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吗？

   ①本篇最初以葡萄牙译文于一九四九年在里约热内卢发表。德文原文于一九八七年首次收入法兰克福S-费歇尔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燃烧的秘密》。

   我个人确信，他，是凶手，但我缺乏最后的推不翻的证据。“贝奇，”我丈夫总对我说，“你是一个聪明人，你观察问题，头脑敏捷，眼光尖锐，但你往往被你的这种气质引入歧途，结论下得太早。”我丈夫认识我已经三十二年了；总之，他的提醒也许是对的。我不得不极力强迫自己不对所有其他人说出我的怀疑，因为我没有最后的证据。但是，每当我碰到他，他诚挚而友好地朝我走来时，我的心便蓦地一顿。一个内在的声音对我说：他，只有他，是凶手。

   我试图在我自己面前，只为我一个人，再复述一遍整个故事的过程。大约在六年前，我的丈夫作为政府高级官员终止了他在殖民地的服务岁月。我们决定迁回英格兰的一个安静的地方，舒舒服服地——我们的子女都早已成家了——从事些生活中不费气力的小活动，像养花呀，读书呀什么的，来度过我们已近黄昏的晚年。我们选中了巴斯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从这个古老的名城开始，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穿过无数桥涵，向那永远一片葱绿的林普科一斯托克山谷奔泻而去，这就是肯尼思-阿旺运河。一百多年以前，在这条水路上就修造了许多很艺术很壮观的木制水闸和排水站，以便从加的夫向伦敦运煤。在运河边狭窄的道路上，那些马迈着细碎、沉重的步子，拉着宽大的黑色平底船，徐徐沿着那条宽阔的大路行进。那的确曾是一个宏伟的设施，给一个时代带来了许多好处，但现代已经不适用了。于是出现了铁路，它更迅速更省钱更方便地把黑色的货物运往首都。水路交通停顿了，水闸看守被解雇了，运河荒废了，变成了沼泽，但正是彻头彻尾的荒凉和无用使它在今天显得如此浪漫，如此迷人。在静止不动的黑水里，从水底长出如此繁茂的水藻，使水面闪着孔雀石般的深绿色微光，睡莲在平滑的水面上生动地摇摆着，那水面在它熟睡的静止中像照相机那样真实地映照出开遍鲜花的山岗，映照出河上的桥和天上的云。间或，有一只往日繁荣时代的破旧小船躺在岸边，半个船身陷在淤泥里，周围长满各色植物。水闸上的大钉也早已生锈，为厚厚的苔藓所覆盖。没有人再关心这古老的运河，从巴斯来的游泳者对它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两个老年人沿着河边那条早年骡马吃力地用绳索拖着平底船的平坦道路往前走的时候，几个小时都碰不到一个人，只偶尔遇到一对情侣，那也总是在他们没有订婚或结婚之前，为了避免邻里饶舌躲在这里亲热亲热罢了。

   我们特别喜欢的，正是这气候温和的多丘陵地区里充满浪漫色彩的静静的河流。巴萨姆滕山以美丽繁茂的乡野面貌亲切地向下延伸。就在这山上的空地中间我们买了一块土地，在山顶盖了一座小小的乡村住宅，然后是一座花园从住房向下延伸到运河边，花园里有曲曲弯弯的小路，园里到处是水果、蔬菜和鲜花，只要在运河边坐在我们小小的空旷的花园台地上，便可以在水面的反照中再一次看到草地、房屋和花园。这所房子比我当时梦想中的还要宁静和舒适，惟一可抱怨的是这里多少有点偏僻，连一个邻居也没有。“只要他们看见我们住在这里有多美，”我丈夫安慰我说，“他们就会来的。”事实上，我们的桃树和杏树还没栽齐，有一天就出现了邻家建房的先遣人员，先是商务代理人，然后是测绘人员，他们之后便是泥瓦匠和木匠。过了将近三个月，一座红瓦盖顶的小房子便亲密地矗立在我们的房子旁边了；最后，来了一辆装满家具的载重汽车。在寂静的环境里我们不断听到砰砰啪啪的捶打声和敲击声，但一直没有见到我们邻居的面。

   一天早上，有人敲我们的门。一个瘦削的漂亮女人，有着一双聪慧友好的眼睛，至多不过二十八九岁，自我介绍是邻居，请求借给她一把锯，那些工人忘了把自己的锯带来。我们谈起话来。她说，她丈夫是布里斯托尔一家银行的职员，但宁肯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也不住在风景区里，是他们夫妻二人的宿愿。当他们在一个星期天沿着运河游逛时，我们的房子促使他们立即着手实现他们的愿望。当然，这样一来，她丈夫每天早晚上下班就要乘一个小时的车，不过他会在路途上找到朋友，他很快就会适应的。第二天，我们回访了她。她仍然是一个人在家。她快活地说，等这里一切就绪了，她丈夫才过来。此前，她不需要他，所以也就不必那么急。不知为什么，见她是这么冷漠甚至满意地谈她丈夫的不在，我听了很不舒服。我们单独坐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意见，即从她的言谈看，丈夫好像对她不怎么重要。我丈夫指责我说，不该老是过早地下结论，这个女人非常可亲，聪明，讨人喜欢，但愿她丈夫也是这样的人。

   喏，没有多久，我们就认识他了。星期六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去散步，刚离开家，我们就听见身后传来急促、沉重的脚步声，等我们转过身来，一个壮实的男人已经快活地站在那里，向我们伸出一只宽大、红润、有雀斑的手。他说，他就是新邻居，他已经听说，我们对他妻子如何友好。当然，他在没有正式拜访我们之前，就这样衣冠不整地从后面追我们是很不合适的。但她妻子对他讲了我们对她多好，他一分钟也等不及要向我们表示谢意。这就是约翰-查尔斯顿-林普利，他的父母出于对林普利-斯托克山的尊崇，预先给他取了这个山谷的名字，这未必就特别好，那还是在他从没预料到自己会想在此地安家之前——是啊，现在他到了这里，而且希望待在这里，只要上帝让他活着。他认为这里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美好，他是想真心实意地向我们许诺，一定做一个有礼貌的好邻居。他说话那么快，那么活跃，那么滔滔不绝，别人几乎没有机会打断他。这样，至少给我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去仔细端详他。这个林普利是个大块头男人，至少有六英尺高，肩膀又宽又厚，即使站在搬运工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但像一般彪形大汉一样，他也表现出一种孩子般的善良。他那双独有的，略微湿润的眼睛和微红的眼皮对人充满信任地眨动着。说话时一笑，总是不断露出他那雪白发亮的牙齿；他实在不知道自己那双笨拙的大手该怎么放才合适，他极力使它们安静下来，给人的感觉是，他想最好是像对待同事那样用双手拍拍一个人的肩膀。于是，为了释放他的力量，他只好把他的指关节按得格格直响。他问，像他这样衣冠不整，能不能让他陪我们去散步？我们说完全可以，他就跟我们一起散步了。他天南地北地闲聊，谈到他出生在他母亲的故乡苏顿，但在加拿大长大，谈话间他有时指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树，有时指着一个美丽的小山说：这多美，无可比拟的美。他说说笑笑，心情几乎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中。从这个强有力的、健康的、生气勃勃的人身上，涌出一股给人以新的活力和幸福之泉，它不自觉地拨动一个人的心弦。最后当我们跟他分手时，我们俩仍然感到很温暖。“我确实好久没遇到这样诚恳这样满腔热血的人了。”我丈夫说，他呀，正像我以前指出的那样，在对人的评价上总是非常谨慎和保守的。

