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姐是杨绛先生家的保姆。她丈夫是她家乡最大的地主，她有个“姐姐”是丈夫的大老婆，两人共有一个丈夫。
开始的时候，顺姐只是上午在杨绛先生家干活，她给三家做工，她挣的钱，养着一家老小。大老婆，她的女儿离婚带着一子一女，也住在娘家，顺姐自己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寒冷的冬天里，她拿着个隔宿的冷馒头，顶着风边走边吃，这是她的早饭。午饭也是一个干冷的馒头，她边走边吃到第2家去洗屎裤子，那家的保姆不干这活。然后是第三家，干一下午活，做完晚饭，洗过碗才回自己家吃饭，吃别人剩下的残羹冷炙和剩饭。
杨绛先生看不过她冷风里啃个干馒头当早饭，让她在家里吃多余的粥、饭、菜肴、喝喝些汤汤水水，馒头叫她烤热了再吃，中午也让她吃了饭再走。杨绛和顺姐的交情由此开始。
杨绛先生知道了很多她的事：
大老婆的早饭是牛奶、高级点心。那个时候在“三年困难时期”牛奶是稀罕物。
大老婆的独生女，最高学府毕业，右派分子，因不肯下乡改造，脱离了岗位。
她最会折磨人，顺姐住她家杂物间，大小姐中午睡足，晚上折腾顺姐，经常半夜罚顺姐下跪，打她耳光。这是同住一院的邻居告诉杨绛的，顺姐从不说这些。
她的子女一出世，就由大太太抱去抚养，孩子只认大太太为妈妈，她姨娘都称不上。她过节的时候经常领着她的子女去杨绛先生家过节，一次杨绛指着顺姐问他们：她是你们的生身妈妈，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愕然，说不知道，能不知道吗，他们知道后也仅是认了，却从不叫妈妈。
她这样
养着大老婆一家说是还债。原来当年斗地主时，大老婆逃走了，逃到北京女儿家，顺姐顶岗当地主婆，被批斗，下地干活，由于刚生完小儿子，过度劳累使她得了子宫下垂，去北京后大老婆花钱给她动了一个不小的手术，从此顺姐天天还债。
杨绛得知给她办了存折，把涨的工资和节假日的过节费给她存起来，对外还是原来的工资。渐渐的也存了七八百了。
顺姐静脉曲张严重，杨绛领她去协和医院做理疗，杨绛说这个要好好休息才能好的快，顺姐却过意不去要多干活，结果多做了几个疗程才好。
文化大革命时，一个“极左的大娘”叫顺姐写杨绛大字报。顺姐说写别的太太都可以，就这个太太她不能写。杨绛被剃了半个光头，（即所谓阴阳头），“极左大娘”嘲讽杨绛，顺姐安慰她说：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不过还是好人多呢。
后来大小姐被批斗，她说顺姐也是同伙，顺姐没有辩解和她去了乡下。大小姐给当地村长说顺姐有钱，她只得把这么多年攒下的钱拿出来盖房子买家具。
后来大老婆自杀，大小姐逃跑，留下儿子让顺姐照顾，而她自己也已病的厉害。那时杨绛先生刚从干校回北京，她的子女找到杨绛哭泣，杨绛让他们想办法把妈妈接来北京医治，总算救回命来。
户口问题却一直不能解决，胆战心惊的藏身北京，却被大小姐发现，大小姐不顾自己的黑户身份去警察局揭发她，说顺姐卖了她的房子。
被逼到绝境的顺姐，总算直起腰杆儿来自卫了，她说乡下的房子是她自己盖的，家具是她买的。她不是地主的小老婆，只是个丫头，当地人都知道。她因祸得福立即恢复了户籍，错划的阶级也恢复。
杨绛家搬入新居，顺姐和他们同住，无忧无虑，胖了起来。杨绛说：顺姐，你得减食，太胖了要多病呢。她说：不行呢，我是饿怕了的，我得吃饱呢。
可惜顺姐身体已经伤坏了，没有享受到什么。这时她的儿女都很有出息了，也很孝顺，她就告老回家了。
人与人的相处真的不是时间的问题，顺姐凭一己之力的养活一家老小，大老婆和大小姐却一直高高在上的享受，却从不感恩，依然把她当丫头。
杨绛和顺姐接触没几天，就用自己的善良给这个苦命的女人温暖。渐渐把她当家人，照顾她，替她着想。
坏人真的是坏人，从小坏到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也是被逼无奈，或者生性不坏，只是被逼成坏人。
善良的人，即使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好在顺姐晚年子女孝顺，也算苦尽甘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