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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鸡起舞的刘琨当年在山西抗击胡人的时候,手下有个叫温峤的怪才。这个家伙有趣有腔调,有才有谋略,更有搞笑天赋,是个出了名的段子手。司马睿打算称帝的时候,刘琨派他到江东劝进,司马睿一见面就很稀罕他,把他留在身边当了个大官,没有让他再回去。
有一次,他到同事桓彝家里做客,见到了桓彝不到一岁的儿子,逗弄了一会儿这个小婴儿,他对桓彝说:“这个孩子骨骼不凡,你让他哭几声我听听。”
碰到这样的请求,换成当妈的可能不愿意,当爹的就不一样了,要不说不能让当爹的带孩子。桓彝很配合,不知道用了啥办法,让这孩子哭了几声。温峤一听哭声就乐了,“这小东西了不起,英才降世。”
温峤是名人,自己的儿子被名人这样夸,桓彝很高兴,于是从温峤的名字里取了一个“温”字,给孩子命名为桓温。
温峤是在桓温17岁那一年去世的,史书并没有他们在这17年里的交往记录,只是说桓温从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还说当年在北方独力抗敌的孤胆英雄刘琨是他的精神偶像。温峤曾经追随刘琨多年,是一部行走的刘琨影像资料纪念集,如果猜测不那么离谱的话,桓温崇拜刘琨的这个细节似乎说明,温峤在他的人生中或多或少起过精神导师的作用。
桓温15岁的时候,东晋发生了一次叛乱,元凶是祖逖的老弟祖约和一个叫苏峻的人。桓彝很不幸地成了这次动乱的牺牲品,被苏峻的手下韩晃和江播杀死了。不久,叛乱被平定——祖约率领族人逃奔石勒,被石勒灭门;苏峻在人马沸腾的战场上被剁了脑袋;韩晃是个神箭手,负隅顽抗到最后一刻,背着两个箭囊嗖嗖射,射死了一大片人,直到箭用尽了才被杀死。可是,还有一个人活着——江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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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彝在世的时候,桓家的家境还是不错的,最起码维持温饱没有什么问题;桓彝一死,桓家的家境很快一落千丈,连饭都吃不饱。
有一次,桓温的母亲得了重病,想吃点儿羊肉,可是家里穷,买不起,桓温没办法,只好把老弟桓冲典当给羊老板。幸亏这个羊老板是好人,没有趁火打劫,不但送给了桓温一头羊,还收养了桓冲。(桓冲发达之后,某次外出打猎,碰巧见到了羊老板,给予厚报。)
桓温有一股执拗和敢于冒险的劲头,这在他早年时代就有流露。穷困潦倒的那段岁月里,他经常参与博彩活动,可惜他技术不精,经常输得连裤子都没了,即使如此,他依然是彩票厅的常客,经常能在烟雾缭绕的彩票厅里看见他不屈的英姿。
不过,沉溺于博彩并没有影响他的复仇决心。桓彝死后,他立誓要报仇,苦练格斗术,就连晚上睡觉也枕着武器。18岁的时候,他去报仇了,这时候江播已死,他的三个儿子正在坟墓边筑庐守孝。在桓温动手以前,江播的三个儿子早已做好准备,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一把杖中剑。就像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桥段——越是用奇门兵刃的越是死得早,江播的三个儿子就是如此。报仇当天,桓温谎称是来吊丧的,进入墓庐,一打照面就干掉了江播的长子;另外两个见势不妙,觉得自己打不过桓温,拔腿就跑,桓温穷追不舍,一刀一个,三下五除二就报了大仇。
如果拍成电影,这个段落很像杜琪峰或者北野武电影里的冷酷杀手,干脆利落,话不多,一出手就是血浆乱飞。可惜司马迁之后,再没有人给刺客立传,否则桓温也可以成为传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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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刺杀事件,桓温声名鹊起,成为轰动一时的谈资,他可能就是因此得到了皇帝司马衍的接见,娶到了司马衍的姐姐,并由此开始进入仕途。
