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危机阴谋论？波普尔（Karl Popper）在《开放社会与它的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中首次定义现代社会的“阴谋论”，即以为危机背后都有幕后黑手刻意操纵。认为5G信号塔能传播新冠病毒就是一例。稍微具备科学理性常识的人会嗤之以鼻，或当它为笑料。但是，在一些欧洲国家，有人听信Qanon，一个传播阴谋论的虚拟组织，真的去纵火烧毁5G信号塔。过去4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各类危机阴谋论满天飞。虽然表达各式各样，它们基本符合政治学家巴昆（Michael Barkun）总结的阴谋论语言的三个共同特征：
1）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发生的。
2）事情远远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3）所有的情况背后都有着联系。
阴谋论具有无可替代的娱乐性，这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重要原因。丹·布朗(Dan Brown)的《达·芬奇的密码》取材于“光明会”（Illuminati）幕后统治世界的古老阴谋论。与“共济会”（Freemason）有关的小说和电影经常被翻拍。“骇客帝国”（Matrix）更成为一种新的电影题材，以虚拟世界为主题想象多种阴谋论。可以说，没有阴谋论，电影和小说将无法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同时，常识告诉我们，杜撰的阴谋论不应该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戏码。
不幸的是，杜撰正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叙事风格，阴谋论变成一种不公平竞争的组织策略。在国际市场上，它对中国企业的伤害前所未有。习惯念叨“在商言商”和“清者自清”的企业家一时间不知所措。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欲知晓危机阴谋论的破坏性，就先要厘清它的威力来源。
阴谋论一直被当做政治狂想曲在演奏。1964年，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d的《少数派偏执狂现象：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分类》（Paranoid Minority Phenomenon: The paranoid typ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成为研究政治领域阴谋论的经典。以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为重点，霍夫施塔特分析了反犹太人、反共济会、反天主教等一系列阴谋论。他认为，阴谋论绝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政治人物调动一般民众愤怒情绪资源的有效工具。它往往以一个世界末日般的危机由头来鼓动情绪。仿佛如果不立即行动，秩序就要终结。它利用环境剧变引发的心理不安，向失落的民众许诺一劳永逸的宏大解决方案。它始终以反对现在的权威为批判的靶子。因为主要任务是声讨，所以，只要罗列权威的错误证据，不必证明自己的许诺是否切实。半个世纪前的分析，结合2020年发生的事件，听上去那么贴切。
阴谋论有着特殊的语言威力，一旦招惹上，很难用讲道理的方法脱身。因为主旨在表达情绪，而非讲道理，阴谋论不遵守科学探索的实证规则。它的语言结构简单，接地气，可以自问自答，能够循环论证。它从不在意证据是否可靠，是否有选择标准，是否前后一致。只要能与信条附会，就能当作支持信条的理由。
因此，阴谋论的语言体系包含解释一切的逻辑。任何逻辑上难以自洽的论证，只要有片言只语的关联性即可，因为余下的部分可以凭借信仰者的意愿来堵漏洞。例如，一个简单化的句式可以是：为何村里的好人频频遭殃？一定是张三入侵我们村子的原因。证据非常明显，张三来到我们村子后，好人就经常出事。至于两个现象之间是同现（Cooccurring）还是因果关系，已经不重要。只要听上去可信即可。
阴谋论有特殊语言威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有简单、鲜明、突出的标识系统。阴谋论往往借助颜色、图形、音像效果等信号标识系统支撑成员的感知习惯。例如，三K党有特别显眼的长袍和帽子。二战时，纳粹给犹太人画上特殊标识。偷、抢、盗窃、欺骗等蔑视性的标签语言，也容易通俗地将对方归类为敌人。图文音像标识的优势在于近似性。只要有相似度，就可以概而论之，不必仔细分辨处理。类似的语言，我们在近期网上的一些论战中经常听到。被攻击的另外一方百口难辩，因为双方用的是两套语言系统，希望达到的是两类沟通目的。如果一方希望讲道理，另外一方希望通过情绪发泄组织追随者，双方就不可能在有效沟通的同一频道上。
