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guǐ） 西周早期（武王时期） 通高28厘米社会征集品（传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镇南罗村出土）
簋，往最通俗里说，是装米饭的青铜礼器。
利簋铭文古奥，释读上异说很多。被大家最广泛采信的是张政烺（lǎng）做的释文。
利簋铭文为：“珷（wǔ）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辛未，王在柬间空（lán）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旜（zhān）公宝尊彝。”
铭文意思是说，周武王（珷，就是“武王”）攻伐商纣王，在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在适当的位置上。经过黄昏到第二天的早晨，（武王的军队）就把商国攻打下来。
在辛未日（甲子日之后过了七天）周武王在柬间空师（“柬间空师”是地名），赐给右史利（“利”是人名）吉金（即青铜）。利用赏赐所得的青铜制作了这个祭祀祖先旜公的青铜簋。
利簋是有关武王克商惟一的直接文物遗存。利簋的发现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利簋铭文中的“鼎”字，训为“当”；“岁鼎”意思就是“岁星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
古人用岁星（今天的木星）纪年。古人认为岁星所在分野的国家有福，作战不会失败。
周的分野是南天的“柳、星、张”三宿（《淮南子·天文训》），也就是十二次里所谓的“鹑火”（《周礼·保章式》郑玄注）。
所以有人以为“岁鼎”就是说岁星在南天星空柳、星、张宿的区域内，也就是《国语·周语下》中所谓的“岁在鹑火”。
关于武王克商的绝对年代，班大卫（David Pankenier）以今本《竹书纪年》中的“五纬聚房”和《国语》中“岁在鹑火”的记录作为最主要的天象依据，推论克商之战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考虑到“五纬聚房”（五纬聚房其实就是所谓“五星出东方”，见本书《天文》一章“‘五星出东方’彩锦护膊”的注释）和“岁在鹑火”概念上的模糊性与复杂性，以这两条天象记录作为最主要的推导依据仍然是有诸多问题的。
将“岁鼎”解释为“岁在鹑火”是一种富于启发性的努力，但这也未见得就是“岁鼎”一语的正确解读。
武王克商之战的细节，在汉代就已经异说纷纭。商周改朝换代的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如果连攻战线路、作战地点都弄不清楚，就更不要说武王克商之战的具体年月日了。
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姬昌）通过毕生的征伐，获取了中原半数以上诸侯国的归顺与臣服。
他沿着渭河，将都城从“岐下”（今陕西岐山县附近）往东迁移到丰京、镐京。（解放后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丰和镐都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镐京，在青铜器铭文中也被称为“宗周”。镐，读hào。）
迁移后新都城的所在地势平坦，东有华山，北有渭河，南有秦岭（三道天然屏障围绕）。丰京、镐京和岐下相比，距离东边商王朝的都城（今河南安阳小屯）少大约100公里，并且对对于商王朝来说是易守难攻。周文王的迁都，是为克商之战所做的筹备。
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完成了克商的伟业。关于克商之战的行军线路，学术界有争论。
大体上来说，武王军队所走的线路是从渭河南岸的镐京（今西安）出发，沿渭河南岸东行，过渭河黄河交汇口（今潼关附近），继续沿黄河南岸东行至孟津（今河南省洛阳市北部。“孟津”又写作“盟津”，字面意思是“盟誓的渡口”。），从孟津渡过黄河。