东晋是一个很奇葩的朝代,用人讲究出身,士族门阀拥有优先录用以及优先重用的特权,他们崇尚玄学清谈,厌恶案牍劳形,明明居庙堂之高,职责所在是处理国家大事,却喜欢温文尔雅地谈论怎么逍遥遁世。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最大的光荣莫过于慢条斯理地在庙堂上讨论老庄,至于征战杀伐、开疆拓土,那都是粗手笨脚的糙汉子干的事,比如说后来大名鼎鼎的北府军统帅刘牢之,就被出身名门大族的王恭多次嘲弄奚落,结果刘牢之被惹毛,杀了一个回马枪,把王恭捅得四脚朝天。
桓温虽然也是士族出身,但是士族是分等级的,他的出身只是低级士族,这样的出身几乎没有站在庙堂上谈论老庄玄学的的资格。他从少年时代就有安邦定国的大志,梦想成为偶像刘琨那样的栋梁之才,在他看来,西晋帝国之所以退缩江东 ,半壁沦陷,就是被朝堂上那些神神叨叨的哲学家害的,要想建功立业,就得往沙场上跑,让他天天在朝堂上无所事事地张口老子闭口庄子,也是对他的折磨。所以,从进入仕途直到32岁,他主要在军界活动,这也是就业环境和个人志向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双向选择。
这十几年里,他做过大事,也做过小事。大事就是曾经参与过庾翼主持的北伐,踊跃地担任前锋;小事就是出任琅琊长官的时候,种过一棵有故事的小树。
4
桓温33岁那一年的7月,荆州长官庾翼去世。
荆州是东晋的边防重镇,所处的位置很微妙,既是扼制外敌的锁钥,也是东晋帝国的七寸,是锁钥还是七寸,就取决于它落在什么人手里。如果你对朝廷忠心耿耿,那么你可以在这里尽忠职守,防御边疆;如果你不安分,那么你可以率军顺江而下,直捣东晋国都。所以,对于皇帝,这里就是一个紧箍咒,自东晋立国,高级士族很看重荆州,想方设法把它变成自己的地盘,以此来震慑皇帝——你要听话,听话就保护你,不听话就灭了你。
庾家是钟鸣鼎食的大家族,庾翼经营荆州长达10年,为了给儿子铺路,早就做了充分准备,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安排的都是庾家人。临终前,他给朝廷上了个折子,推荐自己的儿子为接班人,折子刚发出去,他就去世了。看起来,他的儿子出任荆州长官是水到渠成的。可是,就在他去世当月,他的部下发动了一次叛乱,荆州局势一时间动荡不安,荆州长官的人选问题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几经商议,皇帝与其他意图借机压制庾家势力的世家大族达成妥协,决定推翻庾翼规划好的剧本,改派桓温为荆州长官。
桓温是个空降兵,刚到荆州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支持者,只能沿用庾翼的班底。庾翼生前和他是知己好友,对他极为赏识,曾经劝说皇帝重用他,两人还曾经有过一次共同北伐的共事经历。所以,庾翼的班底在心理上对故主的好友并不排斥。对于桓温,这就相当于开了一个好头。
庾翼治理荆州以法为主,施政刚猛,桓温反其道而行之,施政宽和,安抚民生,稳定人心,经过短短一年多的治理就控制了荆州,并且成功地做了一个嫁接手术,把庾翼的班底变成了自己的臂膀,为讨伐成汉帝国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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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桓温把荆州治理得条条有理的时候,成汉帝国正在拼命作死,搞得民不聊生。出任荆州长官第二年的某天,桓温召集部下开了个会,商讨西征成汉帝国事宜。他刚把问题抛出来,大多数人就表示反对。
长期以来,东晋承受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于北方的后赵和西部的成汉,两国当中,又以石虎的后赵最为难缠。对于凶猛的石虎,东晋采取的是据守长江天险的防御策略,然而长江天险并不能让东晋高枕无忧——这道天堑不完全属于东晋,还有一部分属于成汉。成汉帝国占据的巴蜀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如果能把这块肥肉吞下,既可以增加财源、开疆拓土,又可以巩固长江天堑,况且此时的成汉帝国已经气数将尽,正是下手的好时机!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多数人却反对桓温的西征提议呢?
