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大厦将倾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

是年3月，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进了北京城，心如死灰的崇祯皇帝亲手杀掉自己的家眷，留下“朕误听文官言，致失天下，任贼碎裂朕尸，弗伤我百姓”的遗诏，含恨自缢于煤山，时年33岁。

按传统说法，那年就是明朝正式灭亡的年份。但当年5月，大臣们不甘亡国的屈辱，于南京拥立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朱由崧——也就是后来的福王为帝，建立了南明政权，定年号为弘光，计划反清复明，收复旧时河山。

但是，弘光政权的存在，注定只是明朝回光返照，苟延残喘而已。

国难当头，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绞杀，朝廷内部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北伐意见，而是仍然党争不断，东林党争的余温却还在继续蔓延。

大明这位年迈的老人已经气喘吁吁，逐渐走向油尽灯枯。

在如此情况之下，各方势力却各自站在自身立场，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皇帝沉湎酒色不思进取，文官打击异己鱼肉百姓，武官拥兵抱持争权夺利。偌大的南明朝廷，沦为了一个“人人对人负责，没人对事负责”的松散组织。

大厦崩于前的危机，只是早晚的事情。

危难之际，一名备受南明小朝廷排挤的兵部尚书，自请督师江北，筹措军民粮草，试图抗击清兵的侵略。

他就是著名的抗清将领史可法，时人尊称为史阁部。

02.人间炼狱

公元1645年，明弘光元年。

清军在将领多铎的带领下，一路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史可法奔赴军事要冲扬州，先多铎一步驻扎在扬州城内。

是年4月18日，清军包围了扬州城。几天之后，扬州在清军的进攻中陷落，史可法被俘。

多铎规劝史可法投降，被严词拒绝。

“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态不可屈……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这句呐喊过后，史可法壮烈就义，终年45岁。

多铎敬重史可法的忠烈，却没有按照史可法的要求去做。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下令屠城十日，纵使部下滥杀无辜。

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

当时扬州城的居民，只有个别幸免于难，绝大部分人惨遭屠杀，事后找到的尸首就有80余万具，“城中积尸如乱麻”。

史可法的幕僚王秀楚亲身经历了这场人间惨剧，写下《扬州十日记》，对清军自入扬州起的暴行作了详细的记载。其中，记述5月27日的情况说：

“……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

（喊杀声刀斧声响起的地方，百姓们惊慌失措地惨叫，十几数百人一起乞求饶命，遇到清兵一人过来，南人无论有多少，都跪倒俯首，伸着脖子等着人砍，别说反抗了，竟连一个敢逃走的也没有）

这是怎样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每每读到这里，都会感到莫名的脊背发凉。

历史不是用墨水写就的，书写历史的，是血与泪。

每每读到这里，也都会慨叹中华民族苦难之深重，当然还有史可法之辈慷慨赴国难的忠肝义胆。经此一役，史可法成为了人们至今传唱的民族英雄。

但当我们深入到历史的每个具体的场景，抽丝剥茧找出历史的所有细节拼图，还原出一个符合逻辑的历史真相的时候，却发现真相，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因为，细节里往往藏着魔鬼。

03.所谓忠臣

早在清兵南下、大兵压境扬州之前的几个月，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就给史可法投来了一封投降书，劝说史可法勿做无用之抵抗，早早献城投降。

收到投降书之后，史可法给多尔衮回了一封信，言辞慷慨激扬，表示自己要为南明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流干最后一滴血。在书信末尾，他写道：

“……北望陵庙，无泪可挥，身陷大戳，罪应万死，所以不及从先帝（崇祯）者，实维社稷之故也。法（我史可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

（我本罪该万死，之所以不追随先帝崇祯而去，是为这江山社稷，最后尽一把当臣子的本分）

在这封信中，史可法还提到了福王。对于当时的这位南明弘光皇帝，史可法是这样写的：

“……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何衷国体……”

（我们的皇上英明神武，时刻都没有忘记国仇家恨）

遗憾的是，真正的福王恐怕并没有史阁部笔下那般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有大量的史料证明福王本人是个只知贪图享乐，昏庸透顶的皇帝。一本专门记叙南明诸事的《甲申朝事小纪》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乙酉年，大清兵南下，势如破竹。福王除夕悄然不乐，亟传各官入见。诸臣皆以兵败地蹙，俱叩头谢罪。（福王）良久曰：‘朕未暇虑此，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

大兵压境之际，弘光皇帝所烦恼的不是如何抵御外敌，而是宫廷的戏班子里没有自己喜欢的角儿，简直昏庸到令人咬牙切齿。

自己伺候的主子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依然能写出“今上天纵英明”的词句，里面固然有人臣的本分，却必然隐藏着某种不可言说的玄机。

