假之前，一个人戴着口罩走在街上，天空灰蒙蒙的，两侧的高楼夹出的街道比平时空旷了许多，一是年关临近，二是疫情迫使许多人取消了外出计划。街面上仅有的几个行人，脸上也被口罩遮挡得严严实实，行色匆匆。这样的画面，仿佛某本科幻小说中，被生化病毒侵袭的城市。抬头望着似乎蒙了一层灰尘的天空，突然怀念起几天前的晴朗。

天空，什么时候才会恢复应有的蓝色呢？

1910年冬季的哈尔滨，身处那场鼠疫中的人们，也是这样想的吧？

那个时候的人们，大概要比我们面临更深的恐惧。与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要更匮乏知识和必要的物资，而吞噬着他们生命的，是比一般的腺鼠疫要更加烈性的肺鼠疫。于是在书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角色被鼠疫夺去生命，无论是善是恶。作为站在书外的世界看着他们的我，只觉得深深的无力。在《封灶》里，看到喜岁跳上隔离疑似患者的车厢，我知道等待着他是什么样的命运，但是却没有办法挽救那样的结局。回到现实中，看着每天攀升的感染新冠肺炎患者数字，好像也能够理解医官伍连德内心的悲痛。

但是值得关注的，除了傅家甸人民在鼠疫中的苦痛，还有蕴藏在这苦痛背后的人情，即使瘟疫肆虐，在傅家甸，埠头区，和新城区这片地界上，人情依然没有消失。这些人情可能是温情，是秦八碗为母殉葬的孝道，是傅百川的仁义；可能是浪漫，是傅百川对于晴秀的微妙情愫，是陈雪卿的忠贞；也可能是无奈，是王春申与几个女人和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也可能是辛酸，是翟役生不堪回首的过往......灾难席卷而来的时候，人间从来不会是安静的，人与人的故事，始终在演绎着。只是鼠疫这个背景，让这些不同的人情，呈现出了更加鲜明的色彩。而1910年与1911年的交界，正是清王朝的末路时期，在小说中，我们也发现了中国同盟会的影子。事实上，那个时候的哈尔滨，应该是重叠了鼠疫和革命前夜的双重背景，而那个时候的人民，情绪恐怕要比书中写的要更为复杂一点。但是大体上，鼠疫的恐怖还是占据了主导。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伍连德一系列有效的防疫措施，最终鼠疫在哈尔滨得到有效的遏制，最终彻底被消灭。那个时候，傅家甸也终于熬过了寒冬，迎来了春天，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确实想要长舒一口气，为那里的人终于不再受鼠疫的折磨而欣喜。我好像看到了电视广告里才有的画面，一副黑白的图景逐渐恢复了原有的色彩。然而鼠疫走了，并不意味着生活就此舒眉开眼，于是我们看到傅百川的生意最终还是没有东山再起，他留给于晴秀的，也不过是个落寞的背影。翟役生也还是丢失了他的宝贝，失魂落魄地苟活着。以前读书也好，看电影也好，总是期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现在觉得，这才是一个最现实的结局——它不是幸福的，也不是不幸的，它只是在继续。王春申最后带着对谢尼科娃的怀念，重新驾着马车走了他曾经拉着谢尼科娃走过的路线，在钟表店里，在那些坏掉的时间里，他看见了谢尼科娃青春的脸。从一场噩梦中走出来，再回首看去，那场噩梦中的时间是崩坏的，也是停滞的。现在，这段时间裹挟着牺牲者和我们珍爱的事物滚滚而去，留下幸存者在原地怅然若失，但是王春申接下来又能怎样呢？总是要活下去的。

此刻的我们，依然为新冠肺炎病毒所困。我们看着每日的新增病例，政府和组织防疫不力，我们恐惧，悲伤和愤怒。但是不可忘记的是，我们始终是生活的主角，那些带着人情的故事，我们还要主演。生活，始终在继续，始终要继续。正如迟子建在后记中说，“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日常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我们抬头仰着晦暗的天空，也要记得与身边的人相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