   但是，没过多久，这位新邻居起初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就开始明显地减弱。在为人方面，对林普利提不出半点异议。他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人，他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但由于热情过了头，就弄得人们不得不经常拒绝接受他的帮助。此外，他很正派，诚实，坦率，绝不愚蠢。但他总以他高声喧哗的作风感到愉快，这就弄得别人对他很难忍受了。他那湿润的眼睛总是闪着心满意足的光辉，他对一切对每一件亭都是满意的。凡是属于他的，凡是他遇到的，都是美好的，一流的；他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他的玫瑰花是最美的玫瑰花，他的烟斗是装着最高级烟草的最高级的烟斗。他用一刻钟工夫就能说动我丈夫为他证明，人人都得像他那样装烟斗，他的烟丝便宜一便士，却比名牌的好。他总是对无关紧要、理所当然的事物充满旺盛的热情，总要详细他说明和解释这些庸俗的欢乐。他内心那部喧闹的发动机从来没有停歇过。不大声唱歌，他就不能在花园里工作；不大笑不打手势，他就不能说话；不在读到一个使他兴奋的消息时立刻站起来跑到我们这边来，他就不能读报。他那双宽大的有雀斑的手像他那颗广阔的心一样，总是带攻击性的。他拍打每一匹马，他抚摩每一条狗，不仅如此，就是我丈夫，虽然整整大他二十五岁，在他们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时，也不得不高兴地让他以加拿大同伴式的无拘无束敲自己的膝盖。因为他总怀着一颗温暖、充实而又经常感到要发火的心参与一切，他在参加其他一切活动时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家不得不千方百计防范他那惹人生厌的善举。他不尊重别人的休息时间和睡眠，因为他精力充沛，根本想不到别人会疲倦或情绪不佳，别人简直暗自希望每天给他注射点溴化剂，使他那惊人的但几乎不可忍受的活力减缓到正常的程度。林普利在我们家里已经坐了一个小时了——毋宁说他不是坐，而是不断地跳起来在屋子里到处奔来奔去，他下意识地关上窗，于是这个房间由于有这个爱动的、简直有些粗野的人在场也就变得太热了，这时，我的丈夫也跟他在一起，这种情形我曾多次碰到过。只要你站在他面前，看见他那双闪亮的、美好的，简直可以说是充满善意的眼睛，就不会对他发火。过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已精疲力竭，你真希望把他赶走。在我们认识林普利以前，我们两个老年人从来想像不到，像善良，热心、坦率和温暖这样一些真正的天性会由于惊人的超常把一个人驱赶到绝望的境地。

   现在，我对最初感到不可理解的事也完全明白了。当初他妻子对他不在身边觉得那么快活、那么心满意足，绝不是因为他的妻子缺乏对他的依恋。她是他的过火行为的真正的牺牲品。当然，他是热烈地爱她的，就像他热烈地爱着属于他或他所需要的一切。他那样温情地围着她转，那样操心地护着她，真叫人感动。她只要轻轻地咳嗽一声，他就会立刻跑去给她拿大衣，或是去捅一捅壁炉，让火烧得更旺。要是她进城，他就会千叮咛万嘱咐，好像她要经历一次危险的旅行。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他俩说过一句不友好的话，相反，他喜欢夸奖她，赞扬她，乃至令人感到难堪。就是我们在场，他也忍不住去抚摩她，轻轻地捋她的头发，首先列举他想到的一切优点。“您看见没看见，我的埃伦的指甲有多么可爱？”他会突然这么问我。这时，她尽管羞答答地提出抗议，也不得不伸出她的手给人看。接着，我们惊叹地看到她是多么娴熟地把头发挽起来。随后我们也就只好去品尝她自制的各种小果酱了，照他的意见，这果酱比英国最有名的工厂的所有果酱都好得无可比拟。在这种叫人难为情的场合，这位谦虚娴静的女子，总是慌乱地低下眼睛坐在那里。看来，她已经不想去抵御她丈夫的好似瀑布急流的装腔作势了。她任他说，任他讲，任他笑，至多淡淡地插进来说一声“啊哈”或“这样”。“她也不轻松啊，”有一次我们回到家，我的丈夫说，“但你也不能怪他。他确实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她跟他在一起会幸福的。”

   “让他的幸福见鬼去吧，”我愤激地说，“这样卖弄的幸福，这样大言不惭地兜售他的感情，是不知羞耻。见到这样的放纵，这样的失态，我都要发疯了。难道你没看见，他卖弄幸福，他魔鬼般地活动不止，把这个女人弄得万分不幸？”

   “你不要总言过其实，”我的丈夫斥责道。不过，他的确是对的。林普利的妻子决不是幸福的，确切的说，她从来就没有幸福过。她已经没有能力准确地感觉任何事物了，她简直被他过于旺盛的生命力弄得麻木不仁，精疲力竭了。每当林普利早上去银行上班，他的最后一声告别“哈-”在花园门口逐渐消失的时候，我观察到，她先是一屁股坐在那里或干脆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干，一味享受这不寻常的气氛，因为她的周遭已是一片宁静的氛围了。然后，她干这干那，一天下来也觉得稍微有些累。跟她交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结婚八年以来，对她来说，说话已被荒废了。有一次她对我讲了她是怎样结婚的。那时，她跟她父母住在乡下，他在一次远游时路过那里，他慷慨激昂地跟她订了婚，她甚至连他是谁，干什么工作都没完全弄清楚，就跟他结婚了。这位娴静可爱的女人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词暗示她不幸福，尽管如此，我还是准确地从她作为妻子的闪烁其词上感觉到他们婚姻的真正症结所在。第一年他们就盼望有一个孩子，第二年和第三年照样盼；后来，六七年以后，他们就放弃这个希望了，现在她白天太空虚，晚上由于有她丈夫的喧闹骚动又过分充实。“最好，”我私下里想，“她能领养一个别人的孩子，要么从事运动，或是找一点什么事情做。这样闲呆着，非得忧郁症不可，而这种忧郁症又会导致对她丈夫那挑逗性的、使正常人身心交瘁的快乐表现产生某种形式的憎恨。她身边必须有个什么人，必须有个什么东西，否则，她的紧张心情就太强烈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回访一个住在城里的女友，她曾在几个星期以前访问过我。我们无所顾忌地闲谈起来，谈着谈着，她忽然想起要给我看一些可爱的东西，便把我领到院子里去。到了一个谷仓，我在半明半暗中起初只看见什么东西在草里扭打、翻滚和野蛮地乱爬。那是四只小狗，生下来只有六七个星期，他们张开前爪笨拙地摸索着，断断续续地试着小声吠叫。他们从筐里跌跌绊绊地爬出来的样子真迷人，那带着怀疑目光的肥壮的母狗就躺在筐里。我从那堆在一起的柔软毛皮中抓起一只小狗；他身上的毛是棕白交错的斑点，他那美妙的微翘的鼻子充分体现他那高贵良种的光荣，这是他的女主人给我解释的。我忍不住跟他玩起来，惹他发怒，嘲弄他，让他笨拙地咬我的手指，我的女友问我想不想把他带走；她说，她很爱这些狗，但只要他们能走进合适的家，能得到良好的照料，她就愿意赠送。我有些犹豫，因为我知道，我丈夫自从失去了他亲爱的施帕齐尔以后，他就发誓决不会第二次倾心于另一只狗了。这时，我突然想到，这个可爱的动物能不能成为林普利太太的一个真正的游戏伙伴呢？于是我答应第二天给女友一个准信儿。晚上我向林普利一家提出了我的建议。妻子没有做声，不发表意见已经成为她的习惯，但林普利却满怀他惯有的热情表示赞同。他说，好的，这是他惟一缺少的东西。一个家没有狗，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家。依他那急暴脾气，他恨不得逼我当夜就跟他一起进城，闯到我女友家去把小狗抱来。但我挡了挡他的急性子，他只好依了我。第二天，那只小狗被装进一个小筐里，叫着闹着经过一次意外的旅行，给送到了他们家里。