如果说违心夸赞自己的主子，是为了不至于在敌人面前露短，但接下来史阁部的一系列做法，却很能说明他当时微妙的心态了。

面对着数千里之外来势汹汹的清兵，史阁部早早就开始准备这篇回书。寒灯冷夜，史阁部连续奋战几个寒窗，呕心沥血，字斟句酌地对这封回书进行了反复的增删修改，终于改到了自己满意为止。

亲自誊写一遍后，史阁部却又对自己的书法不甚满意，遂特意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韩默，请其将自己的手书又誊抄一遍，这才满意地命人快马加鞭，送到多尔衮手中。

这个细节反应出史阁部当时的心态，很值得细细玩味。有史学家认为，他之所以对这封书信如此重视，是有自己深刻考量的。这份考量就是：与其说这封信是给远在千里的敌人看的，倒不如说是写给后代万世子孙看的；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朝廷社稷而写的，倒不如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流芳美名而写的。

而史阁部入驻扬州之后的种种安排，无一不应验了以上的观点。

当时的史阁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大势已去，早已经放弃了所有的抵抗，只求速死求得全节。

清兵包围扬州之后，史可法并未把工作重心放在谋划军事和部署防御上，而是把精力都集中在了谋划自己的身后事上。

除了写给多尔衮、写给福王的书信外，城内的史可法还写了一共五封遗书，分别给了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兄弟，甚至有一封还送给了城外的敌人多铎。

在给家人的信中，他特别提到了“死后要葬于太祖高皇帝之侧，万一不能，即葬于梅花岭可也。”

为确保最后的尽忠全节，史可法特别嘱咐自己的副将史德威，一旦城破之时，由他一刀将他杀了，帮助他全了最后的大节。

而在清兵攻城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史可法手下两员部将李栖凤、高凤岐密谋挟持史可法出降，不幸被史可法识破。如果是一个誓与城池共存亡的守将，史可法这个时候最恰当的做法就是杀掉此两人祭旗，消除掉内部的动摇势力，来稳定大敌当前的军心。

但史阁部却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如果当时的人有眼镜的话）的解决方案：允许两人带领自己的部众，大摇大摆地投降了清军。

这么一种方式，这么一种心态，搞得驻城守将瞬间被一股浓烈的失败气氛所包围，士气严重受挫，将士们再也无心恋战，

而最后的失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城破之后，史可法欲拔刀自裁，被手下拦住。史可法大声喊叫副将史德威，无奈史德威当时涕泪横流，终究下不去手。

史可法就这样被清兵活捉。

多铎敬重史可法是条汉子，对史可法以宾礼相待，口称先生，当面劝降，并许以高官厚禄。“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

史可法当然不会同意这样的诱降。更让他欣慰的是，他得到了比预想的更好的结局。在得到多铎许诺“一刀杀之帮你全名”的承诺之后，他对着对面的敌人，对着满城的破败，最后高喊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态不可屈。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

随后，如其所愿，壮烈就义。

接下来，就是“扬州十日”的惨剧，繁华一时的扬州城瞬间化为齑粉，城中百姓惨遭生灵涂炭。

“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这是何等的悲壮气魄！但这样悲壮的气魄，倘若没有史阁部前期的层层铺垫、细细筹谋，这最后的一声呐喊，只怕也早已经淹没在城破之后的厮杀惨叫声中。

据记载，当时多铎率领的清兵有10万余人，而史阁部的守城军1万有余，虽然兵力相差悬殊，但明军一方属于守城，本身就具有战略上的绝对优势，何况城中至少还有80万百姓可供临时征调，即便最后抵抗不利，至少也能崩掉他多铎几颗门牙。无论如何，总不至于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就被清兵攻进了城，大肆屠戮。

史学家顾诚在《南明史》中认为：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史可法自己在4月21日的遗书中提到：清军于18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前，史可法“自觉愦愦”，把军务交给了幕僚处理。24日，清军开始攻城，只用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

作为守城主将，史可法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

当然，作为有着上帝视角的过来人，用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心态对历史人物评头论足，是不公平的。

