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的古往今来——《吐蕃王朝卷》
赤松德赞的荣耀——佛光再现
养僧制度
吐蕃王朝在赤松德赞的治理下达到了鼎盛，如果说松赞干布时期是吐蕃的黄金时代，那么赤松德赞时期就是当仁不让的钻石王朝。如日中天的吐蕃王朝，令其周边的所有国家都得暂避锋芒。即便是我们汉族人最为仰慕的大唐，在吐蕃这头暴走的金丝牦牛面前也得落荒而逃。
但日入中天、盛极而衰是个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一代雄主赤松德赞在励精图治大半生之后，开始走上了李隆基的老路。这倒不是说赤松德赞也喜欢上了杨贵妃，贵妃坟上的荒草都可以放牛了。他钟情的是佛教，这种爱好也不比喜欢贵妃花钱少，甚至更费钱。毕竟喜欢杨玉环，只要把杨氏一家弄明白就行了，钟情于佛教，要答对的可是整个僧伽集团。
桑耶佛诤后，天竺佛教成了吐蕃当仁不让的信仰旗帜，一时间，风光无两，大寺林立。拉萨的扎耶尔巴寺，山南的秦浦寺等大型寺院纷纷创立。大寺创建意味着僧侣人数的暴增，《汉藏史集》记载，赤松德赞时期，一次仪式便有一百四十二位男女出家。数量暴增的僧侣给寺院的运行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僧人的供养、寺院的运作都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僧伽集团是不参与生产的，不论是生产人还是生产物。不从事生产不代表不需要吃饭，而且举行法事仪式还需要大量的财物资源。在早期天竺寺院中，采用的是僧人乞食制度，这种制度的遗存在缅甸、老挝还能看到，僧人排队赤脚托钵而来，路边民众自发将食物放在钵盂之中，僧人端庄自在，民众平和得体。在彼此心平气和间，达成供养的默契，这也是托钵僧之名的由来。但这种制度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你很难想象一千个僧人托钵，就一个人出来供养，将会是个什么局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僧伽集团只能求助于赤松德赞，毕竟世俗政权手中掌握着巨大的国家资源。于是，吐蕃国家政权开始成为寺院最大的供养人，僧侣们也不再每日从事身体劳作，而是专心念经。寺院中，出现了专门服侍僧人的人员，被称为“净人”。发展到后期，寺庙的资产越来越庞大，出现了专门进行管理的人员，大量的属民被寺院雇佣进行生产。
僧伽这个社会阶层，在国家社会生活中起到的是心理疏导的作用，作用类似于牧师。这也是政权推崇宗教的根本原因，列宁同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所有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除了镇压之外，还必须树立起一种牧师的职能，借以安慰民众和给予他们减少苦难的那种不一定能够实现的前景”。这段话翻译的有点绕，简单粗暴的解释，其实一句话，统治阶级在挥舞大棒子的同时，还要在你眼前摇晃胡萝卜，至于能不能吃到，另说。
不过牧师数量也不能太多，要是满街都是牧师，到底谁安慰谁呀？赤松德赞晚期便出现了牧师太多的问题，这些并不从事生产的僧伽阶层，数量多到自己难以养活自己的程度了。沉迷于佛教的赤松德赞并没采取措施限制僧侣的数量，反而利用他手中的政治权利向宗教势力倾斜。
公允的说，宗教本身对国家体制确有裨益，但宗教集团就不一定了。我们通常总是将这二者混为一谈，这就像是佛学和佛教其实是两回事，一个是由经典（物）组成的学科，另一个是由人组成的集团。当宗教势力形成了集团，它对于社会生活的便出现了负面的影响，这个集团将会成国家肌体上的寄生物，随着它越来越庞大，哪个国家都会不堪重负。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农耕文明，国家财富主要体现在土地和农业税收上，当宗教集团大量拥有土地，又不需要向国家赋税，这种富和尚穷朝廷的事儿，那个皇帝也受不了。这也是中原王朝为什么隔段时间就会来次灭佛事件，把宗教集团清洗一番，倒不见得是皇帝本人对佛教没好感，主要是皇帝穷的两眼发花，结果眼前转悠的，全是富得流油的和尚。
