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析评】《归去来兮辞》是晋宋之际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抒情小赋，也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

这篇文章作于作者辞官之初，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思索，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情操。作品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语言朴素，辞意畅达，匠心独运而又通脱自然，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有很强的感染力。结构安排严谨周密，散体序文重在叙述，韵文辞赋则全力抒情，二者各司其职，成“双美”之势。

这篇辞赋，不仅是陶渊明一生转折点的标志，亦是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归隐意识的创作之高峰。全文描述了作者在回乡路上和到家后的情形，并设想日后的隐居生活，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当时官场的厌恶和对农村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流露出诗人的一种“乐天知命”的消极思想。

辞前有序，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从“余家贫”到“故便求之”这上半幅，略述自己因家贫而出仕的曲折经历。其中“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及“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写出过去出仕时一度真实有过的欣然向往，足见诗人天性之坦诚。从“及少日”到“乙巳岁十一月也”这后半幅，写出自己决意弃官归田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是弃官的根本原因。几经出仕，诗人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我，“深愧平生之志”。因此，“饥冻虽切”，也决不愿再“违己交病”。语言虽然和婉，意志却是坚如金石，义无反顾。至于因妹丧而“自免去职”，只是一表面原因。序是对前半生道路的省思；辞则是渊明在脱离官场之际，对新生活的想象和向往。

正文以“归去来兮”开篇，意即“回家去啊！”开门见山地喝出久蓄胸中之志，好像长吁一口闷气，感到浑身轻松自在。“田园将芜胡不归？”以反问语气表示归田之志已决。“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回顾当时为了谋生而出仕，使精神受形体的奴役，感到痛苦悲哀，现在已觉悟到过去的错误虽然无法挽回，未来的去向却还来得及重新安排。作者引用《论语·微子》中楚狂接舆的歌辞：“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微加点化，形神俱似。“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则是觉醒和决绝的宣言。他看穿了官场的恶浊，不愿同流合污；认识到仕途即迷途，幸而践之未远，回头不迟；一种悔悟和庆幸之情溢于言外。这一段是申述“归去来兮”的缘由。寓理于情，读来诚挚恳切，在平静的语气中显示出思绪的变迁和深沉的感慨。

以下想象归家途中和抵家以后的情状：“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写船行顺风，轻快如飞，而心情的愉快亦尽在其中。“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写昼夜兼程，望归甚切。问路于行人，见暗自计程，迫不及待；惟其如此，方恨路程之长，而嫌时间过得太慢。“恨晨光之熹微”，正是把心理上的归程之长化为时间之慢的感觉，以表现其急切盼归的心情。“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写初见家门时的欢欣雀跃之态，简直像小孩子那样天真。“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家人欢迎主人辞官归来，主仆同心，长幼一致，颇使作者感到快慰。“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惋叹之余，大有恨不早归之感。所喜手植的松菊依然无恙，樽中的酒也装得满满的。松菊犹存，以喻坚芳之节仍在；有酒盈樽，则示平生之愿已足。由此而带出：“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这四句写尽饮酒自乐和傲然自得的情景。《韩诗外传》卷九载北郭先生辞楚王之聘，妻子很支持他，说：“今如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审容膝之易安”，这里借用来表示自己宁安容膝之贫居，而不愿出去做官了。这与“三径就荒”一样，都是引用同类的典故，仿佛信手拈来，自然合拍，而且显得语如己出，浑然无用典之迹。

接着由居室之中移到庭园之间：“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这八句写涉足庭园，情与景遇，悠然有会于心的境界。你看他：拄着拐杖，随意走走停停；时而抬起头来，望望远处的景色；举凡白云出山，飞鸟投林，都足以发人遐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既是写景，也是抒情；作者就像那出岫之云，出仕本属于“无心”；又像那归飞之鸟，对官场仕途已十分厌倦，终于在田园中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景翳翳以将入”，写夕阳在山，苍茫暮色将至；“抚孤松而盘桓”，则托物言志，以示孤高坚贞之节有如此松。这一大段，由居室而庭园，作者以饱蘸诗情之笔，逐层写出种种怡颜悦性的情事和令人流连忘返的景色，展现了一个与恶浊的官场截然相反的美好境界。