诚然，从军事上讲，当时孤城扬州已再难有所作为；

诚然，从品格上讲，史可法慷慨赴死同样值得尊敬；

诚然，从情势上讲，即便做出抵抗，城中的80万生灵也恐怕在劫难逃；

诚然，……

但——诚然有如此多的诚然，也不能改变史阁部是个精明之人的事实。

他是如此的精明，以至于面对尚有可为的局面选择不为，而是一心一意追求全名全节，精心安排自己的身后之事，在尚未布设好守城防御之前，先把自己的名声传扬了出去，最后甚至让他的敌人都觉得逮住他还是一刀杀了的好，在他死后还是给他建祠立碑的好，在他死后还是给他歌功颂德、以励后世的好。这样，史可法生前的地位和身后的名节，便尽数得以保全了。

史可法殉国后，南明赠谥“忠靖”。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廷赠史可法谥“忠正”。

经扬州一役，史可法便从受朝廷排挤失势的普通文官，一跃成为了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受到南明朝廷甚至敌对阵营的敬重，更受到后人万世的膜拜敬仰。

04.一介粗人

和史阁部相比，南明另一个抗清将领阎应元，段位就明显显得不足了。

“扬州十日”之后两个月，距离扬州200余里外的江阴城，紧随其后遭到了清兵的围困。时任江阴典吏（属于县令的佐杂官，不入品阶）的阎应元，在没有大明正规军一兵一卒帮助的情况下，带领城中10万百姓（注意是百姓，一说6万），顽强抵抗了城外24万清兵的疯狂围攻。

经历81个日夜的鏖战，江阴城终于达到了极限，随时面临城破的危险。

而清军那边，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亲王3人、大将18人以及75000名士兵的尸骨丢在了江阴城下，骁勇到不可一世的清军一时之间鬼哭狼嚎，三军挂孝。

和“扬州十日”做对比，此役在历史上称之为“江阴八十一日”。

坐镇孤城坚持了81天之后，江阴城还是被清军攻陷。

城破后，阎应元只求一死，冲敌人反复吼道“速杀我”。

气急败坏的清兵哪能如此顺遂随了他的意。在阎应元坚决拒绝向清廷贝勒下跪后，清兵拿着长枪乱矛刺穿了他的大腿，直戳得阎应元流血满地，“血涌沸而仆”，饮恨而死。

江阴自此失守。

纵观江阴一役，阎应元的水平比人家史阁部，简直不知道要低到哪里去——当然，不是在指军事方面。

阎应元到底只是一介粗人，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竟然只知据城死守，一味蛮打硬拼，却硬是没想到要把握住这次流芳百世的机会，也不留下片纸以供自己明志，不留下只字以供后人凭吊，就连死时的呐喊也远远不如史阁部那般慷慨激昂壮怀激烈，一句“速杀我”显得轻飘飘晃荡荡，没有半点振聋发聩的力度，关键是最后还没起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可见，为什么这两人一个是堂堂兵部尚书，一个是小小地方典吏，并非是没有原因的。水平的差距，明显真的不是一星半点。

在官修的明史中，记载有史可法详细的事迹，但至于江阴小吏阎应元的影子，却是半点踪迹都觅不到。没人知道阎应元葬在了在哪里,甚至没人知道他就义时有多大年龄。

对于那些高居庙堂的大明高官来说，小小一典史，实在是提不起一星半点的兴趣。

直到江阴保卫战过去131年之后，乾隆皇帝为了安抚江阴百姓，特意给阎典史在当地修了座祠堂，阎典吏的赫赫威名，才不至于湮没于浩瀚的历史尘烟中。

据说，一向以苛刻、狂妄待人的清代诗人赵翼，在面对阎应元的画像时，也不得不肃然起敬，发出了“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吏”的感慨。

史阁部和阎典吏，两人都是抗击清军兵败身死的明朝臣子，而他们谁是不畏牺牲只为捍卫热土，谁是一心求死却为保全名节，相信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什么是历史？大概这就是历史。

05.权作结尾

诚然，和南明大部分醉生梦死的官员相比，史可法的所为，依然担得起民族英雄的称号。为民族大义也好，为自身名节也罢，至少，他在已经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之下，既没做逃兵，也没做降将，而是不畏刀剑不惧生死，在死敌面前保留了气节和尊严。仅凭这股方刚之气，史阁部便比那些龟缩南京，只知舞文弄墨、口诛笔伐的文官强了不知多少倍。

但是，功成名就的璀璨珍珠固然可贵，但无数个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阎应元们，那些明知没有胜利的彼岸，还在吭哧吭哧与命运做抗争的阎应元们，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主要参考资料：

王明皓,《1895大清帝国大变局》,2007.

王秀楚,《 扬州十日记 》,1982.

顾城,《南明史》,1997.

吴蔚,《史可法与扬州十日》, 2006.

张玉兴,《征服者与抗争者——多铎与史可法》,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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