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CC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中国人都渴望生男孩。
从古至今民间都流传着许多生男孩的秘方，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更让中国父母都希望抓住仅有的一两次机会生出男孩。直到今天，开放二胎了，依然有“ayawawa”这种坐拥百万粉丝的网红在网络上教人生男孩，收智商税。
中国人为了生男孩，究竟有多努力，有多变态，你知道吗？
民间秘方统统无效
要说到生男孩的民间秘方，首当其冲的便是“清宫表”。
这张表格曾一度在网上热传，它由横竖两部分组成，竖坐标表示怀孕时孕妇的虚岁年龄，横坐标表示怀孕时的农历月份。据说只要横竖一对照，就能看到胎儿的性别。比如，一个虚岁为28岁的女性在4月受孕，那么胎儿的性别就是女。如果要生男孩，就可以选择在3月受孕。
“清宫表”不仅是古人智慧的结晶，还集合了民间医学、五行、阴阳、八卦等“民科”领域。但它背后的逻辑一推就倒。
“清宫表”的推算逻辑其实来自一句顺口溜：“七七四十九，问娘何月有？除去母年庚，再加一十九。是男逢单数，是女变成双”。即便这个“清宫表”真是在皇陵里被发现的，但在那个连排卵期都无法精确计算的时代，怎么能指望用几句顺口溜就把胎儿性别告诉你呢？
为了验证“清宫表”的科学性，郭晋敏等学者花了一年时间跟踪了107位产妇，再对比“清宫表”，发现不管孕妇年龄和怀孕的月份，它的准确率都在36.6%至66.7%之间。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胎儿只有两种性别，这个概率基本上等于瞎蒙，和扔硬币猜正反面没什么区别。
“清宫表”虽然忽悠的人多，只能算低段位的忽悠手段。比“清宫表”这类把戏高级一点的，就需要借助现代医学包装出来的“科学秘方”。
前段时间，怀孕的谢娜在微博晒麻辣牛肉干，网友高呼“酸儿辣女，是女儿！”“酸儿辣女”，你一定听说过：如果孕妇爱吃酸，那就是男孩，爱吃辣，那就是女孩。
后来被人以讹传讹，让人误以为怀孕期间多吃酸就能生小子，多吃辣就能生姑娘。无论哪一种用法，“酸儿辣女”都没有实锤的依据。
其实怀孕期间，女性喜欢吃重口味的东西属于正常的妊娠反应。我们都知道，确认怀孕前都要做检测，测的就是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一种胎盘会分泌的激素。
HCG这种激素会抑制胃酸的分泌，胃酸是帮助我们消化的，胃酸没了，就会出现最常见的孕吐。这时候孕妇吃点酸的，能帮助恢复消化功能，跟孩子性别没有半毛钱关系。
如果“酸男辣女”的结论成立，那么怀男孩的孕妇应该更爱吃酸，爱吃酸的孕妇也更容易生男孩。然而，布朗大学的一项研究却实力打脸了：怀女孩的孕妇HCG水平会高于怀男孩的孕妇，也就是说生女孩的孕妇可能更想吃酸的。
不过这也不能反推出“吃酸生女孩”的结论，或许人家可以忍一忍不吃了呢？只能说每个人的饮食习惯和身体条件有太多随机因素，不能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备孕原则。
除此之外，还有人秉持“啪啪啪”决定论，认为两人行房的体位和感受能影响胎儿性别。比如，有观点认为女性采取“女上位”的姿势更容易生男孩，还有人认为女性获得高潮后受孕更容易生女孩等等。那么，如果女性在“女上位”时获得了高潮呢？
生男生女全凭孕气
2016年，43岁的夏月婵生下了第8个女儿。15年来，仅仅为了求一个男孩，夏月婵一次次冒险怀孕，但天不遂人愿，每次生下的都是女儿。算上王忠馗和前妻生的一个女儿，现在他们家共有9朵金花。
或许在你身边，也见过夏月蝉这样的中国家庭，为了生儿子，一连生五六个姐姐。为什么有些家里连生几胎都是男孩或女孩？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婴儿的性别？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学生物课本里的知识。
作为哺乳动物的我们，后代的性别是由遗传物质中的性染色体决定，而不像某些海龟或鳄鱼那样，性别由天气和温度决定，显得比较随机。
我们的性别是由第23对染色体决定的，分别来自父亲（XY）和母亲（XX），男方提供X染色体，生出女孩，提供Y染色体，生出男孩。说白了，决定我们性别的是父亲，而不像鸟类，决定后代性别的是雌鸟。如果你不是个鸟人，就别把生女儿的“锅”丢在老婆或媳妇身上。
在受孕怀胎的前几个礼拜，胎儿可以说是无性别的，性腺分化成睾丸和卵巢的概率是均等的，孕妇生下男孩和女孩的概率应该都是50%。
然而在现实中，这种“自然的”平衡却很难实现。全球除了哈萨克斯坦和瑙鲁两个国家外，其余所有国家的男婴都会稍多于女婴。目前，全球男女比例均值则为107比100，这还不考虑男胎儿更容易因病死于腹中这一自然特征。
除了因战争、选择性流产等社会性因素导致的偏差，是不是还有别的因素影响胎儿性别呢？既然生男生女的决定性因素是遗传物质，那么孕期环境、受孕条件会不会影响胎儿的性别呢？
首先，环境确实会影响胎儿的性别，但放在个体身上没有参考意义。
伯克利大学的专家拉尔夫·卡塔拉诺(Ralph Catalano)经过研究后发现，环境温度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变性别比例。他甚至得出“气温每升高1度就将多出生1000名男孩”的结论。
也许这是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男人少的原因之一，但对于个体来说，这样的结论正好说明了胎儿性别的随机性。
其次，受孕条件也会成为影响胎儿性别的因素之一，但只是“之一”而已，当许多类似的“之一”放在一起的时候，胎儿性别就不为人所控制。比如：
精子中携带Y性染色体的精子通常比携带X性染色体的精子多1.5倍左右——男孩！
生女孩的X性染色体精子更能抵抗阴道内的酸性环境，生命力更持久——女孩！
让我们再回到上文生了8个女儿的夏月蝉。生几胎都是女孩，说明丈夫交给妻子的精子里绝大多数都携带X性染色体。有的男性可能就是某种性染色体比较活跃，这是你的遗传特性，不仅你这样，你的父亲、祖父乃至未来的儿子都有可能遗传这一特征，放弃吧，这不是吃点“灵丹妙药”就能转变的。
