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名叫春毛。1952年正月初八，春节过后的第八天，鸡叫第二遍的时候，母亲生下了我。见是个男孩，外婆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意思是春天生的毛头小子。

母亲是外婆的独生女，外公很早前就去世了，母女俩相依为命。据说我还有一个舅舅，很小的时候就逃荒到贵州去了，我从来没见过。

外公是当地的土医生，去世前把祖传秘方教给了外婆。外婆就靠给人看病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医治的病称为干病，患病的人骨瘦如柴，面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来看病的全是女人，吃了外婆的几副中药后就有所好转，渐渐有了力气。因此，找外婆看病的人很多，很远的地方都有人慕名而来。

外婆的收费标准是，无论病轻还是病重，不管年龄是大还是小，治一个人一律收五块钱五斤苞谷籽。

她的治疗手段很简单。先做手术，用尖锐的碎玻璃尖，把患者左手心边缘刺穿，挤压，用剪刀夹去一些压出来的鱼蛋状的肉，再用锅烟墨涂在伤口上；然后给患者一包草药，一包中药，草药蒸鸡蛋吃，中药熬水喝。

外婆有了这门手艺后，可以说不愁吃喝，母亲就有点好吃懒做。母亲出阁的时候，嫁给镇上一个手艺人的儿子。手艺人被人称为“张炮匠”，会给当地的土豪造土炮。双方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嫁到张家以后，母亲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张牛，这就是我“同地不同天”的哥哥。

1947年，重庆解放前期，哥的父亲母亲的前夫，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了兵，重庆解放后，跟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

母亲在张家带着大儿子生活的几年中，由于离娘家只有4、5里路，就经常朝外婆家跑。哥长到8岁时，他爷爷就教他学钳工手艺，之后，母亲就在外婆家常住下来。

1950年，经人介绍，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到了南桐矿区。父亲原来是一名矿工，积攒了一点本钱后，就杀猪卖肉做起了小贩生意。

母亲生下我后，和父亲生活了一段时间，由于在外婆家养成了饭来张口的习惯，不会煮饭做家务，父亲脾气暴躁经常打她。母亲就带着我回到外婆家来。

由于前夫被抓壮丁守寡，又由于我父亲狠命打她，久而久之，母亲患上了间隙性精神病。发病时，哈哈大笑，又唱山歌又跳舞，没病时，一切正常，就是不主动做事，必须要外婆大吼大骂后才肯干事。

1952年土改时，我和母亲的户口问题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随外婆落户农村，可以分到土地，二是随父亲落户街道，成为城市户口。外婆想分地，要把我们的户口办成农村户口，父亲考虑再三，最后，把我们的户口办成了城市户口。

这样，父母就长期分居，在南桐矿区尽管有房子，却没人住。公私合营以后，父亲到了区食品公司上班，当了一个卖肉的营业员，吃住都在单位里，房子就更没人打理了。

父亲就每月来外婆家一次，每次来都提着半边猪油来孝敬岳母大人，那时候，猪油可是奢侈品，让周围的村民羡慕嫉妒恨。有次父亲喝了酒，母亲不知说了些啥，父亲操起抵门杠，拦腰横打过去。母亲吼着：打死人哟！梁某某打死人哟！一路吼一路跑，惊动了一弯的人。

后来，母亲又生下一个弟弟，很聪明。我们一同出去玩，犯了事，他回家来，向外婆告我的状，总是我挨打。有次，外婆拿起棍子打我，我跑上了田坎，外婆叫母亲在田坎的另一头堵住，我扑通一下跳进了田里。外婆就急得跳起粽子尖一样的小脚骂母亲。

我恨弟弟，小伙伴儿一起玩的时候，有人拿水枪往他屁眼里灌水，我逃跑了。他回家告诉了外婆，我被狠揍了一顿。

弟弟四岁的时候死了，是母亲害死的。

那年他出寻麻疹，周身出了水痘，高烧不退，父亲不在家，外婆也没了主意。母亲就上山采来一些不知名的草药，放在锅里熬好后，旁晚灌弟弟喝下。半夜里，发现弟弟没有气了，母亲赶忙带着我去找父亲。

父亲来了，望着直挺挺躺在门板上的弟弟，哽咽着泪流满面。这次，他没有打母亲，只是叫母亲随他一道，把弟弟埋在了屋对面的山坡上。

外婆和母亲的对话，永远都是吼和骂。不洗碗，要骂，不煮猪食，要骂。母亲装傻，坐着不动，骂急了才顶两句。外婆骂够了，自己去洗完碗，提着猪食桶，迈着三寸金莲，颠巍巍地到猪圈棚去喂猪。

我在外婆的骂声里成长。

小时候和她睡在楼上的铺上，每天晚上3点多钟醒来，她就开始唠叨总结昨天的事情作为开场白，这还算文明。然后突然就骂起母亲来，语言极其污秽刻薄。我正睡得香甜，被闹醒，就跟她急，也吼也闹，甚至拿脚踹她。她就骂我：砍脑壳的，塞枪眼的，垫桥墩的……常常是俩婆孙闹到天明。第二天，我被邻居大骂了一通。

母亲虽然常犯精神病，但只要到父亲那里去，她都背着我，都5、6岁了还是这样。去时，她穿得又破又烂，让父亲很没面子。后来，父亲就特地为她制了几套新衣服，但她还是我行我素，去见父亲时，依然穿最脏最烂的衣服，甚至脸还是花的。父亲火了，操起家伙又打她。

我就这样在外婆的骂声，父母亲极不和谐的关系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