他们的反对是有理由的。当时,后赵与前凉剑拔弩张,但是局势还不明朗,难以确定他们之间的军事对峙是否会上升为真正的军事冲突。如果真的打起来,受到前凉牵制的后赵无暇南顾,这当然可以为西征创造有利条件,可问题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打起来,如果这时候冒然西征,后赵趁机南下,那可就危险了。
当会议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叫袁乔的谋士站出来了,坚决支持西征。他说,成汉已经气息奄奄,只是凭借山河之险才得以苟安,如果我们出动精兵万人,秘密火速西进,就可以打得它措手不及。这是一次远征,即使后赵知道消息,也必然会以为我们是做了完全准备才出发的,没有搞清楚情况之前绝不敢轻举妄动,只要我们打得够快,打出这个时间差,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桓温深以为然,马上征调兵马,然后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荆州与东晋的国都建康相隔千里,信使来往需要时间,朝廷开会讨论更需要时间,万一他们开会开得没完没了,后赵捷足先登,抢先占据成汉,那可就真的完蛋了。因此,不等朝廷的批复下来,桓温就出发了。接到这份先斩后奏的折子,东晋朝廷大惊,鸡皮疙瘩果然乒里哐啷落了一地。
从离开荆州到进入成汉帝国境内,西征军在路上走了3个月,虽然只有大概1万人,连一个中型体育场都装不满,可是聚集在一起还是很惹眼的。不知道是掉以轻心,觉得这1万人搞不了多大的事,还是因为情报系统瘫痪,一无所知,这3个月里,成汉帝国居然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进入敌国境内之后,桓温立刻马不停蹄地狂飙突进,直捣成汉的心脏——成都,锋芒锐不可当。在成都附近,困兽犹斗的成汉终于发动了一次猛烈的反击,西征军抵挡不住,流露出明显的败退迹象,桓温也觉得形势不妙,命令鼓吏击鼓撤退。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个鼓吏是个马虎鬼,把撤退鼓打成了进攻鼓,西征军见不能后退,拼死力战,竟然奇迹般地打败了成汉军队,然后一鼓作气,进驻成都,消灭了成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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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建国以来,消灭成汉是前所未有的大捷,然而,在遥远的建康,东晋朝廷却弥漫着浓郁的忧虑情绪,几乎没有庆祝胜利的好心情,阴暗的宫廷里全是紧锁的眉头和阴沉的脸色。很多人都在窃窃私语:桓温会不会居功自傲,进而产生不臣之心呢?
为了防患于未然,朝廷延请名士殷浩出山,意图凭借他的声望和才干牵制桓温。殷浩是桓温的发小,出山之前是个隐士,被时人誉为管仲、诸葛亮。事实上,他只是玄学造诣精深而已,并没有匡扶时势的能力,他制衡桓温的方式既古老又腐朽,那就是曾经在历史上被无数人用过的结党倾轧,这非但于事无补,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桓温与朝廷之间的矛盾。为了调解桓温与殷浩的敌意,大书法家王羲之多次笔走龙蛇,给殷浩写过一份份字迹优美的书信,希望他以大局为重,但是殷浩置若罔闻。
对于朝廷的猜忌和殷浩的制衡,桓温的应对方式既狡黠又明智: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拒绝把治下各州的士兵和钱粮交给朝廷调拨分配,但是表面上依然对朝廷表示恭顺和臣服。
桓温37岁那一年的4月,后赵帝国皇帝石虎去世,他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皇位大动干戈。桓温认为这是北伐的好时机,赶快上书朝廷,请求北伐,并询问北伐的路线应该选择水路还是陆路。与上一次讨伐成汉帝国如出一辙的是,他在上书之前就做好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与上一次不同的是,上书之后他没有马上出发,而是在等待朝廷的批复。或许,他这样做是在为上一次的自作主张而委婉地向朝廷道歉吧。