渡河后的周人军队沿着黄河西岸急行军东北而上（商代的黄河被称为“河水”。
商周之际的古黄河河道走向与今天有相当的不同，入海口在今天津附近，不是在山东东营附近入海。所以甲骨卜辞提到商代的黄河，可以见到“河东”“河西”，却没有“河南”“河北”。），
在牧野和诸侯会师后，展开了甲子日的冲杀决战。最后的克商过程倒是很迅速，一天一夜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从我们对于文献的基本掌握来看，整个克商之旅从出发到完成经历过月亮的两次“朔”（月缺），所花费的时间应该在四十天左右；商与周的王都距离决定了克商之旅的行程，总计约500公里。
克商之战的具体地理位置是有争议的。关于被攻克的商国王都，一种说法以为是在今河南省安阳小屯。
考古发发掘证实，从盘庚迁殷直到商朝灭亡，商国王都一直在今安阳地区。在殷墟第五期的甲骨卜辞里，它被称作“大邑（yì）商”或者“天邑商”。
另一种说法以为商国被攻克的是“朝（zhāo）歌”（今河南省淇县）。朝歌是商纣王在安阳王都南60公里处建立的“离宫别馆”，它在殷墟第五期卜辞中被称为“商邑”。
从《尚书·牧誓》等文献来看，学术界大多认为周武王攻克的商国王都是“商邑”，也就是“朝歌”（今淇县）。
但是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见本书第259页）铭文说：“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yì）民。’”（周武王攻克商国的“大邑商”〈今安阳小屯〉王都以后，举行祭天仪式。武王说：“我要在天下的中心建立都城，在这里统领百姓。”）
何尊的铭文说明，武王克商文献中攻克的所谓王都，究竟是安阳王都（大邑商）还是朝歌（商邑），仍有待于未来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澄清。
相应地，克商过程中战斗最激烈的牧野的地理位置也就需要推敲。《尚书》孔颖达疏说牧野位于武王所攻克的商国王都的南面，与王都的距离大约七十里（这里的“里”指的应该是唐代的“里”）。
旧说牧野在“河南汲县南”，今人多附会说牧野在今河南新乡市附近。新乡距淇县（朝歌）约40公里，已经到了冷兵器时代步兵大部队一日一夜行走的极限。
在牧野会师、誓师、布阵、血战和完全控制王都的过程占据了克商之战的主要时间，与从今新乡行军到今淇县需耗费的巨量时间相龃龉（jǔ yǔ）。把今天的新乡解释成武王克商之战的牧野所在是错误的。
《尔雅》上说，“牧”的意思是郊外，所以有人以为牧野就是“郊外的原野”。武王克商之战使得“牧野”一词由泛指变成了特指。
另一批以于省吾为代表的学者以为，古时“妹”“牧”双声互通，是通假字。“朝歌”是商邑在春秋时期以后的名字，在春秋以前它叫做“妹土”。所谓“牧”，就是“妹”，就是商邑（朝歌）。
这两种观点的原因细节不一致，但是结论是一致的：“牧野”就是“牧之野”，也就是商邑城外的空旷原野。“牧野之战”，文意不过是“兵临城下之战”而已。
关于武王克商之战的具体时间，因为历史文献的纷杂、矛盾和真伪难辨，历来结论悬殊。
刘歆（xīn）以《三统历》为基础，推算武王克商之年是公元前1122年；裴骃（péi yīn）引《古本竹书纪年》，以为是公元前1027年。
近年根据倪德卫（David Nivison）、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和班大卫（David Pankenier）的研究，论争范围被显著缩小到公元前1046至公元前1045年之间。
江晓原等则走了另外一条研究途径。他们对武王伐纣过程的天象记录进行了筛选，用M.Standish研发的行星历表数据库软件DE404进行推算，其推算结果是收敛、惟一的：武王克商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4年1月9日。
（江晓原在《回天》一书中说他们所采信的“牧野”对应于今天的“河南汲县北”。考虑到安阳、淇县和新乡最远距离仅约百公里，相应的天象差别很小，天象回推也还不至于因地理位置的差异而产生根本性疏误。）
