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70～1999
我的父亲生于1969年，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几户人家挤在一个四方形的院子里，他们都姓上官，往上追溯到一千年前，乃是大唐楚国公上官仪的后裔。但如今环顾四周，这里既无珍宝珠玉，也无雕梁画栋，更无宾客盈门。爷爷的全部家当，是一把镶边的黑漆算盘，他在大队当会计。奶奶的全部家当，是一口绘了牡丹的硬木板箱，这是当年的嫁妆。
此番光景，着实不好意思提什么“光宗耀祖”。
我父亲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他们的大女儿和大儿子已经四五岁了。爷爷名毓沣，按照五行规律，他给儿子起名柳民。这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名字，就像他平凡的一生。父亲出生的时候，浑身通红，血管毕现，像只小耗子，惨兮兮的，众人说：“恐怕不能活。”
“养着试试看。”奶奶说。
在当年，养活一个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所幸大队成员都是本家人，所以很少有人偷奸耍滑，一年到头还有少量余粮。所有人都有饭吃，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能吃饱。每天的配额并不多，勉强能吃个半饱，不至于让人没力气干活儿。由于奶奶营养不良，所以奶水不多。
父亲属鸡，而且是冬天出生，人们笑着说：“冬天缺粮，鸡要挨饿，好不容易吃顿好的，那是要宰了过年，所以命不好。”
当时的面粉里，糠比较多，婴儿喉管细，吞不下去食物，奶奶把蒸好的馒头撕成小块儿，放嘴里嚼成糊糊，再俯身用舌头拨到婴儿嘴里。屋檐下年年有燕子，它们便是如此嘴对嘴喂养幼燕，这便是自然的共性。馒头不仅难以下咽，而且没有味道，大家一般会在里面掺杂柿子粉。柿子是秋天采摘的，晒干，磨成粉。
到了春天，正是粮食紧缺的时候，奶奶㨤着篮子在野外找吃的，二月，初春的雪刚一融化，刚冒尖的柳芽勉强可以当菜吃，还有一些挂在树上的烂柿子也可以充饥。三月，最受大家追捧的是榆钱，捋下来，洗净，裹上面粉蒸着吃；也可以做成面饼，抹上油烙着吃；小孩直接抓一把榆钱就往嘴里塞，也不洗，也不管有没有虫子。
洋槐花也可以吃，做法的榆钱一样，只不过洋槐花的花期只有十天。马齿苋、灰灰菜、蒲公英，都是饭桌上的美食，所有人都在土里刨食。尤其是学校的孩子，课间时间都不放过，一股脑儿钻进田野里挖野菜。椿树芽也可以吃，只不过有一种奇怪的气味，有人觉得香，也有人觉得臭。
过了春天就好说了，夏天有麦子，秋天有红薯，都可以做成面粉。值得一提的是红薯秧，嫩的红薯秧可以做成凉拌菜，也可以和花椒叶一样，掺进面粉蒸成菜馒头。不仅野菜可以吃，虫子也可以，幼蝉，蚂蚱，大牙土天牛，掐头去尾，或炸或烤，虽然没什么肉，但味道相当诱人；田鼠、野鸡、野兔也是极为少见的野味，不过现在它们都是保护动物，吃不得了。
无论如何，我爸被爷爷奶奶拉扯大了，虽然看起来还是病怏怏的。正巧，队里的耕牛产仔，却产下死胎，爷爷便把死胎带回家，处理干净，下锅撒盐煮给孩子吃。果然，肉汤滋补了半个月，我父亲的身体健壮起来，爬山下水都不在话下了。
家里人口越来越多，挤在一个院子里是不现实的，结婚生子后都要搬出去住的，爷爷排行老四，前面的几位兄长早已另立门户，如今挨到他了。爷爷其实早做打算了，经常和自己的玩伴上山搬石头，几年下来，在院门口堆成一座小山。这些石头稍微加工，就可以用作建筑石材。
找好宅基地，一行人上山选木头，粗的做房梁，细的做椽木。年轻人和泥做砖，这种泥坯砖掺了秸秆，结实的很。方石地基，泥砖砌墙，再用几十根圆木搭建好屋顶，房梁上要裹上红纸，用麻绳绑上一双筷子和一枚铜钱。房顶放上熏制的拇指粗柳枝条编织成的厚实席子，铺上厚厚的泥浆，最后密匝匝地放上瓦片。油毡纸做的天花板，四面墙简单粉刷。爷爷有了自己的大院子。
前门进去，左右是厕所和菜园子，后来又搭了猪圈和鸡笼子；二道门进去，左边是厦房，右边是厨房和储物室，再上三级台阶，两旁各有一个花坛，正对面就是堂屋，两侧是耳房。在这里，我父亲又有了妹妹和弟弟。
我小时候看各种童话书，总会出现三姐们、三公主、三王子，“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故事里老大一般最有威严，但故事的主角通常是老三，而老二最没有存在感。我的父亲便是那个没有存在感的老二。大哥是全家最重要的劳动力之一，虽然没上过学，但出门混得也算风生水起。老三是个吊儿郎当的大学生，热衷于文学，痴迷于摇滚，随身戴着bp机，是女生宿舍楼下的常客。