下一段再以“归去来兮”冒头，表示要谢绝交游，与世相忘；“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听家人谈谈知心话，以琴书为亲密的伴侣，尘俗不染于心，也足以乐而忘忧了。“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躬耕田园的生活，在作者笔下显然已被诗化，这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浪漫的抒情。“或命巾车，指陆行；“窈窕寻壑”承“或棹孤舟”，指水路。音节和谐优美，读来有悠游从容之概。“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触景生感，从春来万物的欣欣向荣中，感到大自然的迁流不息和人生的短暂，而流露出及时行乐的思想。虽然略有感喟，但基调仍是恬静而开朗的。这一段承上启下，把笔触从居室和庭园延伸到郊原和溪山之间，进一步展拓出一个春郊事农和溪山寻幽的隐居天地；并且触物兴感，为尾段的抒情性议论作了过渡。

尾段抒发对宇宙和人生的感想，可以看作是一篇隐居心理的自白。“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是说寄身天地之间，不过短暂的一瞬，为什么不随自己的心意决定行止呢？“胡为遑遑欲何之？”是对汲汲于富贵利禄、心为形役的人们所发出的诘问；作者自己的态度是：“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既不愿奔走求荣，也不想服药求仙；他所向往的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良辰胜景，独自出游；除草培土，躬亲农桑；登山长啸，临水赋诗；一生志愿，于此已足。植杖耘耔，暗用《论语·微子》荷蓧丈人“植其杖而耘”的故事；登皋舒啸，则似用苏门山隐士孙登长啸如鸾凤之声的故事。作者分别用以寄寓自己的志趣。最后以“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收束全文，表示随顺死生变化，一切听其自然，乐天知命而尽其余年。这是作者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结论。虽然不免消极，但确乎发自内心，而且包含着从庸俗险恶的官场引身而退的痛苦反省，带有过来人正反两面的深刻体验；因而不同于那种高谈玄理，自命清高的假隐士。

这篇文章感情真挚，语言朴素，音节谐美，有如天籁，呈现出一种天然真色之美。作者直抒胸臆，不假涂饰，而自然纯真可亲。王若虚曾指摘《归去来兮辞》在谋篇上的毛病，说既然是将归而赋，则既归之事，也当想象而言之。但从问途以下，都是追叙的话，显得自相矛盾。即所谓“前想象，后直述，不相侔。”对此，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已有辩正，并援引周振甫的见解：“《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录’、‘直述’，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可喻矣。”钱钟书认为此文自“舟遥遥以轻飏”至“亦崎岖而经丘”，“叙启程之初至抵家以后诸况，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经”，其谋篇机杼与《诗经·东山》写征人尚未抵家，而想象家中情状相类。陶渊明此文写于将归之际，人未归而心已先归，其想象归程及归后种种情状，正显得归意之坚和归心之切。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乃是陶渊明创作的重要特色，也正是构成《归去来兮辞》谋篇特点的秘密所在。

【辑评】

欧阳修：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苏轼：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生曰：“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予偶读渊明《归去来辞》云，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征。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

北宋李格非：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

南宋朱熹：其辞义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其尤怨切蹙之病。

【创作背景】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弃官归田，作《归去来兮辞》。陶渊明从29岁起开始出仕，任官十三年，一直厌恶官场，向往田园。他在义熙元年41岁时，最后一次出仕，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令即辞官回家。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据《宋书·陶潜传》和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归隐是出于对腐朽现实的不满。当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官员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他气愤地说：“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挂冠去职，并赋《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

陶渊明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起为州祭酒，到义熙元年作彭泽令，十三年中，他曾经几次出仕，几次归隐。陶渊明有过政治抱负，但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已极为黑暗。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军阀桓玄篡晋，自称楚帝。元兴三年（404），另一个军阀刘裕起兵讨桓，打进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至义熙元年（405），刘裕完全操纵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这时距桓玄篡晋，不过十五年。伴随着这些篡夺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屠杀异己和不义战争。陶渊明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一个正直的士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陶渊明经过十三年的曲折，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陶渊明品格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他最终的抉择——归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