时间一天天过去,批复一直没有下来,朝廷却在这一年的7月派遣褚裒(pou)出师北伐。褚裒初战不利,损兵折将,不久就引兵撤退,而朝廷只是给了他一些象征性的处罚。在他撤退之前,北方20万流离失所的灾民南下,希望能得到东晋朝廷的接应,因为他的猝然撤退,这20万灾民进退失据,遭到鲜卑人和氐人的劫掠屠杀,在南迁途中几乎全部死亡。褚裒羞惭无地,于次年年初病逝,而朝廷并无责备之意,仍然让他享尽哀荣。
在此期间,桓温曾多次上书,请求北伐,朝廷却一直不予回应。褚裒北伐失败之后,按捺不住的桓温终于率军出动,不过不是向北进军,而是顺江东进,进驻武昌。这个具有威胁意味的请命姿态使朝廷极为震骇,胆战心惊的殷浩无力应对,甚至表示自己愿意下野,退出政坛。朝廷驳回了殷浩的辞职申请,硬着头皮给桓温写了一封信,说此前不同意他北伐,是因为北伐是牵动全国的大事,需要从长计议,不能操之过急,又委婉地说桓温进驻武昌有失妥当,超越了为臣的本分,容易使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情绪激动的桓温回了一封信,说我只不过想为国家做点儿事,怎么就这么难呢?从我开始上书奏请北伐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可算是等到朝廷的回音了。难道为国效力的结果就是朝廷的猜忌吗?难道你们忘了从前的乐毅和霍光吗?我家祖祖辈辈都为朝廷效力,难道你们觉得我是韩信、彭越那样的人吗?现在北方的局势混乱,正是北伐的好时机,奸邪小人百般阻挠北伐,这就是给贼寇制造喘息之机啊!好时机一旦错过,将来想北伐可就晚了!我所思所想只是国家和百姓,如今外敌还没有消灭,内部却百般掣肘,我的内心真是崩溃啊!
发出这封信,他就率军回到了大本营;朝廷想封他做个大大的官,他也拒绝了。
桓温的预料是对的。石虎死后,他的子孙窝里斗,后赵帝国没几天就分崩离析,半路上又杀出来一个冉闵,在中原闹得天翻地覆,为了壮大声势,冉闵派人出使东晋,希望王师北上,克定中原,东晋却迟迟没有回应。结果,东北的慕容氏挥师南下,消灭了冉闵,建立了前燕帝国;关中的苻氏也趁机起事,建立了前秦政权。——最好的北伐时机已经错过,以前是趁虚而入,这一下北伐可就变成了攻坚。
在随后的几年里,东晋朝廷给予殷浩很大的支持,派遣他出师北伐,可惜殷浩有负所托,一次又一次地把东晋的人力物力打了水漂,屡次惨败。败仗打得太多,连朝廷都觉得面子上下不去,桓温趁机弹劾殷浩,指责他祸国殃民,久战无功,损兵折将,屡次给胡人当运输大队长,应该严惩,要不就杀死,要不就放逐。朝廷这时候也不好意思再护着殷浩了,只好把他废为平民。
因为殷浩的无能,北伐的大旗水到渠成地落到了桓温手里。
桓温说:“我小时候经常跟殷浩一起玩骑竹马,他一直都是捡我剩下的玩,这个家伙注定干不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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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这一年的2月,桓温兵分两路,水陆并进,进攻盘踞在关中的前秦帝国。
前秦大boss苻健亲自出战,迎击桓温率领的主力,4月,两军相遇,桓温亲自披挂上阵,击败苻健;与此同时,桓温的老弟桓冲也在白鹿原打败了前秦的另外一路军队。之后,前秦军队退据长安,桓温率军进驻长安附近的灞上。
自从西晋退缩江东,关中落入异族手中已经长达40年,老一辈的人对王师还有些许记忆,年轻一代早就不知道“王师”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桓温来到灞上以后,附近的上了年纪的汉人纷纷牵牛担酒来犒军,为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王师而慨然泪下。
桓温第一次北伐其实打得很霸道,多年之后的苻坚大帝回忆起此次北伐,依然心有余悸,对桓温恨得咬牙切齿。然而,当桓温来到灞上,离消灭前秦帝国只差一步的时候,他却驻军不前。王猛就是在这时候来到晋军大营,与他见了一面,试探出他北伐的本意只是树立威名,并不是收复失地,于是失望而去,后来投奔苻坚。