我爸从小就待在家里种田。后来家里种了杏树和苹果树，又走街串巷卖水果，有一日走到一个山沟里的小村庄，认识了我母亲。母亲也没上过学，大字不认识几个。结婚后，夫妻二人住在厦房里，虽然不用担心饿死，但生活依旧拮据。
夫妻二人，除了种地，没有学会一点儿生活技能。父亲从小有奶奶照料，做事没有主动性，十足的懒汉；母亲目不识丁，缝衣做饭的基础技能都没有。男不耕，女不织，全靠爷爷奶奶照料。爷爷便在村东赁了一间房子，让二人做小卖部生意，殊不知二人坐吃山空，硬生生把一间店吃垮了。
小卖部虽然倒闭了，但是我出生了，两个毫无思想准备的年轻人抱着孩子无所适从。父亲干脆甩手掌柜，天天出门侃大山，当年电视还是个新鲜玩意儿，父亲便走街串巷蹭电视看。母亲抱着哇哇大哭的我，用铁勺子撬开嘴，把热乎乎的面条往喉咙里倒，原本饿得大哭变成了烫得直哭。
在父亲挥霍青春时，伯父已经在外打拼多年了，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摩托车换成了拖拉机，拖拉机换成了面包车，最后如愿以偿开上了桑塔纳，而且在村子里盖上了小楼。叔叔吊儿郎当地从大学毕业，回到乡里教书，爷爷给他张罗婚事，婚房是必不可少的。
爷爷看到烂泥扶不上墙的二儿子，便在村东置了一所院子，垫了点儿钱，让我家搬走了。不过我仍旧经常往爷爷奶奶家跑，叔叔的新房很漂亮，人造革的沙发，席梦思婚床，大大的婚纱照。叔叔在用影碟机放盗版碟，我看了周星驰、陈凯歌、张艺谋的电影。
90年代里，贫困、饥饿已经成为了回忆，我的家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只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2.2000～2009
我对童年的记忆始于《冬季到台北来看雨》，mv里浅吟低唱的孟庭苇成了父亲的白月光，也是我久久无法忘却的美好记忆，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也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缕余晖。
那年我家乔迁，父亲花了大手笔，为家里置办了一套家庭影院，二十五寸的彩电、影碟机、DVD、两个一人高的音箱，父亲又买了一大堆光碟，天天和发小喝啤酒唱歌。每逢村里办喜事，新郎官必定拿着烟来我家借这套家电放音乐。
父亲仍然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远方，原本每天都能寒暄几句的乡邻，变成了春节才能匆匆见上几面的远亲。交了公粮，粜了余粮，父亲一如既往得在村里溜达，所有的人都很忙，会开车的都在当司机跑运输；会砌墙的都在工地做匠人；嘴皮子溜的都去跑业务；手脚利索的都去学技工。
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父亲无趣得回到家。年过三十的父亲终于坐不住了，想做些什么，然而家族传统是每家必须留一个男丁在村里。如果是三个孩子，一个要打发出远门，一个要留身边务农，一个要读书考秀才；所以奶奶好言相劝，让父亲继续待在家里种地。
面朝黄土背朝天，虽然饿不死，但是却越过越穷。过年打算给我和妹妹买新衣服，但是价格一年比一年高，花样款式随着潮流季季翻新，买不起店里的品牌衣服，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到路边摊买。然而，质量差的衣服往往撑不过一季度，鞋子开胶，衣服破线；更加难堪的是我家连这种衣服也逐渐买不起了。暑假我去姑姑家玩，姑姑在城里做生意，颇有家产，便带着我买了几身衣服，故意买大一号的，这样可以多穿一年，其中有一双运动鞋我穿了四年；回家时，姑姑把哥哥穿剩下的衣服打包让我带回村里。逐渐的，亲戚家孩子穿剩下的衣服塞满了我的衣柜。
有一年，姑姑家超市失火，烧剩下的零食成了我家之后两个月的主食；之后姑姑家下架的食物成了我口袋里的常客，酸奶、火腿、饼干、面包。除了零食，剩饭剩菜也是餐桌的主角，婚丧嫁娶，凡是要设宴待客，母亲必到场，打包的剩饭可以让一家人吃好几天。
不怕穷，就怕比。人穷志短，和人交往也显得没底气，越来越多的人和我家断了联系。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终于家庭矛盾爆发了，十岁左右的几年里，我和妹妹就在父母无尽的吵架中度过。从那时起，我开始迷恋校园，迷恋读书。
眼看别人家生活越来越好，父亲也眼红着急，四下打听赚钱门路，向爷爷奶奶借钱买了一台机器，做面制品。原理很简单，就是加水和面，用机器制作成熟的薄面皮。机器的隆隆声伴随了我的整个初中，与此同时，家里开始各种新式的家用电器。
