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古典以训今日。
这既是一种“思想方式”，也是一种“作为方法”，更是“古为今用”的一种切实。
曾国藩言：“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对此，反复读思，扪心细想，是可以判定为人生哲学的，再推之，则是人生成就之智慧。
细分之，前一句可谓“认识论”之强调，后一句则是“条件论”的主张。
“办大事，识为主，才为辅。”换作今天的话语，类似于“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事实也是：认识不到，何以做到？没有见过，怎样作为？由是，见识或识见便成为“办大事”的逻辑前提。也由此，大见识，大才华，才能办大事。这个“逻辑结构”或“逻辑规律”更是要铭心刻骨的。
客观现实总是人在一地而作为，这样，人的见识或识见就要受限了。何以突破呢？我以为，除了人际交互以拓展外，最为效用效力的，唯有读史、读经典、读哲学三者。没有这三者的富养，真知灼见、远见卓识是谈不上的，识见大势中的大事亦是不可能的，办大事也就谈不上了。逻辑就是这样，也是不可违的。
曾国藩能谈出此言，不仅是一种“识”，更是实践之后的结晶。
“成大事，人谋、天意各居半”，不是“天命论”，更不是“天意”的在乎，而是强调了“条件”问题，最在“人谋”合乎、顺乎时代发展的趋势并社会发展的规律。客观规律是为“天意”的本质本真所在。
一般地做事，做一般的事，可以“习惯”之，“成大事”则不能不“人谋”在趋势，“人谋”在规律，尤其“谋”出顺势而为的条件，符合规律要求的作为。主观与客观相契合，就是“人谋天意各居半”。
曽国藩是古之“办大事，成大事”者，并结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我们今人引之以训现在与将来作为，最在以此为基础，更为高明一步。非此，则是“今不如古”了。这也可以称为一种“格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