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会涉及，唐德宗时期推行的税收制度改革，并用“长安商人罢市”、“房产税”和“丰年不喜”三个切片，来透视中唐时期国家的经济状况。
唐德宗李适是个挺倒霉的皇帝，天宝元年（742年）他出生时，大唐还是威震天下的东亚霸主，作为唐肃宗李亨的嫡长孙、唐代宗李豫的嫡长子，根正苗红的他可谓锦衣玉食、风雨无碍。
这种花团锦簇的好日子过了十四年后，“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东北边那个叫安禄山的死胖子，一不小心把大唐的裤衩揭开了，发现裤衩底下原来是两条麻杆腿。
这下，不光李适的太祖父去四川自驾游了，身为奉节郡王的李适，也跟着一起风雨飘摇，亲身感受了一把国家离乱和战火洗礼。
我相信，没有一个皇帝成心相当亡国之君，挂了以后被人“尊称”为“哀宗”、“思帝”。
当779年（大历十四年）五月，唐代宗李豫病逝于长安，三十八岁的李适即位后，他也励精图治想干一番事业出来。
但唐朝在经过了安史之乱、仆固怀恩之乱和藩镇割据后，已破碎的像一面千疮百孔的筛子，根本不是他只吃马齿羹，不放盐和乳酪能解决的。（“尝召韩王迥食，食马齿羹，不设盐、酪”—《资治通鉴》）
摆在他面前最紧迫的事情，就两个字“没钱！”
吐蕃王朝凭借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无力西顾的机会，岁岁寇边将大片河陇州郡收入囊中。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兰州（甘肃兰州）、廓州（青海化隆西南）、河州（甘肃东乡）、鄯州（青海乐都）、洮州（甘肃临潭）、岷州（甘肃岷县）、秦州（甘肃秦安）、成州（甘肃西和）、渭州（甘肃陇西）等数十州已经相继沦没。
没军队不行，养军还不能小养，得大养。拥军在外的将领也不傻，知道自己手里的大头兵是紧俏货，个个价码都开得巨高。唐朝为鼓舞士气，不得不咬牙切齿的拿出三倍的高价。
等到最后实在没钱了，皇帝甚至得拿私库里的珍宝珠玉换钱供给军资，没几年时间，皇帝私库消耗的空空如也，老鼠进去都是含着眼泪离开的。
面对没钱的窘境，李适是真下了狠心，为了给天下人打个样，他从自己身边下刀。
即位第三天，便罢了诸州府岁贡鹰鹞的惯例。一天后，又诏告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一律停止。随后又废止了，地方上贡的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及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
紧接着，把文单国（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和给皇上狩猎用的五坊鹰犬全都放了，顺手还裁撤了，梨园使、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及宫女百余人。
上述手段都算是节流，但朝廷没钱靠节流不行呀，还得开源。李适任命了财税专家杨炎为宰相大力开始推行“两税制”。
唐初的国家赋税实行的是“租庸调制”，既“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这种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因为国家动乱面临户籍制度废弛，土地买卖，财产变化，户册久不更新，早已无法实施。
但官吏征税时，依旧按照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多逃亡为浮户，户籍所在“十不存一”。
而杨炎推行的“两税法”是针对资产征税，纳税指向不针对人丁，而是指向拥有资产的多寡，有钱人多纳税，没钱人少纳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除了两税制以外，杨炎还施行了另外两点财政改革：
其一、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再度剥离：
其二、在中国财政史上首创了“财政预算制度”。
中国古代，皇室和国家的财政一直都是独立运营，皇宫内苑的收入以商税、矿税为主，国家财政以农牧税为主，两个体系各自闭路循环，互不牵扯。
唐朝初年也按此规则运行，天下的钱帛均贮存于“左藏”（国库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报数额，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
但唐肃宗时期，国家都乱套了，长安城中豪门大族动辄上奏索取赏赐，唐肃宗李亨这人呢，被他老爸捏得太狠了，性格不够强势，有点按不住盘子。
当时担任度支使的第五琦（这是个人名，姓第五，名琦）眼瞅着好容易征收上来的财税，就这么流失了很心疼，就出了个歪主意。
他上奏朝廷，请求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他的想法是既然政府管不住钱，不如都揣皇帝私人兜里，豪绅们直接从皇帝兜里掏钱总得有点顾及不是？！
结果，两库合并之后，宦官们可高兴了，这下钱多了花起来好痛快，还没人在一边哔哔！宫里一下冒出三百多个宦官司库帮着一起花！
（“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