赤松德赞一生雄才伟略自不必说，但他真没能平衡好这个问题。他给予了宗教集团太多的倾斜，政治上，他赐予宗教领袖大金字告身，使其位列朝堂，参与议论国家政事，座位甚至在大相之上。经济上，对于寺院的供养也是不遗余力，他连续两次发下诏书，强调寺院的供养不能减少，并要求寺院的各种需求全部由国家承担。
人的贪欲从来不会减少，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成不了佛的重要原因。这种伴随我们一生的人性本质，被几乎所有的宗教唾弃，基督也将其列为原罪之一。但与生俱来的本性，又有多少人能够抗拒，即便是佛学大师恐怕也难以免俗。
敦煌文献《历代法宝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禅宗自达摩菩提后，在中原开枝散叶，传至五祖弘忍。弘忍门下有两个著名的弟子，一为神秀，一为慧能。弘忍将衣钵传给了慧能，但慧能畏惧神秀在北方的势力，带着达摩菩提传下的木棉袈裟渡江南去。等到神皇则天大帝登朝为帝时，禅宗已经分为南北两派。武则天想要见见禅宗南派的领袖六组慧能，传下圣旨，召其入京面圣。但此时，慧能已老迈不堪，便将象征衣钵传承的木棉袈裟送至长安。
禅宗至宝木棉袈裟到达长安后，武则天便招来长安各寺高僧，问道：“出家之人，有无欲望？”神秀、玄约、慧安等高僧均表示无欲。惟有高僧智诜说道：“人生则有欲，死则无欲。”武则天认为只有智诜说了实话，便将木棉袈裟赐予了智诜。武后的道理似乎也很简单，既然你们都已经“无欲”了，那要这件至宝还有什么用？干脆给对它有欲望的吧！再说了，刻苦修行成佛得道，是不是也算种欲望呢？！
既然高僧都不能免除欲望的困扰，那么相信不会有人对更大的权势、地位和财富有抵触。寂护大师去世后，赤松德赞便将益希旺波（巴·赛囊）为第二任堪布，并给予了他比肩大相的地位。但益西沃却向赤松德赞提出了一个附加的要求，他希望能够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吐蕃国内大臣、民众必须向寺庙贡献，否则就要将其绳之以法。这种强迫供养的形式，即便是笃信佛学的赤松德赞也觉得有点难以接受。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给每个僧人七户属民的赋税进行供养。
益喜旺波并不买账，他上奏道：“与一人获得九百户属民的赏赐相比，此善妙佛法有益于身体和社稷，而且最终未来，能为君王平民开辟善道，杜塞三恶趣之门，等等功德，难以言表，以此之故，按敕命授受亦无过失。 而且如果后世连续出现王室内部不和或人畜得病， 或出现外敌入侵，或发生大饥荒，则不能完全实现赞普的意愿，使三宝之所依不存，王室子孙君臣会造下大罪业，有此种种不善。 因此，为供养寺院三宝应给二百户属民，每位僧人给三户属民，而且将管理权交给僧伽，对寺院的属民、土地，政府机构不行使权力，则任何时期使佛法永存而善好。”
这段话翻译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属民的税赋是个不确定的因素，如果后世，出现天灾、王室不和或者外敌入侵，属民的税收不能保证，那么七户的赋税便不能供养佛法三宝，王室子孙会因此会造下大罪业，这样不好，应该给每个寺院二百户属民，每个僧人三个属民，让寺院和僧侣自己管理，对于这些寺院归属的土地和属民，国家机关不再有行政权力，生死存断全部由寺院说了算。
益喜旺波的要求，其实是要和国家分割管理权利。划归给寺院和僧人的属民从此脱离了国家机构的管控，成了寺院和僧人的私产。相应的，这些属民将既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也不受国家法律的管控，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化外之民。
