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只说“药”，不说“法”。因为“法”我说不了，因为不专业。关于“药”，虽然也不专业，但是多少还是能有些发言权的。
“龙胆泻肝丸事件”以2003年2月28日国家药监局下令将其改为处方药加强监管为转折，最终以国家有关部门将《中国药典》中的“关木通”剔除换为“木通”而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龙胆泻肝丸事件”对中医名誉的世界级影响，我们是怎么归因的呢？
有的人说关木通只是个案，只是一个药品短缺带来的短暂闹剧，其它中药还是不受什么影响的；
有人说除了“关木通”外目前发现了许多对肝功肾功有明确损害的药物，中药几乎不可信，从而全盘否定中药；
有人说这回“关木通事件”是因为不懂中医理论的人胡乱的应用中药，没有做到辨证施治，如果做到了辨证施治，那么即使是有毒的关木通也能用出它应该有的疗效；
有人说中药方子里很多的东西都并不靠谱，有没有害根本不知道，只能把自己也当作小白鼠去试药，吃好了算自己走运，吃坏了，算自己倒霉；
还有人说中药的疗效现在有好多都是通过西药来完成的，比如偷偷在中成药中加入西药的有效成分，然后让你觉得服用之后有了好转，其实却对身体的伤害很大，只有短期效果，没有长期收益……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重新反观中药的历史，是不是能发现一些问题或者隐患呢？
我们绝对不可以全盘否定中医，因为它确实有许多有效的成分，确实有很多有效的方剂。比如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了抗疟神药青蒿素的秘密，你能说中医就是糟粕吗？如果你全盘否定中医那青蒿素，你怎么解释，那可是被诺贝尔奖承认的。但是这本《肘后备急方》中同样包含着其它的抗疟神药，抗疟神方。
比如抱雄鸡方。
具体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早上起来抱着一只大公鸡在院子里走几圈就能治疗疟疾。你还别以为这药方很扯。葛洪老道收录的药方哪里是能随随便便胡编乱造的呢？肯定是有人用这种方法治好了“疟疾”，当时的医生一看挺好用，就把它记录了下来，等到葛洪一看，自己也没能力辨别这方到底有没有用呀，既然前人这么写了，估计是管用。于是就把原方给抄录了下来。流传后世，后人也一样，没办法甄别，于是就一代一代的抄下去。
从我的叙述中，你有没有发现中医最大的问题？
正如聪明的你所想的那样，中医缺乏一套判别药方有效性的方法。如果有这个方法，葛洪会轻而易举的将这个“抱雄鸡方”从抗疟方法中筛选出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行疗效的评价？这个方子一个人吃了之后有效，别人吃了没效，怎么来鉴定这个方子到底有效无效？如果一个人吃了治好了癌症，其他癌症病人吃了都死了，那这种药方对这种癌症是有效还是无效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就这样横亘在中医名家和学者们的面前，几乎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阻碍着中医的进步和发展。
其实不光是在中国，在西方国家也曾经存在着这样那么样的困惑，要不怎么会有放血疗法治病救人的盛行呢？要不然华盛顿和斯大林也不会因为笃信放血而死于非命。
关于验证一种药是不是有效，早在1747年，英国海军军医詹姆斯•林德在尝试治疗一种维生素C缺乏导致的坏血病时，就使用了一种非常著名而且行之有效的验证方法。当然他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病的名字叫做坏血病，也不会知道病因是缺乏维生素C，当然也不会知道治疗方法就是补充维生素C或者多吃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
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经过。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在舰船上的士兵逐渐出现了一种怪病，随着航海时间的延长，他们会慢慢出现四肢无力、精神烦躁、工作起来容易疲惫，皮肤也容易红肿。渐渐地会出现肌肉疼痛，脸部肿胀，牙龈出血，牙齿脱落，皮肤出现青紫色的大片瘀斑，到最后会出现更加严重的呼吸困难，拉肚子，骨折，更有甚者出现肝肾衰竭就这样把小命交待了。
在13世纪到18世纪的几百年时间里，这种船上士兵因此死亡的案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且这种死亡率也不是100个人中死亡一两个那么简单，一般都是100个人出海，回来能剩下40个活的，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所以这个怪病历来就受到了国家和普通百姓的广泛关注，大家可能并不想知道疾病的病因，但都想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预防这种意外死亡。