等到德宗上台后，杨炎觉得这样公私不分不是办法，便对李适说：“财税是国家大事，就像是人的咽喉，现在宦官（中人）掌管大库，收支如何大臣们都不知道，如何根据财政状况谋划政策？”
另外，杨炎第一次在中国财政史上提出了“财政预算”的思想。
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长期奉行“量入为出”的原则，即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儿。
但杨炎针对当时百弊丛生、杂税横行的状况，第一提出了“量出为入”的思想，即首先预算国家一年所需的经费，据此规定相应的课征收入。（“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公允的说，肃宗朝第五琦施行的盐铁专营（榷盐法）和德宗朝杨炎的两税制改革，是唐朝在遭受安史之乱重创后，还能摇摇晃晃支撑一百五十多年的重要原因。
但国家税制改革是涓涓细流，指望用来救火肯定缓不济急，而李适的屁股恰巧坐在了火盆上。
大臣们急皇帝之所急，想皇帝之所想，开始给他出斜招了。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节度使组团对抗中央敕令，旋即战火再燃。
时任宰相卢杞让度支使杜佑算算需要的军费，杜佑算出的结果是“月费一百余万贯，京师帑廪不支数月，且得五百万贯，可支半岁，则用兵济矣”。
五百万贯呀！好大一笔钱，卢杞估计报上去李适也不出来，他眼珠一转，心中有了定计。
次日早朝，他让太常博士韦都宾上奏，“国家没钱平叛，可富商有钱呐！家财超过万贯的，留一万贯持家，多出来的借给国家，五百万贯小意思，分分钟搞定。”
李适一合计也是哈！等仗打完了，再还呗，咱也不赖账！（“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
但他忘了一件事儿，虽然以国家信誉背书向民间借贷，也可以算国债的一种，但如果不是以自愿为前提，就跟抢钱没区别了。
结果，京兆少尹韦祯、长安尉薛萃下手太狠，有不愿意的当场就捶，逼得走投无路之人上吊自杀，京城富户如同被盗贼洗劫。但即便如此，搜罗的财物估值也只有八十八万贯，离五百万贯的目标相差甚远。
这两小子一看不中，要完不成任务，就把手伸向了市场,将“僦柜纳质钱”、“积钱货”、“贮粟麦”等，皆取1/4，并封了柜窖。
（“僦柜纳质钱”，“积钱货”、“贮粟麦”是唐朝商业发展后，自发形成的信用体系和存储规则。“僦柜”其实就是资金保管箱，商人为财物的安全和避免搬运麻烦，常将钱物储存柜坊，取用时要交手续费。“贮粟麦”则是，官府向大粮商购粮时支付的预付款。这些钱都放在市场内的“柜窖”里。）
封了市场的钱柜，商人顿时就炸了，长安城内所有市场全部关门罢市。愤怒的市民堵住道路，指名道姓的要求卢杞出来走两步，给个说法。（“百姓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
卢杞虽极力解释，但百姓情绪越来激愤，一副撸胳膊挽袖子要揍他的架势，吓得卢杞一溜烟跑回了朝廷。（“杞初虽慰谕，后无以遏，即疾驱而归。”）
卢杞谋划的强行“借款”的行动一共才征集二百万贯，还不到当初预计的一半，结果长安城里差点翻了天，搞得德宗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德宗知下民流怨，诏皆罢之”）
建中三年（782年）四月长安罢市事件刚过去一年多一点，卢杞又开始动歪心思了，这次他盯上了房产税（“税间架”）
建中四年（783年）六月，户部侍郎赵赞又请求收“房屋间架税”、设立“除陌税”。
“间架税”实际上就是最早的“房产税”。
“间”是量词，指的是计税的单位，“架”指的是两根柱子之间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一间”。
赵赞的间架税里，“凡房屋两架定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收税二千，中等收税一千，下等收税五百。”
为防止纳税人弄虚作假，赵赞还制定了相应的核查惩罚手段。让主管官吏拿着笔和计算用具，进入人们的宅舍进行计算核实。如果发生了隐秘造假的情况，凡隐没一间，杖打六十，举报人赏钱五十贯文。
卢杞的这条计策就有点釜底抽薪的意味了，因为当时国家离乱，大量百姓逃散，或带着田产委身豪门为奴，这些都是逃税的常规手段。
但人能跑房子跑不了，征税的官吏砸开门，进去就量，量完了马上告诉收税多少。交钱吧！没有任何免税额度，不交钱后面跟着六十大板呢！
而且税收的打击面实在太广泛了，所有有房子住的人一个不落，家里穷的百姓，一间破房也得上千钱，不是个小数目。
（注意一间是两根柱子之间，就是一个窗户，一般的房屋都是三开间，一门两窗）
有钱人家缴的就更多了，富商巨贾广庭大院，收税人员冲进来，一个窗户一个窗户数，一间两千钱，地主家也有点懵逼。
赵赞的“除陌税”其实就是“商品交易税”。
以前的商品交易税税负是20%，现在直接加到50%（“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如果是以物易物的交易，直接折算成钱征税。
如有不经过市牙（中间商）私自交易的，隐瞒一百钱就没收；隐瞒两千钱杖六十；举报的人赏钱十千，赏钱由隐瞒者出。
此法推行后，真正获益反倒是市牙，他们垄断了商品的买卖权，勾结征税官吏隐瞒收入，国家所获收税不到应征税额的一半。
但以上两个加税的政策，导致唐朝百姓民怨鼎沸，“痛怨之声，喧嚣遍及天下”。