但这样的推论完全建立在理想条件下，排除其他内外因素，谁又能精准测量那次让你中奖的XY染色体数量比例呢？
总之，决定胎儿性别的直接因素是父亲的遗传物质，孕期环境和受孕条件确实会影响胎儿性别，但这种影响是复杂而随机的，对个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作为个人，也不要试图操纵不可控的因素，或者改变随机变量，没用的。打个比方，为了让妻子生儿子的几率提高千分之一而把家里空调温度调高一度，万一妻子的身体因此承受更大的负担和压力而生下女孩呢？毕竟还有其它研究成果表明，身体负担大的孕妇更容易生女孩。
女婴的残酷物语
民间秘方不管用，大家心知肚明，科学告诉我们，生男生女其实是随机的。那生不出男孩怎么办？
一直生，上文提到的“为了一个男孩，连生五六个姐姐”的情况非常普遍。生这么多，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养不起啊。怎么解决？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个恐怖的答案。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其他明清时期拜访中国的传教士一样，遍历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发现杀女婴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目睹过新生儿被扔进垃圾堆、溺死河里的惨状。
1844年，传教士大卫·阿比尔(David Abeel)在报告中写道，至少1/4甚至1/3的女孩子在生下来后就被杀死了；而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在江西的传教士在日记中记载了婴孩生下来几天就被公开杀害的场景，“路过的人无视孩子的尖叫”。
正是利玛窦、士大卫·阿比尔这些多嘴的传教士，杀婴才变成了一个“问题”。
就连英国小说家毛姆都知道过去中国的溺婴现象很普遍。年近中年时毛姆游历中国，在长江沿线的某个地方，看到了一种叫“婴儿塔”的建筑。伫立在荒郊野地的“婴儿塔”，女婴和先天有残疾的弃婴在塔里自生自灭。
残酷地说，婴儿塔为贫困人口提供了一种既体面又实效的杀婴途径。婴儿不再被扔到河里或者城墙根，只需花几文钱就能在“婴儿塔”里买到一个小笼子，从而起到了棺材的作用。
现如今，尽管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偶有悲剧重演。据《人民法院报》报道，2016年底，江苏省南通市一名叫张爱芬的老太太因儿媳生的两胎都是女儿，愤而将新出生刚四天的女儿杀死。令人气愤的是，凶手全家都对杀婴的行为“表示了谅解”，“邻里多人向法院联名请求对她从宽处罚”。
残忍的杀婴行为已不多见，但2016年末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男性已经比女性多出了3359万人。3000多万妇女为什么失踪了？
变化其实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限制了生育，很多渴望儿子的家庭只有一次机会，怎样确保一次就能生儿子？
80年代开始普及的B超技术让中国父母如获至宝。2014年，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玉宇与几位学者测算，整个80年代，中国各省出生性别比失衡里头有40%-50%都是B超的贡献，得知怀的是女孩，就提前堕胎堕掉。
80年代初每100名女婴出生就有108名男婴出生，只比自然水平略高。到2005年已经飙升到126人，其中安徽、湖南、海南、广东四省是重灾区，性别比例均超130。
这还是头胎的情况，而最惊人的数据是二胎。就全国平均数值来看，二胎婴儿性别比高达146，其中九个省份甚至超过160。
这“天赋异禀”生男孩的能力，并不是民间秘方奏效了，是无数胎死腹中的小女孩换来了她们的弟弟。
这么多男孩，以后都要打光棍吗？可能很多人看过全国各地“天价彩礼价目表”，谈论过现今要结婚，男方必须花几百万买套房。一时间，或许你也产生了“妇女翻身得解放”的幻觉，以为大家都开始想生女儿了，儿子没人要了。
事实截然相反。在今天，生儿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在国内一项有关“性别偏好”(gender preference)的人口学调查研究中，无论男女，都更愿意生男孩。想生男孩的男生比想生女孩的女生多26.6%，想生男孩的女生也比想生女孩的女生多16.35%。
而且这种性别偏好，在不同收入和教育水平的人群中都出现了，想生男孩的人总比女孩的多21%-22%，而且有35%-40%的人至今依然认为传宗接代是生育的首要目的。
可以预见的是，“生儿子”将持续剥削中国女性的身体，甚至剥夺你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直到你恐婚恐育、被迫丁克。
参考资料
[1] Chu, Junhong (2001). "Prenatal Sex Determination and Sex-Selective Abortion in Rural Central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7, Issue 2: 259-281.
[2] CIA (2016). The World Factbook.
[3] Crook, David (2003).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 London: Routledge.
[4] Graaf Mia (2014). “Advert for DIY 'gender prediction' test promising to tell sex of baby at just six weeks is banned - because it can't," in Mail Online, 19 March.