于是和中医的情况类似，经过几百年的时间，人们心再大，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治疗这种疾病的好方法。比如有吃苹果吃好过，于是就把吃苹果可以治疗这个病记录下来，等到下回有人得这个病就用这个试试，结果是有些人吃了真的好了，而有些人却死了；人们无法判断这东西到底好不好用，于是也就姑且算作一种治疗手段一代一代的记录下来吧，像中医一样。后来又逐渐出现了各种类似的情况，有喝稀硫酸治好的，有喝海水治好的，有喝醋治好的，有吃柠檬治好的，有吃橘子治好的，有祷告治好的，有天天唱歌治好的……总之，各种你想到想不到的方法都有能治好这种怪病的。人们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筛选方法，而只能对这些靠谱不靠谱的方法听之任之。
直到1747年，在英国海军远航的舰队上，一个叫做詹姆斯•林德的军医冥思苦想，想出了一个办法用船上出现这种病症的士兵，对当时这种病的治疗手段进行了一次相对科学的筛选实验。
他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在现代人看来很简单。
他找来了12个症状严重的船员，然后将他们两两一组，总共分成了六组。不是传说有很多有效的治疗手段吗？那就拿来试试呗！
他把那些有效方法中看起来比较靠谱的都拿来试了一试，也就是每组给他们试用不同的方法，第一组就每天都喝苹果汁，第二组喝稀硫酸，第三组喝海水，第四组喝醋，第五组吃柠檬，第六组天天唱歌。同时进行了6天之后，只有吃柠檬的那两个人情况有了好转，其他人病情是越来越重，而且喝稀硫酸的情况变得更糟。
这下可好了，经过这样简单的一对比之后，一下子找到了治疗这种疾病的有效办法，那就是吃柠檬。
这个试验一做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个方法的好处！它可以明确的知道哪种药物有效，哪种手段胡扯。于是这种方法被应用到筛选治疗疾病的各个手段上。医学在这种简单实验的推动下，向前迈了那么一小步。
为什么只是一小步呢？
因为人们发现，这个方法也不太好用。后来发现吃橘子也能吃好这种疾病。那到底是吃橘子更好一些还是吃柠檬更好一些呢？人们还是找来病人，一组吃橘子，一组吃柠檬。最后两组都好了，看不出哪个药效更神奇呀！如果是这样还算好的，因为这毕竟找到了两种治疗疾病的办法，是锦上添花；但是对于那些不太清楚的疾病，做一回试验竟然几组人都有好转。最后竟然得不出比较一致的结论来。这下人们可就彻底懵了，这回可怎么办呢？
验证治疗方法有效性的实验途径陷入僵局。
可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个困境完全可以通过增大试验人数来解决，你一个两个人吃个啥把病吃好了，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在，如果是一百个人，让这一百个人都吃好，这时候偶然因素就不会起多大作用了。结果还真是这样的，许多招摇撞骗的方法又被筛选出来，从此被彻底废弃。
可是没过多久，问题就又来了。他们发现有时候做试验选择的人群并不是患有相同疾病的，也就是把患了其他相似疾病的病人也拉到试验中来，这下可是大大干扰了试验结果的准确性。于是他们就想，可以设计一个病人参加试验的入选标准，这样就能有效的避免很多滥竽充数的伪病人干扰试验结果了。
入选标准一建立，又筛选出很多假冒伪劣的治病手段。同时对疾病的诊断也变得更加专业，因为这个入选标准可以作为疾病的诊断标准，以后再遇到同样的病，用我们试验验证出来的方法，就可以很好的治疗这个疾患了。
可是问题总是会出现。人们慢慢发现有些病你给病人喝凉水他会好，你给他说几句话他也会好，甚至你什么都不做，过几天也会好。我们现在总说的感冒，就是这类病。这下人们发现问题了，要怎么才能知道到底是吃药吃好的，还是这个病自己好的呢？怎么办呢？人们想到了增加一个试验组，对他们什么都不做，这样再配合上其它组的试验，就能知道是不是药物起的作用了，结果就出现了著名的空白对照组。
之后人们发现有些吃假药的也能把病治好，人们一调查发现这药物根本就没有什么有效成分，就是加了白糖的淀粉药片。但是一看吃这个药物的病人，还真奇怪！真的就吃好了，而且疗效要比什么都不吃的空白对照组要好的多。人们发现这个奇怪的现象后，又增加了一个试验组，就给这组人吃外观完全相同的淀粉片，这就是安慰剂试验组，而这种效应就是非常出名的，在1955年由毕阙博士提出的安慰剂效应。
好了现在试验经过不断完善，已经具备空白对照组，安慰剂组，试验对照组。再加上比较多的试验人数和相对成形的试验人员入选标准，已经能够对市面上盛行的，坊间流传的，甚至家里祖传的秘方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判断了，有效没效可以拿出来试试，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在这里显示出至高无上不可辩驳的威严。