同年6月,前秦发动反击,在白鹿原击败桓冲,随后又坚壁清野。桓温千里奔袭,补给线太长,本来就面临着粮草匮乏的问题,他原先的意图是进入关中之后就地取得补给,如今被前秦抢占先机,开始闹粮荒,很快就守不住了,只好带着3000多户关中百姓班师回国,第一次北伐就此草草收场。
随同桓温一起返回东晋的关中百姓当中,有一个自称当年曾经服侍过刘琨的老妇,一看见桓温就痛哭流涕。桓温问她为何流泪,她说:“你很像刘琨。”桓温很高兴,赶紧回到内堂整理了一下衣冠,又把这个老妇叫来问话。老妇仔细看了看,又摇摇头,“脸像,胡须像,眼睛像,身高像,声音也像,可惜,还是差了一点儿。”桓温若有所失,闷闷不乐,一下无精打采,好几天都闷闷不乐。
44岁那一年的3月,桓温打算发动第二次北伐,并打算在北伐成功之后迁都洛阳,把帝国的政治重心重新迁到北方。朝廷依然是装聋作哑,不理不睬,桓温拿出当年在彩票厅打彩票的执着劲头,奏折一份接一份地上,一连上了十几次,朝廷不好意思再装聋作哑了,于是做了一些让步,同意让他主持二次北伐,却没有对迁都之议表态。
7月,桓温从江陵出发,率军北上,路过琅琊的时候,他在年轻时代工作过的地方又见到了当年种下的那棵树,20多年过去了,那棵小树已经长成了亭亭如盖的大树。摸着如同岁月一般粗糙坎坷的树干,桓温哭着说,“一棵树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呢!”一个胡子拉碴的大男人当众哭得一塌糊涂,搞得身边的随从都是挺尴尬的。不过,更尴尬的事还在后面呢!
渡过泗水和淮河,进入北方的地界之后,有一次,桓温带着随从登楼远眺中原,感慨地说:“半壁江山沦陷,就是那些只会清谈的哲学家害的!”东晋朝廷的官员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清谈家,就连皇帝也是如此,桓温这样说,打击面太大,可能连带着把皇帝都骂了。随从急忙打圆场,说也不全是他们的错,是时代如此,颓势难挽。桓温一听这话,于是讲了个段子,“当年刘表镇守荆州的时候,养了一头巨大无比的牛,饭量能抵得上普通的十头牛,可是要说到负重远行,这个大家伙还不如普通的病牛,所以曹操占领荆州之后,就把这个大家伙杀了犒军。”这个段子太内涵,随从都是满脸黑线,谁也不敢再说啥。
同年8月,桓温收复洛阳,留下一部分兵力作为守军,之后返回荆州。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继续与朝廷保持着貌合神离的关系,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培植羽翼,朝廷无力制约,只好眼睁睁看着他的势力日益膨胀。
时间一晃,6年过去了。
桓温50岁的时候,慕容氏南下猛攻洛阳,桓温再次奏请迁都洛阳,又请朝廷把当初南迁的士族重新迁回北方。大家迁到南方已经40多年了,差不多早就把家乡忘记了,况且以建康为国都有长江天堑的防护,可以放开胆子花天酒地,而洛阳就在慕容氏的眼皮底下,无论怎么看都没有建康安全。因此,桓温的提议一出,朝堂上一片哗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时候有一个对局势洞若观火的官员出了个主意,说桓温并不是真心迁都,更不想兴师动众地把这么多人迁回南方,他这样做只是想试探一下朝廷的反应,看看自己的话有多大分量。朝廷依言而行,认了个怂,说桓温啊,一切就照着你的意思办吧!果不其然,接到这个命令的桓温满足了虚荣心,也就再也不提这回事了。
没过多久,他又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列举了七条,请朝廷改革弊政,这七条建议很不客气,每一条都是打朝廷的脸,比如批评吃闲饭的太多、结党倾轧的太多、行政效率太慢、务虚而不务实......之后,他又搞了一次土地改革,严厉打击经济特权阶层,在当时搞得高级士族很不愉快,但是许多年之后的刘裕对这次土地改革给了很大的评价。——事实上,这的确是东晋建国以来最有成效的一次土地改革。
当桓温在江东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中原出事了——南下的慕容氏占领了洛阳,之后迅速把势力范围推进到了淮河一带,二次北伐的成果丧失殆尽。