[5] Haning RV et al (1989). “Effects of fetal sex and dexamethasone on preterm maternal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progesterone, estrone, estradiol, and estriol.” In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161: 1549-1553.
[6] Harrison, Henrietta (2008). "A penny for the little Chinese: The French Holy Childhood Association in China, 1843–1951".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 (1): 72–92.
[7] Jhally, Sut (2010). The Codes of Gender.
[8] Jimmerson, Julie (1990). "Female Infanticide in China: An Examination of Cultural and Legal Norms." in Pacific Basin Law Journal, Vol. 8, No. 1: 47-79.
[9] Johnson, Kay Ann (1985).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0] Mungello, D. E. (2012).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1] Milner, Larry (2000). Hardness of Heart/hardness of Life: The Stain of Human Infanticid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2] Navara KJ (2009). "Humans at tropical latitudes produce more females." in Biol. Lett. 5 (4): 524–7.
[13] NRK (2011). The Gender Equality Paradox.
[14] Schutkowski, Holger (1993). "Sex Determination of Infant and Juvenile Skeletons: I. Morphognostic Feature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 90, Issue 2: 199-205.
[15] Sen, Amartya (2003). "Missing Women: Reduction in Female Mortality Has Been Counterbalanced by Sex Selective Abortions," in BMJ, Dec 6; No. 327, Vol. 7427: 1297-1298.
[16] Spence, Jonathan (1985).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London: Penguin Books.
[17] Wolf, Arthur and Chieh-Shang Huang (1980).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8] Zhu, Weixing, Li Lu and Therese Hesketh (2009). "China's Excess Males, Sex Selective Abortion, and One Child Policy: Analysis of Data From 2005 National Intercensus Survey," in BMJ, 338: b1211.
[19] 陈胜利，张世琨：《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2002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
[20] 杜俊平等：《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对生育观念的影响研究——基于内蒙古的调研数据》，《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5，28（6）：123-128.
[21] 郭晋敏等：《“清宫表”预测胎儿性别的能力分析》，《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7，34（1）：101-103.
[22] 靳小怡等：《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人口学刊》，2013，35（3）：15-24.
[23] 刘畅：《生男生女？比“清宫表”更实操》，《父母世界》，2015（11）：144-145.
[24] 莫丽霞：《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性别偏好研究》，《人口研究》，2005，29（2）：62-68.
[25] 韦冬梅等：《农村居民生育性别偏好观调查研究报告》，《经济研究导刊》，2013（1）：49-51.
[26] 吴巍巍：《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福建社会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
[27] 智研咨询：《2017年中国男女人口比例现状分析及未来五年发展趋势预测》，2017.
[28] 智研咨询：《2017-2022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市场研究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