   结果实在与我们事先的料想完全不同。我的意图本来是想给那个整天孤独寂寞的娴静女子空寂的房里送去一个游伴。但林普利本人却以他那无穷无尽的温柔多情的举动占有了那条狗。他对那个逗人的小动物的热情是无限的，总是显得过分，甚至有点可笑。当然，潘托——不知什么原因给小狗取了这个名字——是世界上所有的狗当中最美最聪明的狗，每天每小时林普利都会在他身上发现新的美和天赋。凡是供四足动物使用的新奇的化妆品啦，绳子、小篮子、嘴套，小碗、玩具、皮球和小羊拐子啦，不管花多少钱他都买来；林普利研究报上所有涉及养狗和营养学的文章和广告，长年订阅这类专业知识杂志，甚至订了一本养狗杂志；那些专靠养狗迷们活命的大工厂得到了他这么一个永盛不衰的新主顾；哪怕只有一点点小毛病也要去请宠物医生。要想把所有这些因新的激情而连续不断产生的过分表现描写出来，那真需要写好多卷书；我们经常听见从邻居家传来大声吼叫，但这不是狗吠，而是他的主人趴在地上想通过对狗的语言的模仿，激励他的宠物进入一种所有尘世之狗全听不懂的对话，他为这个宠物的饮食的奔忙甚于为他自己的餐饮，狗的饮食总是小心翼翼地遵照宠物教授的饮食卫生规定来安排；潘托吃的比林普利和他妻子要讲究得多，有一次报上登了一则有关伤寒的消息——那是在另外一个省份——，他们就只给狗喝矿泉水了；如果有一只无礼的跳蚤胆敢跳来蹦去地造访这个孤傲者，或胆敢冒犯那咬来咬去的寻找者，那么，林普利就激愤地去干抓跳蚤的讨厌活儿，弯腰用消毒药水喷洒在衬衣袖子里和大木桶上之后，他又用梳子和刷子没完没了地给他梳理，直到把最后一个讨厌的跳蚤碾死为止。他不辞任何劳苦，不在乎任何屈辱，还没有一个王子比这条狗受到更体贴更细心的照料。在所有这些疯疯癫癫的表现当中，惟一可喜的情况是：由于他把一切感情都集中在这个新的对象上了，林普利的过激表现加在他妻子和我们身上的负担也就减轻了。他跟狗一起散步，一出去就是几个小时，他规劝他，但那个厚毛皮的狗四处嗅来嗅去的活动并没有因此特别受到干扰；他的妻子毫不嫉妒地微笑着看她丈夫怎样每天把他的偶像崇拜展现在这个四足的祭坛前。他从她的感情里收回的东西，只是那讨厌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精力过剩，而留给她的则是足够的柔情蜜意。所以，这也是明白无误的，就是：这个新的家庭伙伴使这对夫妇比以前更幸福了。

   这期间，潘托一周一周地成长起来。毛皮上的那些可笑的褶子里满满的都是坚硬、结实的肌肉，他长成一只大狗，胸邵宽阔，牙齿坚硬，刷得干干净净的臀部也很结实。他自我感觉良好，当他看到自己在家里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因此平添一副高傲的一家之主的态度时，最初还不大自在。这只聪明的目光敏锐的动物用不了多久就注意到，他的统治者，或更确切地说他的奴隶，总是原谅他的无礼取闹；一开始他只是不顺从，不久后他便采取专横的态度，原则上对一切被认为低三下四的事都加以拒绝。首先，他不能容忍家里有任何一点秘密。他不在，或实际上没有他明确表示同意，什么事也不准做。只要有客人来，他就跳过去蛮横地堵住关好的门，完全确信是林普利下班回来，才给他开门，然后，对来人看都不看一眼，就骄傲地跳上安乐椅，明白地向来人显示，他是家里真正的主人，他理应首先得到景仰和尊敬。没有别的狗敢于靠近篱笆一步，这是当然的，就连某些曾被愤愤地宣告是他嫌恶的人，像邮差和送牛奶的人，也眼睁睁地被迫把包裹或奶瓶放在门外，而不敢送到屋里去。林普利在他孩子般的爱的热狂中越是低声下气，这只狂妄的动物对他的态度就越坏。渐渐地，潘托甚至想出了一系列鬼招数（听起来未必令人相信）向他证明：他虽然慈悲为怀地容忍主人的爱抚和热情，但他并不需要对他天天的崇拜表示感谢。原则上，每次他在听到呼叫时都让林普利等待，于是潘托的恶魔似的装模作样便逐渐走得如此之远：他整天像一只地道的纯种狗那样四处奔跑，追捕小鸡，在水里扑腾扑腾地游，贪婪地吃那些路上碰到的东西，沉浸在他心爱的喜悦中，他无声地飞跑，狡诈地向下跑过草场，以一支炸药筒的冲击力直奔运河，野蛮地恶狠狠地用头把立在河边的洗衣筐和大木桶撞到水里去，然后扯着嗓门胜利地嚎叫一声，围着那些绝望的妇人和姑娘张牙舞爪地跳来跳去，那些女人只好一件一件地从水里往外捞她们的衣物。尽管如此，但是预计到林普利下班回来的时刻，这个狡猾的喜剧演员就收起狂妄的态度，摆出一副苏丹似的不可接近的架势。懒洋洋地靠在那里，等待他的主人，没有丝毫表示欢迎的信号，林普利往往在还没跟妻子打招呼或脱外衣之前，大喊一声“哈-，潘托”，就大步朝他走去。潘托动都不动，不回答他的招呼。有时他宽宏大量地仰面在地上滚，让人轻轻地去搔那柔软的丝绸般的肚皮，但即使在这样一些屈尊俯就的时刻他也加倍留神，不让自己急促的呼吸，也不让自己发出满意的呼噜声，免得露出他对这爱抚的满意；依附于他的奴隶应该清楚地看到，他接受这个奴隶的爱抚，只能是他的恩赐。短短的一阵猜猜声，大概是想说：“现在够了！”他忽然转过身去，结束这场游戏。同样，他总让人一次又一次地请他吃林普利推到他嘴边的切碎的猪肝。有时他只闻一闻，不管怎样劝，他非轻蔑地让人把肝放在一边不可，只是为了说明，每当这个两条腿的奴隶侍候他吃肝时，他不总是惠允为他安排的饮食。要求他去散步，他总是先翻翻身，伸伸懒腰，张开大嘴打呵欠，连他口腔深处有黑斑点的咽喉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每一次他都顽固地以某种狂妄的态度显示：散步对他无关紧要，只是为了取悦于林普利，他才从沙发上站起来。他被娇惯坏了，因此也就不知害羞了，他使出各种花招强迫他的主人在他面前经常采取乞求和请求的态度；人家不得不把林普利的奴颜婢膝的激情称作“狗性”，而不称之为厚颜元耻的动物行为，这个动物现在正以最伟大的演员完美无缺的表演艺术扮演着东方帕夏的角色。

   我们俩，我和我丈夫，对这个专制暴君的厚颜无耻简直看不下去，潘托倒很聪明，他很快就发现了我们对他不尊敬的表现，现在是他那方面以粗暴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的藐视。他很有性格，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他溜进来在玫瑰花花坛里留下了明显的足迹，我们的使女就把他赶出了我们的花园，从那天起，他就不再从那个为我们的土地划定界线的篱门进出了，不管林普利怎么劝说怎么请求，他都不跨进我们的门槛一步。没有他的来访，我们倒也高兴；但令人不快的是，每当我们在街上或房前遇到林普利带着他，这个爱说话的人与我们开始谈话时，这个专制的畜生总以挑衅性的行为破坏我们时间稍长的友好交谈。两分钟后，他就开始愤怒地嗷嗷、汪汪地叫，向前探着头无情地轻推林普利的腿，好像明确地命令：“就此打住！不要跟这种讨厌的人闲扯！”我只好惭愧地讲明情况，林普利总是很不安。起先，他试图抚慰那个无礼的东西，说：“就完，就完！我们走。”但那个专制者不轻易受人摆布，于是这个可怜的隶属者只好——有点羞涩和慌乱地——与我们告别。他骄傲地撅起屁股，表现出明显的胜利神态，向我们显示了他的无限权威，然后这傲慢的畜生就从这里小跑着走了。平时我并不喜欢暴力，但现在我的手老是发痒，真想给这个被娇惯坏了的恶犬一鞭子。