为了复仇,也为了给篡位做准备,桓温发动了第三次北伐,很不幸,他这一次遇到的对手是骁勇善战的慕容垂,结果在枋头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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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北伐之前,桓温构思过一个结局美满的剧本,按照他的设想,三伐成功之后,就可以利用巨大的战功和声望胁迫皇帝下野,自己则可以取而代之。然而,三伐失败了,他的剧本被历史这个大导演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本人也遭到了朝野舆论的严厉谴责。
桓温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想推脱责任,就把这口黑锅扔到了一个叫袁真的部将的头上。袁真表示不服,拒绝接锅,给朝廷打了一个报告,说自己是无辜的,朝廷不敢招惹桓温,强行甩锅,袁真一生气,就割据寿春,发动叛乱,并向前秦和前燕求援。桓温很生气,一怒之下亲自率军进攻寿春,平定了这次叛乱。
寿春之战,是戎马一生的桓温告别战场的最后一次演出,他已经老了,身体不行了,不能再折腾了。演完人生中的最后一场军旅大戏,他问自己的参谋,“怎么样?是不是可以一雪枋头之耻?”参谋说不行,枋头败得太惨,就算这一次胜了,也难以重振往日的声威,要想立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皇帝废了,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朝廷是你说了算。
桓温深受触动,日思夜想都是怎么想个办法把皇帝废了,有一次他在家里躺着,忽然就莫名其妙地说,“如果靠篡位出人头地的司马昭、司马师看到我这个样子,一定会嘲笑我吧!”过了一会儿,又拍着枕头长叹,“人活着不能流芳百世,就得遗臭万年啊!”
那一段时间,桓温就是这样,跟搞传销的一样,天天躲在屋里,对着镜子大喊“I CAN!I DO!I BELIEVE”。给自己打了几天气,他真的废了皇帝,另外立了一个傀儡皇帝。接下来,他又砰砰几枪,打掉了皇族和高级士族当中的几个出头鸟,搞得傀儡皇帝胆战心惊,担心自己也被废掉,担惊受怕的日子过了两年多,傀儡皇帝一病不起,终于解脱了,临终时任命桓温为辅政大臣。
桓温原以为傀儡皇帝临终时会禅位给自己,最不济也是任命自己为摄政,如今一看自己只是被任命为辅政大臣,大失所望。不久,朝廷的任命通知下来了,命令他入朝辅政,他生气地拒绝了,但是在不久之后率军开赴建康。
帝都一时间流言四起,说桓温此次率军入朝是打算诛杀重臣谢安,强行篡位,大臣们吓得缩成一团,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谢安却镇定自若,坦然率领百官出城迎接。入朝之后,桓温在布置得跟军营一样的办公室里接见百官,大家又是吓得魂不附体,有的人吓得连手板都拿颠倒了,谢安依然丝毫不惧,谈笑风生,并不动声色地指责桓温不应该这样大肆逞威,桓温虽然骄横跋扈,却被谢安的气度折服,于是下令撤掉守卫,在建康住了十几天就回到了大本营。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篡位的念头,回到大本营之后三番五次地催促朝廷给他加九锡(篡位的最后一个步骤),谢安觉得他身体不行了,就想方设法一拖再拖,说草拟诏书的人文笔不行,今天需要修改,明天需要润色,吊得桓温干着急没办法。
373年的8月18日,是61岁的桓温在人间的最后一天,躺在病榻上,他还在想着,诏书为什么还没有下来?什么时候才能下来?还能不能下来?......想着想着,他累了,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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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时代的故事精彩纷呈,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桓温在其中是个异类,他是个一流的枭雄,却并非一流的英雄,离英雄始终有那么一点距离。他发动了三次虎头蛇尾的北伐,搞了一次遮遮掩掩的篡位,最后都功亏一篑。虽然他这一生波澜壮阔,快意过恩仇,指点过江山,独揽过大权,但是他活得不舒展,有点儿拧巴。