假设《武成》《世俘》中相关历日记录并无大谬，假如中国的干支纪日法从公元前11世纪一直到今天都没有错乱和中断，且江晓原（处理天象记录过程中所依赖的）对金文月相术语的理解不被未来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动摇，那么江晓源的推算将比使用传统方法获得的结果更有吸引力。
根据江晓原的推算，武王克商之旅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丁亥）。那是下着雪的冬天（《六韬》《吕氏春秋》）。凌晨，残月挂在房宿“天驷”之上；黎明，太阳从银河在东天的尽头升起；黄昏，辰星（今称水星）出现在西北天空（《国语·周语下》“月在天驷”，“日
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yuán〉”）。这一天，武王的军队祭祀上天和先祖，誓师要承受天定的“大命”（受命于天），去攻取商国。
誓师之后，岁星出现在东方（《淮南子·兵略训》），周武王的军队从镐京（今西安市西南）出发，在严寒的冬季沿着渭河、黄河南岸向东日夜兼行。经历了时断时续的风雪和一次月缺，周王的军队抵达孟津。
稍做休整后，在公元前1044年1月3日（戊午），周人从孟津渡过黄河（《史记·周本纪》）。雨雪越下越大，周人却东北而上，逆着风雪开始了向商国王都（商邑，今河南淇县）的急行军。商纣王也得知了周武王要自西南方攻来的讯息，在王都商邑附近集结了他所有的兵力。
又经历一次月缺之后，公元前1044年1月8日（癸亥）的晚上，周国的军队抵达商邑南郊的牧野，和赶来的诸侯在深雪湿滑的莽原会师。武王布阵还没有完成，牧野天上又落下了凄冷的雨。（《国语·周语下》）牧野冷雨中的长夜，周人军阵中燃起繁密的火光，仿似满天星斗。
经过一个漫漫的长夜，雨和雪都停了，岁星升到正南方（上中天），这对周人来说是无比吉利的天象。（利簋铭文、《武成》《世俘》）这是上天用星斗向周人昭示：你们将承受天命，取代商国数百年的政权，拥有中国的土地。
在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甲子日）这一天的黎明，周武王左手执青铜钺（一种横柄大斧头。钺，读yuè），右手执白尾旗，在牧野做最后一次战前动员。
武王说：远来辛苦了，西土周国的士兵！和我会师的诸侯兄弟与臣民，举起你们手中的武器，听我宣誓。商国现在是母鸡报晓召唤太阳的升起。商纣王只听信妇人的言语。他轻蔑宗庙，他废弃祭祀，他背叛祖先与亲属，他任用奸人来残害百姓。今天，我是恭行上天对他的责罚。我们作战要注意控制，军阵整体向前推进，千万不能混乱。我们要鼓足勇气，像奔扑的虎，像发怒的熊。在这个兵临敌方城下的时候，谁都不许退缩。临阵脱逃的人，杀无赦！（《尚书·牧誓》）
商国和周国都穷尽本国的兵力，在牧野生死一战。老谋深算的吕尚（“吕尚”就是传说中的“姜太公”。他的母姓姜，父氏吕，名尚。）协助周武王制定了战略部署，指挥精锐敢死队和战车队向商王的军阵直接进攻。
商纣王却将自己最精锐的战斗力放在阵后，想用比较弱的士兵先消耗掉一些周人的力量。阵亡士兵的血流遍了整个牧野，在严寒的天气里都没有结冰。商纣王的战略失误了：商国军阵前部士兵是最弱的，他们在武王军队的锋锐进攻之下溃败，引发了战局的倾覆。逃散的商国军队就像是决堤的洪水。（《逸周书·克殷解》）周文王、周武王两代人近半个世纪的韬光养晦、苦心营谋没有白费，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商纣王战败，退到商邑内的鹿台，用玉璧环绕住自己的身体，点火自焚而死。从甲子日凌晨开始，克商之战如同升上牧野天空的流星，火光银烂中转瞬即逝。到了第二天（乙丑日）太阳升起的时候，“天命”已经落实到周朝姬姓宗族手中。
克商这一年周武王的年龄也有争议。因为文献没有直接的记载，后人旁敲侧击推出四十、五十、九十诸说，有的数字简直滑稽得令人捧腹。
在一堆以讹传讹的数据里，我们愿意毫无根据最善意地选择五十岁这一说。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真要往浑里扯，把《论语》和武王克商事件攀上关联也不是什么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