   潘托，一只普普通通的狗，竟然能够如此破坏我们从前那样友好的关系。林普利显然也很痛苦，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时跑到我们这边来了；他妻子也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她觉得，她丈夫在我们大家面前竟对一条狗那么惟命是从，实在太可笑。伴随这样一些小冲突又过去了一年，这期间那条狗已经变得更狂妄，更有统治欲，首先由于林普利的卑躬屈节而变得更刁钻，直到后来有一天发生了一个变化，使所有参加者都同样大为震惊，自然是使一个成员觉得快活，使主要的参加者体察到悲剧的意味。我不得不告诉我丈夫，说林普利太太最近两三周以来总是面带明显的羞色避免跟我长谈。作为两个好邻居，我和林普利太太平时常常相互借这借那，每次来往时都成为我们亲切聊天的机会，因为我打心眼里喜欢这位安静谦和的女子。但是前不久我觉察到她在跟我接近方面遇到了恼人的障碍；当她有什么愿望时，她宁肯派使女来，当我跟她打招呼时，她清楚地显得局促不安，压根儿不让人细瞧她。我丈夫对她特别有好感，他劝我干脆到她那边去，直截了当地问一问，是不是我们无意中伤害了她。“不应该让这类小磨擦在邻里间发生。也许，跟你所担心的恰恰相反，也许——我甚至完全相信——她是有求于你，只是没有勇气说出来罢了。”我真心接受他的劝告。我走过去，发现她坐在花园的椅子上全身心地沉浸在她的梦想中，连我进了院子都没听见。我把手放在她的肩头，诚恳地说：“林普利太太，我是一个老太婆了，不需要再有什么难为情了。就让我开个头吧。要是您对我们有什么不高兴，您尽管坦率地说出因何缘故，为什么。”这位可怜的小夫人吃惊地站起身来。我想到哪儿去了！她没有来，只是因为……她没有继续说下去，却立时脸红了，开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但是——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这是一种善良的幸福的抽泣。最后，她对我说出了一切。结婚九年以后，她对做母亲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就在最近几周里她还越来越怀疑那意外惊喜的到来，她已经没有勇气相信这一点了。前天，她偷偷地找过医生，现在心里有底了。但她还没有勇气把这个事儿告诉她丈夫，我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她可能是害怕他过分高兴。她只是没有勇气请我们帮忙，是不是最好由我们先向他透个信儿。我声明愿意照办，我丈夫觉得特别开心，他特别满意地故意给这件事添了点笑料。他给林普利留了一个纸条，请林普利下班回家时立刻到我们家来一趟。自然由于极端勤快，这个能干的小伙子连大衣都没来得及脱，就奔到我们这边来了。他显然是担心我们家里出了什么事，另一方面，他也很高兴证实自己是讲交情，乐于助人的——我甚至想说：他是很高兴纵情玩乐的。他气喘吁吁地站在我们面前。我丈夫请他坐到桌边来。这个不寻常的礼节使他感到不安，他又一次不知道把他那沉甸甸的长满雀斑的大手放在哪里是好了。

   “林普利，”我丈夫开口说，“关于您，我昨天考虑了一晚上，那时我正在读一本旧书，书上说每个人都不应该有太多的想望，而应该永远只想望一件事，只想望惟一的一件事。当时我想：比方说，如果一个天使，或一个仙女，或一个这类可爱的东西问我们的邻居，那么他有什么想望呢？林普利，你究竟还缺少什么呢？我只要求你说出一个惟一的想望。”

   林普利惊愕地抬起目光。这件事使他很开心，但他不完全相信这是真的。他一直有这样一种不安的感觉：在这次郑重的传唤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特别的东西。

   “林普利，现在您就把我当做那个亲切友好的仙女吧，”我丈夫平息着他的惊愕心绪，“您难道什么想望也没有吗？”

   林普利半严肃半玩笑地抓了抓他那一头剪得很短的微红的头发。

   “真的一个也没有，”他最后承认，“凡我想有的一切，我确实都有了，我的房子，我的妻子，我的稳定的职位，我的……”——我看出他是想说：我的狗，但在最后一刻觉得不合适，就说：“……是的，我确实一切都有了。”

   “那么对天使或仙女也没有任何想望吗？”

   林普利越来越快活。他觉得自己无比幸福，简直可以说，百分之百的幸福。“没有，没有任何愿望。”

   “遗憾。”我丈夫说，“太遗憾了，您竟然什么也想不出。”然后就沉默不语了。

   在那种审视的目光下，林普利觉得有点不舒服。他以为他应该告退了。

   “钱更多一点当然是需要的。……一个小小的升迁……但正如刚讲述的那样，我是很知足的……我不知道此外我还能有什么愿望。”

   “可怜的天使，”我丈夫故作庄重地说，“这样，他就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去了，因为林普利先生压根儿提不出一点愿望来。现在，幸好他没有立刻回去，这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天使，他在此之前还需要问一问林普利太太，好像他在他夫人那里能得到更多的幸福。”

   林普利怔住了，这个憨厚的汉子睁着他那湿润的眼睛、半张着嘴，现在看上去多少有点幼稚。但他使足了气力，近乎恼怒地说——他真弄不明白，属于他的人竟然能够不完全满足：“我的妻子？她还会有什么愿望呢？”

   “喏，说不定是跟狗完全不同的东西。”

   现在，林普利明白了。这真好似一声霹雳：由于大喜过望，他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别人只能看到他的眼白而看不见他的瞳孔。然后，他一跃而起，忘了穿外衣，也没向我们告辞，就飞快地跑过去，像一个疯子似的冲进他妻子的房间。

   我们俩都笑了。但我们并不感到惊异。我们了解他是有名的激情过剩，因此没有任何别的期盼。

   但是另外一个成员却感到很惊异，这另一位成员眨着半闭的眼睛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等待着他的主人在今天傍晚时刻向他表示的敬意——或者说表示他以为欠他的敬意——这就是那个浑身刷得干净漂亮的、专横霸道的潘托。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男人，没有向他打招呼，也没有抚摩他，就从他身旁走过去，冲进寝室，于是他听到了笑和哭，说话和抽泣，这情景不断地持续下去，第一次没有人关心他，然而按习惯，第一个得到问候的应该是他呀。一个小时过去了。使女给他送来一盘饮食。潘托轻蔑地让饭食放在一边。他已经习惯于让人来请来催来喂了。他凶狠地朝使女吠叫。要别人看看，他还没受到过这样的冷遇。但在那个令人心情激动的晚上，压根儿就没有人去注意他怎样鄙视他的饮食。他完全被遗忘了。林普利只顾不间断地跟他妻子说话，没完没了地告诉她应该注意些什么，充满柔情蜜意地抚摩她；在过度充溢的幸福中，对潘托他看都没看一眼，而这个傲慢的动物又太骄傲，不想向前靠拢以唤起主人的记忆。他蜷伏在他的角落里等待，这可能是一次误解，虽然几乎不可原谅但却是惟一的一次忘却。但他白白地等待了。第二天早上，林普利无数次地提醒妻子怎样保重，几乎误了公共汽车，还是没跟他打招呼就从他身边急匆匆走过去了。

   这个畜生是聪明的，毫无疑问。们这次突然的变化却超过了他的理解能力。林普利上汽车时我正好站在窗前，我看到，他还没有走，潘托就慢腾腾地——不如说：沉思地——从家里走出来，目送那徐徐滚动的车辆。他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呆了半个小时，显然是希望他的主人能够返回来，补上那被遗忘的告别表示。后来，他才慢悠悠地蹭回来。一整天他都不游戏不耍闹，他总沉思地慢步围着房子转。我们谁也不知道，在一只动物的大脑里各种各样的想像力能是什么样的，能达到什么程度。也许他是在思考，是不是他自己有什么不够检点的行为促使主人令人费解地抛弃往常对他的崇敬。傍晚，大约林普利通常归来之前的半个小时，他明显地烦躁不安起来；他竖起耳朵一而再、再而三地悄悄奔向篱笆去窥伺公共汽车是否准时到来。当然他也谨防露出他焦急等待的心情：刚好汽车没按惯常的钟点出现，他悄没声地跑回房间，像平时一样躺在沙发上等待。