阴谋论有内生的驱动功能，有自发的行动威力。阴谋论一般先设定一种末日危机，诸如文化的末日、人种的末日或生活方式的末日等。末日危机驱动信仰者强烈的欲望去搞明白事情的“真相”。这是阴谋论在认知行动力方面的优势。此外，末日危机意识同时带来对信仰者经济和文化生存的威胁。求生欲望和追求安全的生存动力也会容易驱动信仰者采取行动。最后，感受威胁的个体信仰者希望抱团取暖。他们在集体气氛中获得精神安慰和心理身份认同。阴谋论的社会心理效果是驱动追随者采取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激励机制。因此，与科学理性影响效果相比，阴谋论更能激发参与者采取夸张的行动。
把阴谋论视为少数失落群体的心理鸦片是一种危险的傲慢。选择相信和追随阴谋论的群体不仅包括教育程度低的贫穷人群，它还有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版图大迁徙怀有极高危机感的高收入和高教育层次的人群。后者忧心一去不返的经济秩序和文化统治地位。为了捍卫文化心理身份的优越地位，他们愿意用感性立场去替换理性原则。
另外，推动阴谋论最活跃的群体还有被边缘化的能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智商和情商，但社会地位都被其他精英占领。他们不仅借阴谋论表达愤怒不满，还希望藉此争夺一部分社会权力资源。研究人类社会兴衰的图尔钦教授（Peter Turchin）最近完成对人类1万年历史中政权兴替的大数据分析。他的《战争、和平、战争》（War and Peace and War）一书得出一个富有争议的结论：当知识精英的供给数量超过社会升迁机会时，社会便容易进入动荡时期，因为失意的能人要改变自己被边缘化的地位。目前的国际社会环境中，大量的上述人群在游荡。阴谋论是他们思想联盟的认知密码。中国企业则是阴谋论一个方便的攻击目标。
仅仅正视阴谋论的语言和行动威力还不够。我们需要放弃对阴谋论蔑视和贬低的立场。要做到第二点，就要看到阴谋论的“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与科学发现共有同一个认知规律。阴谋论不在意事实（Facts）,只追求能够与他们信念自洽的证据（Evidences）。这种反事实思维是信仰者百辩不输的逻辑大法。
我们不要忘记，反事实思维同样也是启动科学发现的认知工具。伽利略假设，在地球引力作用下，轻重物体同时落地。这是与那个时代人们肉眼观察到的事实相反的。牛顿和爱因斯坦也同样使用反事实的思维方法，寻找理论突破。一百年前，奥地利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就指出，人的直接经验，科学实验的经验，和反事实思维的思想实验共同构成知识创新的来源。
在利用反事实思维认知工具上，阴谋论只使用归纳逻辑和溯因逻辑（Abduction logic）。而科学发现是利用归纳与溯因逻辑去启动新的发现，再用演绎逻辑去总结可靠的、切实的、可以证伪的科学规律。阴谋论不需要证伪，只需要向从众显示，有关危机的断言似乎有道理，然后自己去脑补和附会。悖论在于，只要我们继续科学发现，我们就必须继续运用反事实思维。因为共同使用同样的元思维工具，对阴谋论也永远无法简单化地切除。我们得学会与之共存。
面对如此悖论，怎么办？！也许我们可以接受已故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的建议，以双元共存的态度看待阴谋论，把它当作一种人类思想叙事形态，通过碰撞、冲突、斗争、沟通来逐渐扩大共识。简单地讲，对待阴谋论，坚决斗争，积极对话。期间，寻找能够思想共鸣的话题和道友，结成跨文化的团结联盟。
在他被广泛阅读的《偶然性，讽刺性，团结》（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一书中，罗蒂预见性地解释当代社会遇到的思想危机：哲学形而上学的等级观点站不住脚了，科学思想走下权威圣坛，社会存在只是多元的现象叙事。有高度思想能力的现代人，可以同时接受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不同甚至矛盾对立的价值选择，即能容纳自我矛盾价值观和立场的“讽刺性”。
现代人可以在公共领域达成公共利益和价值的共识。同时，在私人领域，现代人可以保留隐私偏好。这是一种公域和私域双元共存的自讽式选择。类似的单元和双元特征，还表现在事实与反事实、理性和感性、进化发展和退化内卷方面（见 上图）。如果坚持单元，思想危机可能演变为文明危机。如果接受双元，思想危机可以激发同道人求同存异，团结共建的意愿。
在罗蒂看来，思想危机不解决，人类文明有危机。解决的方法在于：
1）认识和接受自我矛盾的、讽刺性的公域和私域价值偏好。
2）寻找在公共领域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结成团结联盟。
以叙事形态（Narratives）通约人类思想历史，我们已经走过神话、宗教和科学叙事，进入现象叙事形态。量子科学的发现，加强了人们对偶然性在生命创造活动中地位的理解。人们不必按照一个先验的世界观去完成某项设定的使命。人们可以在偶然遭遇的生命过程中不断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而意义的评判，就在于每个人对不断超越自我的体验。
阴谋论同属于现象叙事的思想形态。它是现代人类思想变化无法避免的伴生现象，是多元的现象叙事中的一种。与强调创造、团结、文明的其它现象叙事不同，阴谋论单元强调感性、反事实、退回历史辉煌的现象叙事。应用罗蒂的分析，双元的立场是同时接受，逐步扩大团结的基础，即使它听起来有些自我矛盾的讽刺意味。而单元则是偏执地选择维护幻觉中的极端，一步步从一种破坏坠入另外一种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