可是试验方法的完善并没有结束。人们发现对这些入选患者的分组方法也能对试验结果的准确性有很大的影响，你看20多岁的小伙子和70岁的老头骨折之后愈合的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而这种不一致肯定不是因为药物干预的不同引起的。那要怎么避免这种现象干扰试验呢？人们立刻想到了各种各样的分类方法，其中最为科学合理的就是随机分组法，也就是给每个组里面随机分配入选人员，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各个试验组之间的差异，于是随机分组法诞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人们又发现了问题。人们发现试验人员因为期待某种药物的疗效往往会对试验组的受试人员给予多于其它组的偏爱，于是这群人疾病治疗效果要好很多。而且即使是在那些安慰剂组中，那些被医护人员给予过多关爱和鼓励的患者，其恢复情况也超过了药物治疗组。人们发现了疾病的治疗确实是有心理因素起作用的，可是也不能让这种情况干扰了药物客观上的有效性！于是下定决心，成立第三方机构，由这个机构负责给医生发放药物，让医生再给患者发下去，而医生是不知道哪个药是有效成分，哪个药是淀粉白糖片的，因为它们实际上长得模样都是一样的。于是医生知情权就被剥夺了。同时人们也发现，那种明确知道自己吃的是有效药物的患者在心态和康复上要比全然无知者康复得更快。于是为了避免干扰，就又剥夺了患者对药片特性的知情权。
这回好了，患者想问医生，我吃的这种药到底有没有疗效呀，会不会是安慰剂呢？医生也一脸茫然的回答，“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呀！”患者有些生气的问，“你也不知道，那我不是白白志愿地当了一回小白鼠吗？”医生一看，这病人急了，忙说，“先别激动，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有个神奇的第三方机构，他们是知道谁吃的药物是安慰剂，谁吃的是真正有效的药物。
好了双盲试验诞生。
试验方法的改进仍然没有停止，它就这样一直前进着，前进着，在方法论上赶超了曾经先进的中国传统医学。
人们觉得即使扩大了数量，仍然还是少，因为不同的地方的100个患者的试验中仍然能得到观点相悖的结论。于是那就再扩大试验人数，来个几百人的吧。不久人们就发现，在美国加州试验和在日本东京试验结果存在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到底是因为人种差异导致，还是因为地域差异导致，还是因为试验方法上的选择呢？人们得不出结论，于是大笔一挥又发明了一个杰作，开展多中心的试验。
什么叫多中心呢？我们就拿中国举例吧，东西南北跨度大，甚至地形气候饮食都不尽相同，于是为了验证一个药物的有效性，就选择几个大城市作为研究中心，比如长春，北京，南京，广州，西安，拉萨，乌鲁木齐。每个区域选择一个中心，由这些城市所在的医学试验中心在相同时间按照相同的入选标准收入志愿者，然后开始通过上面有效性的试验检验，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这就是多中心试验。
于是我们把上面演进出来的所有方法连在一起念，来你可以跟我一起念，因为这个名字很长很长，“大规模多中心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只要有哪种治疗方法能够通过这种有效性的检验，那么它就会被世界公认为一种确实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公认一旦确定就成为不可撼动的权威级别证据，可以否决反对者一切的不屑和质疑。
确实如果一种手段通过了这么严苛的筛选，而最后有幸能保留下来，即使大家说不说出这么做有效的道理，那它也是很有效的。而临床医学最为著名的杂志《柳叶刀》就经常刊登一些这样的试验文章，一旦得出结论，那可是作为一级证据推荐的。而一个这样的试验需要多少人，所少钱，多少时间，多少个国家重点试验中心的协作呢？我们可想而知。
可是就这还不算最严苛的，最严苛的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对药物的审核。这个机构在全世界药品行业里最最权威，它的权威并不来源于美国经济的强盛，也不来源于其武力的威慑，更多的来源于执行标准的果断坚决，来源于其缜密而一丝不苟的药品上市流程。没有什么幕后操作，没有什么人情关系，不管是谁，想要让药品在美国上市，就必须通过试验，用数据来向我们证明药物的有效。如果你偷偷把药运进来卖，要么终身监禁，要么巨额罚款。因此没有人敢铤而走险，凭借美国的执法力度，逍遥法外是不可能的，而被发现是迟早的，而且一旦出事可就是大事，大家还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按章程办事吧！
你会说为了卖药我合法上市不就完了吗？可是天真的你一定不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困难几乎不太可能完成的事情，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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