   但这一回他又白白等待了。这一回林普利又是匆匆地从他身旁走过——如此这般过了一天又一天。有一两次林普利注意到了他，仓促地喊了一声“啊，你在这里，潘托”，一边走一抚摩他，就过去了。但这只是一次冷漠的、心不在焉的抚爱。再也不是旧日的追求和服侍，再也没有亲昵的话语，没有游戏，没有散步，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现在，林普利这个好上加好的男人，对这令人痛苦的冷漠，真的几乎没有过错可言。因为，事实上，除了他的妻子，他没有别的可想，没有别的可虑。刚一回家，他就陪着她沿着一条条小道走，挎着胳膊细心地领她走着他们曾准确踱过步的散步路线，仅仅为了不让她迈出太匆忙或者不小心的一步。他监视她的膳食，让使女报告每日每时的情况。深夜，妻子睡下以后，他几乎天天到我们这边来，从我这个有经验的女人这里讨主意、找安慰；他从各个商店为那即将降生的孩子买了一切必备的东西，而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在他连续不断的生意上的激情中去办的。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他有时两天都忘了刮脸，多次上班迟到，由于他没完没了的叮嘱耽误了公共汽车。他忽略了带潘托去散步，忘了去照料他，那也没有一点恶意，并不是不忠实；那只是一个过分热情、几乎达到偏执地步的人一时的思想混乱，这种人往往为了一件惟一的事而忘记了他的一切意志、思想和感情。但是，如果说人们尽管有推想和追忆的逻辑思维，都几乎不能无怨恨地原谅一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轻视，这个迟钝的动物又怎能忍受这样的待遇呢！潘托周复一周地更加神经错乱，更加备受刺激。他的自尊心不能忍受人们把他这个一家之主如此简单地抛在生活之外，不能容忍人们把他降为次要角色。如果他明智的话，他就会挤到林普利身边去请求和献媚；然后，他的旧保护人就肯定会记起对他的怠慢。但是，潘托太骄傲，他不能卑躬屈膝。迈出和解第一步的不应该是他，而应该是他的主人。所以他决定施展各种花招把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去。到了第三周，他忽然瘸起来了，左后腿像瘫了似的拖着走。在一般情况下，林普利会立刻温柔激动地给他检查，看是不是爪子上扎了一根刺。他会满怀同情地急忙打电话找宠物医生来给他诊治，无疑，他会一夜起来三四次去观察他的病况。但这一回，林普利也好，别的人也好，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喜剧演员的跛行，而潘托只有气忿的份儿！又过了一两周，他试图进行一次绝食。整整两天他充满牺牲精神，不去触动他的饮食。但没有一个人对他胃口不好表示关心，而往常每当他专横地闹起脾气，不把他的汤舔干净，林普利就会赶忙去给他拿来特制的饼干或一片香肠。最后还是动物的饥饿战胜了他的意志，他偷偷把他的食物一扫而光，也不管这食物可口不可口。又有一次，他试图躲藏起来，以吸引别人的注意，他小心翼翼地蹲坐在附近一个废弃不用的木棚里，他在那里可以满意地听到人们关心地呼唤“潘托！潘托！”但没有人喊他，没有人注意到他不在；也没有人为此着急。他的专制被粉碎了。他被取缔，被贬低，被遗忘了，他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发现这几周里这只狗发生变化的人。他消瘦了，走路的姿势也变了。他不像以前那样狂妄地撅着屁股盛气凌人了，他像披鞭打了似的蹑足行走，他的毛皮从前每天都经过细心的梳理，现在已失去了绸缎般的光泽。你要是遇到他，他就低下头，不让你看到他的眼睛，慌忙擦着你身边溜走。尽管人们严重地贬低了他，但他往日的骄傲一直没被彻底打掉；他在我们这些人面前有羞色，可他内心的愤怒无处发泄，只好去加倍攻击那些洗衣的筐篓：一星期里他把这些筐篓撞到运河里去总不下三次，他是企图用暴力手段显示他的存在，要求人们必须尊敬他。但这对他毫无帮助，只惹得些姑娘拿起棍棒来吓唬他。他所有的花招和诡计，他的绝食，他的跛行，他的躲藏，他的四处窥探，全都证明是徒劳无功——他那方形的沉重的头白白受着痛苦的煎熬：有那么一天，肯定发生了一件神秘莫测的事，他一点儿也不理解。从那天起，在这个家里，在这个家里所有的人身上，都发生了一点什么变化，潘托绝望地认识到，面对正在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这个阴险的东西，他已经丧尽权力了。无疑：有人在反对他，那是一种外来的凶恶的权力。潘托他有了一个敌人了。一个比他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是看不见的，不可理解的。你抓不住他，撕不烂他，嚼不碎他的骨头，这个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的敌人夺走了他在家中的一切权力。现在，他在所有的门边嗅，探，竖起耳朵偷听，苦苦思索，细心观察，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是看不见的，这个敌人，这个魔鬼，这个盗贼。在这一周里，潘托像个疯子似的不停歇地围着篱笆转，想找到这个看不见的东西的踪迹，也就是这个魔鬼的踪迹，但他仅以他兴奋的感官感觉到，家里发生了一件他不理解的事，他非跟这个死敌斗到底不可。首先是出现了一个不很年轻的女人，那是林普利太太的母亲，夜里睡在餐室里“他的”沙发上，平时他在他那个装了衬垫的大筐里呆腻了，经常到这个沙发上来玩，紧接着——不知为什么？——又送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亚麻织物、有大大小小的包裹，不断地有人按门铃，多次出现的是一位身穿黑衣的戴眼镜的先生，他身上有一种难闻的气味，一种非人的刺鼻的药水味。通向夫人寝室的门不断地开了又关上，一再听到门后的窃窃私语，要么就是那些女人坐在一起做针线活发出的细碎的金属相碰的声音。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把他关在门外，潘托的目光渐渐变呆滞了，变得几乎像玻璃眼球一般无神了，动物的理解力与人的理解力的区别就在于，动物的理解力只局限在过去和现在，不能推想和算出未来。而这里就有一件未来的、将发生的事，这个迟钝的动物心怀绝望的痛苦也感觉到了，这是冲着他来了，这他是击不退、斗不过的。

   这个骄傲专横的被惯坏了的潘托为这场徒劳无功的斗争耗尽了精力。在他屈膝投降以前，事情整整延续了六个月。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竟在斗争中放下了武器。在那个夏日的晚上，我丈夫在房间里独自摆纸牌的时候，我又在花园里坐了坐，突然，我感觉有一个热乎乎的东西轻轻地怯生生地偎依在我的膝头。那是潘托，自从那次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以后，他已经有一年半没迈进我家花园半步了，现在当他惘然若失的时候，他又寻求我的保护来了。前一阵子，在那几周里别人都怠慢他的时候，我顺路总喊他一声或摸摸他：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在绝望的时候想起了我，他抬起目光朝我望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急切的恳求的目光。甚至可以说，在灾难深重的时刻，一个动物的目光会变得比一个人的目光还要恳切，还要会说话，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感情和思想都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而动物则不得不把他们的语言全部挤压在瞳孔里来表达一切。除了当时在潘托的难以描述的目光里，我还从没见过一种窘困这样感人，这样绝望，他一边望着我一边用他的前爪轻轻抓我的裙边，哀求我。他在请求我，我对他的理解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你给我解释解释，我的主人为什么跟我作对，他们大家为什么跟我作对？家里发生了什么反对我的事？帮帮我吧，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面对这样感人肺腑的请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情不自禁地抚摩他，用半个嗓音喃喃地说：“我可怜的潘托，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适应这个变化，正像我们必须习惯于许多事，习惯于许多糟糕的事一样。”我说话时，潘托竖起了耳朵，痛苦地紧皱眉头，好像要猜出这些话的意思。然后他焦躁地用前爪来扒，这是一种急不可耐的催迫动作，大概意思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给我解释一下吧！帮帮我吧！”但我知道，我帮不了他。我一遍又一遍地抚摩他，为的是让他镇静下来。于是，他深深地感到我不能给他任何安慰。他不声不响地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像来时一样无声无息。