就在这种情况下，动乱遽然袭来。
建中四年（783年）八月，叛将李希烈囚禁了名臣颜真卿（后杀害）后，率军三万围攻襄城（河南许昌襄城县）。
九月，唐德宗为解襄城之围，令泾原诸道兵马援救。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卒抵长安。
泾原诸道（今甘肃泾川县）的士卒一直都是陇山防线抗击吐蕃的主力，算得上骄兵悍将。三年前，便因为唐庭想要西进复筑原州城（今宁夏固原），但士卒认为原州故城，地贫民敝难以养家，不愿意奉诏征调，酿成士卒哗变。
虽然，在朝廷的招抚下哗变平息，但泾原士卒心中的怨气却并未消弭。
这次离开泾州东去河南平叛，多数将士都带着家眷，希望离开泾州边境，在长安得了朝廷赏赐，好在中原安家。结果直到兵过长安，朝廷没有一点反应，于是怨愤之气再度弥漫。
京兆尹王翃奉命犒赏军队，却只准备了粗茶淡饭，泾原军士大怒，具言：“我们将战死沙场，食且不饱，怎能拒敌！听说京城中琼林、大盈二库（天子私库），金帛盈溢，不如入内取之。”
于是披甲张旗，鼓噪返回长安，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弹压不住，被士卒用长戈架了出去。
德宗听说泾原军再次哗变，急忙命宦官前去传旨，允诺每人赏赐两匹帛，士卒闻之益怒，明明朝廷有财物，不闹就不给赏赐，于是直接射杀了传旨的宦官，冲入京城大肆掳掠京师府库财物。
德宗又命出金帛二十车赐之，时乱军已入城，喧声浩浩，不可遏止。泾源乱军入城后，对着惶恐不安的百姓大呼：“不收你们僦柜纳质了，不税你们的间架、除陌税了！”
这下长安城内出现了一幕奇景，哗变的乱军在前鼓噪而行，长安百民夹道而观，围观者数以万计，泾原军变几乎演变成了一场市民狂欢的花车游行。
德宗在皇宫中彷徨无计，传令禁军前来护卫，结果“上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
见势不妙的德宗只得带着太子、贵妃和一百多太监仓皇逃出长安，直奔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了唐朝历史上第三位出奔的皇帝。
这场史称“泾师之变”的动乱，耗时九个多月方告平息，期间还夹杂着“朱泚称帝”和“奉天之围”。
等到784年（兴元元年）正月，李适也知道了卢杞给他挖的坑有点大，“僦柜纳质”、“间架税”、“除陌税”都成了叛军聚敛民心的口号了。
没办法打脸也得受着，在大臣的建议下李适颁布了《罪己诏》。
在这份由陆贽执笔的《奉天改元大赦制》中，李适先把自己好顿埋汰（“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然后表示自己准备好好干，给天下一个交代，（“将宏永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念前非。”）紧接着又说，包括叛军在内的老百姓都是好人，除了已经称帝的朱泚没办法了，其他人都既往不咎了，好好过日子吧。（“并从赦例原免，一切不问”）
就这样，唐朝的房产税征收了不到半年便草草收场了，不过“泾师之变”以及河北藩镇的叛乱对李适的雄心打击很大。经过此事之后，他一反之前疏斥宦官的政策，开启了宦官控制禁军的先河。
之后，掌握长安军权的宦官势力越来越大，李适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皆死于宦官之手。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都与李适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唐德宗的“丰年不喜”
《资政通鉴》上曾有这样一个很有趣的记载，贞元三年，是岁粮食丰收，米斗值钱百五十，粟八十，这是自天宝年间以来，从未有过低价，德宗很得意。
十二月，德宗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打猎，来到百姓赵光奇家，问道：“你快乐吗？”
赵光奇说：“不快乐”。
德宗很奇怪问道：“今年丰收，你为啥不快乐？”
“皇上说话不算数，当年罪己诏说好的除了两税之外，再无其他徭役，结果现在其他的杂税收的比两税还多。
后来又说官府买粮，结果就是明抢，根本没给一文钱。以前说上交的粮食，百姓只要送到家旁的路上，官署自来收取，结果现在让送到京西行营去，几百里路，车都跑散架了，马也累死了，眼看都要破产了，愁都愁死了，乐个毛呀？！
每次皇上下诏书都说要关注百姓疾苦，光发文件，净玩儿嘴炮，一点实际的都没有，估计呀，皇上天天待在宫里，外面的事儿啥也不知道！”
德宗被老百姓一顿喷，也觉得有点悻悻然，于是交代官署免了赵光奇家赋税。
这位名叫赵光奇的老百姓无意中怒喷皇帝，结果名垂《资政通鉴》得以和出将入相的重臣比肩，造化弄人颇有喜感。
纵观德宗一朝，李适为了改变国库捉襟见肘的窘境，采取了多个税制改革的尝试。这些尝试有成有败，但不管什么政策都是基于当时国家经济的现状制定的。从这些措施中，我们可以略略窥见当时唐朝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
中唐以后，随着边患的加剧以及藩镇割据的炽烈，唐庭对百姓的盘剥日甚可见一斑，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写的便是德宗晚年的社会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