如果说曾经一统山河的西晋是一盘棋,那么退缩江东的东晋就是一个残局。东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皇族和门阀世族相爱相杀,自从东晋建国,他们就一直明争暗斗,朝廷实际上只是他们互相妥协的怪胎,桓温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到了这个残局当中。
桓温晚年有篡位举动,但是我们很难确定无疑地说他从进入残局初期就有篡位的野心,至少在32岁以前他是本分的。曹操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早年的自己只想匡扶汉室,将来能在墓志铭上写上“征西将军曹侯”就于愿已足,后来一步步成为“乱臣贼子”,只是被时代和命运的洪流裹挟,身不由己。同样,桓温产生篡位念头应该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有限的史料里,虽然我们找不到他产生这个念头的确切时间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消灭成汉之后,他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
桓温崛起之前,东晋的政治局面一直是皇帝与门阀世族共治,消灭成汉之后,异军突起的桓温渐渐打破了这种格局。他是一股独立的力量,既不是皇帝的棋子,也不是门阀世族的附庸;他确实有篡位的念头,然而我们得看到,他与大多数篡位的野心家是不同的,他想做的并不仅仅是接盘这么简单,而是想在接盘之后进行重组,改变权力划分格局,铸造一个新时代——准确地说,是重新恢复皇权至上的格局,扭转皇帝与门阀世族共治天下的局面,而这必然会促使皇帝与门阀世族结成统一战线,站在他的对立面,阻止他迈向帝位的步伐。
随后,为了给篡位制造声势,建立震主之功,桓温发动了三次北伐。大致来说,一次北伐和二次北伐还是打得不错的,可悲的是,他北伐的动力——篡位——却恰恰是他功败垂成的阻力,也是阻止他从枭雄晋升为英雄的最大的障碍,他想用养寇自重的游戏震慑朝廷,结果却使两次北伐的成果全部泡汤。第三次北伐他算是卯足了劲,开场也打得虎虎生威,差一点吓得前燕帝国迁都,然而半路上杀出来的慕容垂太天才,在枋头把他当成经验包狂刷了一把,致使他折戟沉沙,铩羽而归。
这时候他已经老了,折腾不动了,于是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篡位。对于尸位素餐的门阀世族,他的态度很明确——鄙视,这从他在土地改革期间对门阀世族的态度中就能看出来。然而,对于寄门阀世族篱下的皇权,他却像曹操对待苟延残喘的东汉一样,抱有一种传统而不合时宜的温情。如果霸王硬上弓,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在有生之年登上帝位的可能,可是他太好面子,不好意思直接撕破脸皮,非得搞一个扭扭捏捏的禅位,太纠结于面子上的文章,结果竟然被谢安利用一份修修改改的诏书拖死了。
无论是北伐,还是篡位,桓温总是拖泥带水,没有好事做到底的胆识,也没有坏事做到绝的勇气,总是在关键时刻摇摆不定,他有改变时代的梦想,到头来却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事实上,在桓温之前也有过篡位的先例——王敦。王敦像象棋里的车,没有那么多顾忌,横冲直撞;桓温则是象棋里的马,杀伤力很猛,但是很容易被别住腿,有意思的是,别腿的阻力又往往是他自己设置的(养寇自重,拘泥于繁文缛节);不过,桓温给他的儿子桓玄做了一个铺垫,为桓玄篡位铺平了道路,所以,桓玄相当于象棋里的炮,用他老子的基业当了个炮架子,一炮把东晋轰得鸡飞狗跳。然而,桓玄并非最终的胜利者——在东晋帝国北部的京口,一个毫不起眼的姓刘的大兵正在胸有成竹地盯着这个残局,这个卒,才是最终的大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