   潘托消失了整整一天，又整整一夜；忧虑紧紧抓住我的心，我想，假如他是人，他会自杀的。到了第二天晚上，他又突然出现，浑身是泥，饿着肚皮，像条野狗，身上有几处咬伤；他很可能是气得发昏时在什么地方跟别人家的狗打过架，但新的屈辱在等待着他。使女干脆不准他进屋，她给他送来满满一盆饭食放在门外，就不再理他了。这样粗暴的伤害是由特定的环境决定的，未必没有正当的理由，因为恰好碰上夫人的困难时刻到来，各个屋子里都是忙忙碌碌的人，林普利木然站在一边，无计可施，因为激动而不停地颤抖，助产士跑来跑去，有医生从旁协助，夫人的母亲坐在床边安慰产妇，使女忙得两脚朝天。我自己也过来了，我坐在餐室里等着，为了能在必要时帮一把。事实上，如果让潘托进屋，那只能出现一种令人讨厌的干扰。但这些道理他那鲁钝的狗的大脑怎么理解得了呢？这只亢奋的动物只知道，人们第一次把他赶出家门——赶出他的家门——就像赶走一个陌生人，一个乞丐，一个捣乱分子，只知道人们不怀好意地让他远离的那个紧闭的门后正在发生什么重要事情。他的愤怒是难以形容的，他用尖利的牙齿咬碎抛给他的骨头，好像这骨头就是那看不见的敌人的颈项。然后，他四处嗅来嗅去；他灵敏的嗅觉闻到，有一些陌生人闯进了这所房子——他的这所房子，他在泥灰地面嗅到他早已熟悉的踪迹，就是那个穿黑衣、戴眼镜的可憎的男人的气味。但在这里还有别的人和他联成一气，他们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呢？这个异常兴奋的动物竖着耳朵倾听着。他耳朵紧贴着墙听到了细小的声音和很响的声音，听到了呻吟、喊叫和紧随在后的水的拍击声，听到了慌忙走路的脚步声，还听到一些东西被移动的声音，玻璃杯和金属相碰的声音——确实有什么事在屋里发生了，而他却一点也不明白。但他的直觉告诉他：那是他的对立面。就是这个对立面使他蒙受屈辱，使他的权利全被剥夺——这就是那个敌人，那个看不见的阴险、卑鄙、无耻的敌人啊，现在，他真的到位了。现在他是可以看得见的了，现在可以抓到他，终于可以用猎刀刺捕他了。这个强壮的动物的肌肉紧紧绷在一起，由于感情受了刺激而全身颤抖，他缩着脖子俯身躲在屋门旁边，准备等门一开就箭一般地冲进去。这一回可不能再让他从眼皮底下逃走了，这个诡计多端的敌人，这个篡夺他的权利和特权的人，这个和平的扼杀者！

   总之，我们在屋子里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太激动，太繁忙了。我不得不抚慰林普利，使他解除不安——这也不很省劲呀——医生和助产士禁止他进入通向寝室的过道；他怀着巨大的同情在这两个小时的等待中所经受的痛苦，也许比产妇的还要多。终于来了好消息，过了一会儿，就允许这个摇摆在欢乐和恐惧之中的丈夫轻手轻脚地进入寝室，去看他的孩子和夫人了。根据助产士事先的报告，那是一个女孩。他呆了很长时间，我们——他岳母和我——两个过来人，单独在一起亲切友好地交谈起来，各自回忆了许多往事。最后，寝室的门开了，林普利走出来，医生跟在后面。他托着襁褓中的婴儿，骄傲地让我们看，他托着她，就像一个教士托着圣体；他那张透着诚实、略显天真的宽大的脸，由于泛着幸福的光辉，显得很好看。他不停地流着眼泪，也不去擦一擦，因为他用两手抱着那个婴儿，就像抱着一个说不出多么宝贵的东西，一个一碰就碎的东西。对他身后的医生来说，这种情景早已司空见惯，他趁机穿上他的大衣。“我的事现在已经完了。”他笑着跟大家打招呼，然后随随便便地向房门走去。

   但就在医生毫无防备地打开门这短暂的一秒钟里，有个什么东西箭一般地从他腿边钻了进去，什么东西，就是那个绷紧肌肉在门边躺着坐着的东西，潘托已经站在寝室中间“汪”的狂吠了一声。他立刻看到，林普利抱着一个新的物件，脉脉含情地抱着，这个物体他一点儿也不认识，那是一个很小的，红扑扑的，活着的东西，这东西像猫一样喵喵地叫，散发着人的气味——哈！这就是那个敌人，那个找了好久的敌人，那个躲藏起来的隐蔽的敌人，那个夺走他权利的强盗，那个扼杀他的安宁的凶手！撕碎他！咬烂他！他龇牙咧嘴地蹿到林普利跟前，想夺走那个孩子。我相信，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因为这个强壮的动物跳起来往前扑，动作那么突然，那么有力，竟把那个体重不轻的胖墩墩的男人撞得打了好几个趔趄，往墙上倒去。但在这最后的一刹那，他还是下意识地把裹着婴儿的襁褓高高地举了起来，只是为了不让伤了孩子。就在林普利跌倒在地之前，我急忙伸手把孩子接到我的怀里。那条狗立刻朝我扑过来。幸亏医生听到我们的尖叫赶回来，镇定地操起一把沉重的椅子冲着那条眼睛充血、满嘴流沫的怒吼着的狗摔过去，打得他骨头格格地响。潘托疼得嗷嗷直叫。退让了一会儿，不过那只是为了在他疯狂的愤怒中马上再向我袭击。不过，这么一小会儿就足够林普利急速从地上爬起，怀着跟他的狗惊人相似的愤怒，冲向那个动物了。一场可怕的搏斗开始了。林普利，肩宽，体胖，力气大，他以他身体的全部重压扑在潘托身上，想用他强有力的手把他掐死。他们俩扭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潘托嘴一张一张地咬，林普利一个劲儿地用手掐，膝盖压在狗的胸脯上，狗一再挣脱他铁钳般的手扣；为了保护孩子，我们两个老太太逃进了侧室，这时医生和使女也冲向那只疯狂的动物。他们抓起随手碰到的东西狠打潘托，木头和玻璃器皿乒乒乓乓丁了当当响成一片，他们三个人用拳头捶，用脚踹，折腾了好长时间，直到狗吠变成气喘似的-气；最后，那畜生只剩下微弱地耸着肩膀呼吸的份儿了，他已经筋疲力尽，医生、使女和听到喧闹急忙跑过来的我的丈夫用他自己身上的皮绳和别的绳索把他的前爪和后爪捆起来，把撕下来的一块台布塞在他嘴里。他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了，处在半昏迷状态。随后，他们把他拖出了房间，到了门口就像抛一个麻袋似的把他抛了出去。这时，医生才急忙回来救护。

   林普利像喝醉了酒似的，踉踉跄跄地走进另一个房间去照看孩子。她没有受伤，她瞪着睡眼惺讼的小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对他妻子也不存在任何危险，她只是被喧闹声从疲惫后的昏昏沉睡中惊醒了；她吃力地深情地朝着抚摩她手的丈夫惨然一笑。这时，他才顾得上想他自己。他的样子很可怕，脸色煞白，眼神迷惘，衣领被撕下来，衣服皱皱巴巴、沾满尘土；我们惊讶地发现，从他被撕破的右袖口有血滴落下来，顺着泥灰地面留有血滴的痕迹。在激烈的搏斗中他根本就没觉察到，那条被掐的狗在绝望的反抗中咬了他，两次都深深地咬进了肉里。别人帮他脱去衣服，医生赶忙给他绑缠上绷带。使女送来一杯白兰地，因为这个精疲力竭的人由于激动和失血已接近昏迷了，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弄到沙发上躺下。在沙发上，他倒头就沉睡起来，他因为满怀激情的等待已经有两夜没好好休息了。