我估计这种要求，要是在中原当着皇帝面提出来，估计离死也就不远了。但赤松德赞居然答应了，可能当时吐蕃王朝如日中天，赤松德赞考虑，国家也不差这仨瓜俩枣的税钱。但这种制度执行下去，日后僧伽愈多，国家早晚有支撑不下去的一天。
赤松德赞倒是没当回事儿，贵族们可不干了。那些不怎么信奉佛教的大臣贵族，眼见着寺院分田分地忙的热闹，不由得纷纷心惊肉跳，指不定哪天，分地分到自己家院子里。这些心怀不满的贵族联手将益喜旺波挤出了权利核心，将他贬去外地。
但佛诤的结果，给了这部分大臣当头一棒，渐悟派成了前度刘郎。赤松德赞也再次明确了对佛寺的供奉。《巴协》中记录，“给佛教宗师每年青稞七十五克（藏制每克约等于28市斤），衣服九套，香料酥油一千一百两，乘马一匹，藏纸四卷册（卷），墨三锭，和足够的食盐；给钦浦（青朴修行地）的二十五位大修行者，每年青稞五十五克，酥油八百两，乘马一匹，衣服六套；给寺院中的十三名讲法师，每年青稞五十五克，衣服一套，酥油八百两；给普通僧人，每年青稞八克，纸张两本，墨一锭；给二十五位学法者，青稞二十五克，衣服三套。赐给寺院一百户属民，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民，对于（寺院）僧众和属民，官府无权干涉，将权利均授予僧人。”几乎同样的记载还见诸多种藏文史料，区别只是这些供奉的频率是每年还是每月。
从此吐蕃的僧侣，不但有三户属民的供养，吐蕃国家还提供给每位僧侣口粮、生活用品。僧侣们不但吃穿不愁，还陡然而福，成为吐蕃一种令人趋之若鹜的职业，热度直指当今的公务员。
公务员待遇再好，也在国家法律管控之下，吐蕃僧侣却开始出现了不受官府管理的趋势。这个赤松德赞无意间培育起来的新兴社会阶层，凭借经济、政治和司法上的独立，开始在吐蕃社会中迅速崛起，以至于，在后世发展出了寺院庄园制度，并进而形成了政教合一的西藏社会管理形式。
不过，赤松德赞的养僧制度，也不是完全没有进步意义，脱离了生产僧侣们，有时间在其他方面展开研究。西藏的寺庙在其国家之中，从来都不是个简单吃斋念佛的场所。这些寺庙还担负着文化传播、医疗和卜算、翻译和救济的使命，在大兴寺院、广招僧侣的过程中，吐蕃的文教、医药、天文历算和文字规范都得到急速的发展。尤其是文教方面，古代读书识字是件及其奢侈的事情，其所耗花费根本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承受的。这时期，西藏已经有了藏纸的制造技术，但藏纸的成本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几百年后，一刀藏纸的价格依旧超过一斗小麦。更何况，当时还没有活字印刷，所有的经卷典籍都是雕版印制，如果没有养僧制度带来的巨量的寺院财富，很难想象西藏得文明，将会怎样走过这条筚路蓝缕之路。
赤松德赞时期藏医的发展也极为值得称道，在与汉地、天竺、大食、克什米尔等处名医交流的过程中，藏族自己的大医者宇妥·云丹贡布撰写完成了《四部医典》。这部和内地《黄帝内经》等级相仿的医学著述，成就了藏医的理论基础。
晚年的赤松德赞笃信佛教，整日只想与高僧坐而论道，对于政事疏懒，导致大相尚结赞开始专权。尚结赞也算是吐蕃相位上数得上的能人，在他掌权的20年中，吐蕃保持强势出击的态势，我们之前介绍的清水会盟、出兵平定朱泚之乱和平凉劫盟，都是在尚结赞主持下进行的。安史之乱后，唐朝这面破鼓没少挨尚结赞的重锤。
尚结赞在对外征伐中屡有斩获，使赤松德赞得以安心礼佛，也使赤松德赞对其仰仗日甚。尚结赞专权的情况不但吐蕃朝野尽知，就连远在苍山洱海的南诏王都知道，他在写给唐臣韦皋的信中，直言不讳的说：“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兄弟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
另外，尚结赞似乎对于佛教没什么兴趣，政治人物的态度一般都是很微妙的，没有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于是，那些被摘了桃子、动了奶酪的阴影们，便开始蠢蠢欲动了。
上一节桑耶佛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