   我们考虑怎样处置潘托。“用枪打死。”我丈夫高声说着就想回家取他的左轮手枪。但医生宣称，他有责任一分钟也不耽搁地把狗送到观察站去化验唾液，看他是否得了狂犬病，因为如有狂犬病，林普利的咬伤还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预防措施，他想立刻把潘托装到他的汽车里。我们大家都走出去，准备帮医生的忙。在门前——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瞥——那条狗被捆绑着，毫无反抗能力地躺着不动；他几乎没有听见我们的到来，眼睛看着前方，眼珠残暴地滴溜溜转，好像想要挣脱皮绳跳起来似的。他牙齿咬得格格响，使劲地又嚼又吞，想把塞在嘴里的布吐出来，同时他的肌肉也像绳索一样绷得紧紧的，整个弯曲的身体振颤着，抖动得很反常很不自然；坦白地说，虽然我们知道他给捆得很牢，但我们每个人对伸手抓住他仍然迟疑不决；平生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其他类似的东西怀着这样的集中一切凶恶本性的愤怒，在人世间从来没看见过像这充血的和嗜血的目光中所显露的这样多的仇恨。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样的考虑：我丈夫建议直接枪杀这只动物是否有些道理。但医生坚持立刻运走，于是这条四肢被捆的狗就被拖到汽车里运走了，尽管他想反抗，但也无能为力了。

   随着这次很不光彩的退场，潘托从我们这个圈子里消失了好长时间。我的丈夫偶然得知，经过巴士特杀菌研究所多日的观察，根本不存在狂犬病传染细菌，因为不准他返回他原来犯罪的地点，人们就把潘托送给了巴斯城的一个搜寻强壮牛头犬的屠户。我们没有再去想他，林普利也把他全忘了，他两三天就得给胳膊换一次绷带；自从她妻子生了孩子满月以后，他的热情和忧虑全集中在那个小不点的可爱的女儿身上了，我几乎无须提及，他的举止像在潘托时代一样狂热，一样过火，甚至更愚蠢。这个肥胖粗壮的男人跪在放着孩子的小车前边，好像古意大利艺术大师的油画《三王来到马槽前》上画的那样。他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会在这个——自得其乐的——红润可爱的小造物身上发现与前不同的喜人之处。这个沉静朴实的女人见到这样的父爱，总是笑眯眯的，与从前见到他对那个霸道的四足动物顶礼膜拜时她的微笑相比，现在的笑要更友好千万倍。对我们来说，也有了不少美好的时刻，因为邻家有了无阴云的美满幸福，我们这座房子的周遭自然也就笼罩着友好之光了。

   我说过，关于潘托，我们大家已经完全忘了，只是我有一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他的存在。我跟我丈夫在伦敦听完布鲁诺-瓦尔特的音乐会，深夜归来，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不能入睡。是因为我不自觉地努力回想那朱庇特交响曲的悠扬曲调，还是因为这白色的月朗星稀的柔和的夏夜？我起床了——大概已经是凌晨两点钟左右——然后往窗外望去。月亮以极小的威力在高空滑行，像被一股看不见的风所驱动，透过由它的银光照亮的薄云，每当它纯净、光亮地走出来，整个花园都亮得像裹在白雪中一样。一切都寂静无声。我有这样的感觉，哪怕只有一片树叶轻轻抖动，也逃不过我的耳朵。所以，当我发觉，在这样绝对的寂静中，在隔开我们两家花园的围篱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无声地移动时，我吓坏了，那是一个黑色的东西，被照亮的草地留下了它不安地动来动去的轮廓。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了，就朝那里望去。那不是人，绝不是活的东西，绝不是有躯体的东西在那里不安地移动。那是影子。仅仅是一个影子。但那必定是一个活物的影子，这个活物在围篱的掩护下小心翼翼鬼鬼祟祟地移动着，是一个人或一个动物的影子。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表达，但这个沮丧的东西，这个隐秘的东西，这个潜行的无声的东西，却蕴藏着某种使人不安的成分。像女人害怕时那样，我首先想到是盗贼或杀人凶手，于是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但这个影子已经从花园围篱移到上面篱笆开始的台地，这时正沿着木栅蹑足行走的那个活物奇怪地抽紧身子，出现在他的影子的前面——哦，原来是一条狗，我立刻认出了他，那是潘托。他走得十分缓慢，十分小心，你看得出，他随时准备在听到第一个声音时赶快跑掉，潘托就是这样用鼻子嗅着朝林普利的房子走过来；我不知道我怎么会闪电般地产生这样的想法：好像他想要探察出什么来似的，因为一条寻觅踪迹的狗决不会这样轻松自由地搜索；他的举止泄露出，他是在干某种被禁止的事，或是在筹划什么阴谋诡计。他不把嘴凑近地面去闻，他不放松肌肉去跑，而是肚皮紧贴着地面往前挪，为的是尽量不让人看见他。他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像一个猎犬悄悄接近他的猎物。为了观察得更清楚，我情不自禁地弯下腰。但我笨手笨脚地轻轻碰了一下窗户，弄出一个不大的声音，潘托无声地一跳，就消失在黑暗中了。这一切我觉得好像是在梦中见到似的。花园又处在月光中，是那样的空荡荡，那样的白，那样的光亮，那样的静止不动。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羞于向我丈夫讲述这一切，说不定这真的是一种错觉呢。第二天早上，我在街上遇到林普利家的使女时，顺便问她最近又见到过潘托没有。这个使女显得很不安，有几分狼狈，鼓励了她几句以后，她才对我说了实话：她曾多次在特殊的环境里碰到过他。她实在是说不清楚，但她见了他总是很害怕。四个星期以前，她带着儿童车进了城，忽然听到一阵恶狠狠的犬吠，从街上路过的屠夫的汽车里，潘托对着她，或如她所想，对着放了孩子的车拼命吼叫，摆出往下跳的架势。幸亏汽车开得快，他没敢跳，但他那刺耳的吼叫却使她听了特别难受。当然，她没让林普利先生知道。根本没有必要使他不安，再说她认为这条狗在巴斯是有可靠的保护的。但在最近的一个下午，她想从木屋取点木柴出来，发现屋里的暗处有一个东西在动，她吓得正想大喊，竟认出藏在那里的是潘托，他立刻穿过我们花园的围篱不声不响地走了。打那以后，她就怀疑这狗常常隐藏在这里，他肯定是在夜里围着这所房子转来转去，因为最近在那夜的大雷雨过后，她在潮湿的沙地上清楚地看见过狗爪子印，她能清楚地告诉人们，潘托怎样多次围着这整座房子转。当然，他从来也没公开露过面，毫无疑问，他只在他确信无人看见他时，偷偷地穿过我家或邻家的围篱。我是否可以想像，他还想回来呢？林普利先生恐怕不会再让他进家门了，而在屠户家里他也不至于挨饿呀，不然他会首先到厨房里向她讨吃的。不管怎么说，对于狗围着房子转，她心里有些害怕。我要不要说呢？即使不告诉林普利先生，至少也应该告诉他的夫人呀。我们经过仔细考虑，一致认为：如果他再露面，我们就告诉他的新主人，那个屠户，让他阻止潘托的不可思议的来访；至于林普利，我们根本不想让他记起这只可恨的畜生的存在。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因为——谁能说得准呢？——也许能阻止第二天事情的发生。那是一个可怕的、令人难忘的星期天。我丈夫和我都到林普利那边去了，我们坐在轻便的公园软椅上聊天，地方是紧挨着下边的小台地，从台地起草场经过一个相当陡的斜坡向下一直延伸到运河。那个儿童车放在我们旁边的那块平坦的草坪台地上；我没有必要去说，那个疯疯癫癫的父亲在谈话中间每五分钟就要站起来一次，去逗逗孩子。她终于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在那个金光照耀的下午看上去实在讨人喜欢，她在那支起来的车棚阴影里眨着蓝色的眼睛朝天空笑，用她那纤细的、不大灵活的小手朝着车棚上的太阳光圈抓——父亲乐不可支，好像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理性的奇迹，我们也高高兴兴地帮他逗孩子玩，好像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喜人的场面。这情景，这最后的幸福的情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接着，林普利太太从房屋游廊阴影中上边的台地上喊我们去喝茶。林普利抚慰着孩子，好像她能听懂他的话：“就来！我们就回来！”我们把放着孩子的车留在那美丽的草坪上，那里有密匝匝的树叶像屋顶似的遮住炎热的阳光；我们只用几分钟就登上那阴凉下往常喝茶的地点，从下边的台地到上边的台地也就是二十米左右远，两个台地之间有一个带圆花窗的蔓藤凉棚隔着，上下都看不见。我们闲聊着，我无须说我们在聊什么，林普利非常快乐，但是这一次，由于天空像蓝绸缎一样好看，由于处在这样的礼拜天的宁静和一所喜庆的房屋的阴影中，他的快活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快活好像只是这个罕见的礼拜日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我们忽然被吓了一跳，从运河那里传来惊恐的尖叫，孩子的声音和女人的恐怖的呼喊。我们冲下绿油油的山坡，林普利跑在我们大家的前面。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孩子。但使我们惊恐万状的，却是下边台地上已经空无一物了，就在几分钟以前我们把那辆放着笑眯眯打盹的孩子的小车留在那里，还以为绝对安全呢。从运河那里传来的叫声，越来越尖利，越来越撕心裂胆。我们很快就跑到下边。在河对岸，有几个妇人紧紧挤在一起，对她们的孩子打着手势凝神望着运河。我们十分钟前安全可靠地留在下边台地上的那辆儿童车，倒扣着在水里游动。一个男人曾解开一只游艇去救过孩子，另一个人还潜到水里去找过。但是，一切都太迟了。过了十五分钟，孩子的尸体才从浅绿色的、有交错缠绕的海藻的、咸淡混合的水里捞上来。

   我无法描述这对不幸的父母的绝望。确切地说，我是根本不想去描述，因为我一辈子都不愿意再回忆那可怕的时刻。电话报警后，来了一个警长调查这可怕事件发生的经过，是父母的疏忽？是事故？还是有人犯罪？人们早已把那辆浮游的儿童车从水里打捞上来，现在又按警长的指示把它丝毫不差地放在下层台地原来的位置上。于是，这位警署长官就亲自做起实验来，看轻轻推一下，小车能不能自动从山坡上滚下去。但在又厚又高的草里，车轮几乎动也不动。一阵风使小车从这块非常平坦的地段突然滚下去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警长做的第二次实验，是用稍大一点的力量推。小车滚动了半步就停下来了，但这块台地至少有七米宽，从车轮的压痕可以证明，这辆车立在那里又牢固又安全，离掉下去的地方距离相当远。当警长使足力气跑过去对着小车一撞，小车才沿着山坡快速运动，从台地上滚了下去。一定是有一个预先没有看见的东西突然使小车进入了运动状态。但这是谁，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谜。警长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摘下帽子，用手搔那乱蓬蓬的头发，越来越陷入沉思。他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个物体——也就仅仅是一个游戏用的球吧——自动滚下台地的？“不！决不是！”所有的人都斩钉截铁地说。会不会是一个逗留在附近或花园里的孩子，出于一时的兴致推着小车玩过？不！没有人！是不是平时有谁在附近呆过？不！没有人！花园的大门是锁着的，沿着运河散步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有谁来去。惟一真正的见证人，只能是那个跳进水里救孩子的工人；但他浑身湿淋淋的，思绪相当紊乱，他只记得，他和他的妻子沿着运河岸边散步，别的他什么也说不出来。突然，从花园的山坡上滚下来了那个儿童车，它滚得越来越快，掉到水里立刻就翻了。因为他相信有一个孩子浮在水中，就立刻跑过去，甩掉上衣，跳进水里想救出那个孩子，但他被乱成一团的水藻绕住，不能像他所想的那样快地游过去。别的他就一无所知了。

   警长越来越绝望。这样令人费解的情况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他简直想像不出那辆车怎么会滚动起来。惟一的可能就是，孩子突然坐起来或往一侧使劲使小车失去了平衡。但这是不可信的，这样的想像简直是不着边际。是否我们当中有谁另有推测？

   我情不自禁地注视他们家的使女。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俩在同一瞬间想到了同样的事。我们俩知道，那条狗恨透了这个孩子。我们知道，最近他一再诡计多端地隐藏在花园里。我们知道，他曾多次幸灾乐祸地把洗衣筐篓撞到运河里去。我从她那苍白的、不安地抽搐着的嘴唇看出，我们俩心里产生了同样的怀疑：是那条狡猾的恶狗终于找到了复仇的机会，趁我们刚刚把孩子单独留下几分钟的功夫，从隐蔽处钻出来，迅猛地一冲撞，就把那辆放着他的死敌的车子撞下去掉进运河里了，然后他又像往常一样悄然无声地跑掉了。但是，我们俩谁也没有说出这种怀疑。我的单纯的想法是：如果林普利当时把这条疯狂的狗杀死，他就救了他的孩子了。我知道，我要是这样说，林普利会气疯的。归根结底，尽管有一切推理论证，但缺乏最后的事实依据。我们俩也好，别的人也好，那天下午谁也没有亲眼看见那条狗悄悄地进来或悄悄地出去。那个小木屋，他喜爱的躲藏处所——我立刻就去检查——完全是空的，干燥的土地上没有一点痕迹，我们也没听见那种疯狂的犬吠声，以往潘托只要把洗衣筐撞进运河就总要那样胜利地吼叫几声。因此，我们无法断言，那就是他。这只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令人无比痛苦的推测。这是一个有理由的，有充足理由的怀疑。但缺乏最后的无法推翻的确凿的事实。

   不过，从产生这个可怕的怀疑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摆脱不出来了，相反，这怀疑越来越强烈，到最近几天几乎变成了确信。一星期以后，孩子早已埋葬，林普利一家离开了这座房子，因为他们不忍心去看那有灾难记录的运河。这时，发生了一件使我深受刺激的事。我到巴斯城里置办家用的零星物品，我突然大吃一惊，因为我看见潘托在屠户车旁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在那些心惊胆战的时刻我总是下意识地不断想到潘托，他也同时认出了我。他立即站住，我也同样停住脚步。接下去发生的事，至今还使我感到压抑：自从他受贬以后，我看到他总是心慌意乱的样子，每次相遇，他总是侧转目光，俯身斜背，羞怯地躲开，这一回，他却毫不拘谨地高高昂着头，充满高傲和自信——我只能这样说——镇定地望着我；他突然间又变成从前那个高傲狂妄的畜生了。他这种挑衅的姿态坚持了一分钟之久。然后，他摆动大腿，迈着细碎的舞步，穿过大街，假装亲切友好地朝我走来，一步以外在我面前停住脚步，好像是想说：“喏，是我呀！你有什么要对我说，或你有什么要控告我的吗？”

   我好像被惊呆了。我没有力量把他踢开，我无法忍受这样自负、甚至自满的目光。我赶快逃走了。愿上帝保佑我，我要控诉一个动物的罪行，更何况被害人是无辜的呢。但从这一时刻起我就再也摆脱不了这种可怕的思想：“那就是他。就是他干的。”①

   ①德语中的“他”、“它”是同一个词，本篇用此词布下疑阵，故意引导读者在最初产生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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