尽管如此，我家只能说是熬过了温饱线，发小花了一百块钱买了个杂牌的mp3，夏天的时候我俩躺在晒麦子的平房顶，凉爽的晚风划过胸膛，燥热的水泥面透过席子包裹着躯体，这种感觉十分醉人。我们盯着天上的银河，耳机里传来周杰伦、梁静茹、she、以及无数流行歌手但音乐。发小说如果考不上高中，就出去打工了。而我无论如何都要考高中，这是父亲给我的任务，而且是所谓的正途。那时候我没有想那么深，我只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mp3。
城镇化是大势所趋，取消农业税也罢，三农补贴也罢，大量的年轻人还是离开的农村，城市的繁荣反衬农村的凋敝，其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料。尽管爷爷又帮父亲添置了一台大型面粉机，但前来磨面的人寥寥无几，一万多元的投资就此打了水漂。
与此同时，父亲在操作机器的时候，衬衣卷进轴承，以至于大腿被螺丝剜了一个拳头大的伤疤，在乡亲的帮助下送到医院治疗，收集了机器上残留的肉皮，才得以避免昂贵的植皮手术，采取了缝合手术。屋漏偏逢连夜雨，母亲小腹疼痛，又做了膀胱结石的小手术，爷爷奶奶在医院照顾父母，只留下我和妹妹看家。
秋天，家里养了十四年的黄狗死了，白天我把它抱到屋檐下晒太阳，晚上抱到狗窝里休息，然而第二天早上却看到它硬挺得躺在狗窝门口，我把它葬在门口的桐树下面。之后父亲病愈，沾了人血的机器成了众人的梦魇，这门生意再也做不下去了。玉米糁机的投资也失败了，整个春节，父母都在商议以后的路。我只记得大家那一整年气氛都很阴郁。
年轻人回村了，有的人盖了楼房，也有的人把钱存起来。在外面打工，一个月能挣三五千，父亲决定随大家一同出去打工。这是家庭第一次缺人，整整八个月我没有见到父亲。直到冬天爷爷去世，父亲请到假，舟车劳顿，连夜往家里赶，伯父给订了机票，一位乡亲驾车全程高速把父亲接到灵堂前。爷爷奶奶最爱怜的二儿子，大步往堂屋冲，推开门，眼泪便涌了出来。他号啕大哭起来，整个人扑倒在灵床前，握着爷爷的手，额头抵在床沿。
葬礼上，父亲磕了无数个头，三天过后，又不得不连夜赶回工地。那个地方叫温州，火车需要二十个小时。初中毕业后，我在高中读书，母亲把妹妹转到县城的初中读书，自己也进城里的酒厂打工了。
那年冬天，我和妹妹早已放寒假了，但是家里由于空置了半年，变得十分破败，锈迹斑斑的铁门，长满枯草的院子，斑驳的白灰墙，落满灰尘的房间，以及挂满蛛网的墙角，我俩花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里打理得像个家。
腊月二十四的晚上，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很冷。母亲给邻居打电话，让我去村口接她。我到了村口，她和工友一起搭乘乡亲的拖拉机回来，两个人连带电动车在车斗里堆成了雪堆，母亲抖了抖衣服，从雪里站了出来，让我把一箱酒搬回家，那是她的年终奖。她手上很多皴裂的冻疮，她说车间没有暖气，平常只能用剩酒擦洗。
我第一年去乡里上初中的时候，手生冻疮，母亲没有经验，让我直接伸手烤火，结果把我痛得大哭起来。现在我有经验了，热了温水，让母亲慢慢把手温暖起来。
腊月二十七，父亲回家，原本瘦弱的他变得精壮起来，只不过背有些佝偻了，他一直重复着：在南方天天吃米饭，快把人吃吐了。母亲带我去很远的乡里的超市买了火锅底料和食材，只花了二百块钱，这便是我家那年的年夜饭。
00年代里，温饱早已不成问题，人们开始追求更优质的生活，勤劳致富是人们笃信的圣经，泪水、汗水、以及收获的喜悦，所有人都痛并快乐着。
3.2010～2019
家，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我的家人了。我每星期的生活费是80元，学校里一顿饭是4元，抽烟喝酒上网从来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但我一个月竟然还能攒下三十块钱，便到书店买一本书看。贫穷促使我成为一个好人。
那时候短假期我寄住在城里的亲戚家，长假期则寄住在乡下的奶奶家。起初我住在伯父家，但是伯父常年在外打拼，只有伯母在家。每当我出现，伯母就有事准备出门，给我留了剩粥和咸菜，后来我干脆直接在外面吃完饭再过去，自然而然的就没人给我留晚饭了，终有一天我连伯父家的门都进不去了。
当时妹妹住在姑姑家，我便也跟着过去。姑姑家人比较多，而我周末只放假一天，所以为了避免带来不便，我白天就在外面逗留，买一些日用品，去洗澡理发，或者一直待在书店，直到晚上才过去睡觉。我睡在表哥的房间，他经常周末出去上网泡吧，所以我有幸能独占一间卧室。
如果赶上姑姑和姑父忙着进货送货，而表哥又正好不在家，那我就可以坐在沙发上玩电脑了，我只在学校里接触过电脑，偶尔去过网吧，但姑姑家的电脑可以随时把显示器画面切换到电视上，非常高级。如果是销售旺季，我便需要到货仓帮忙，妹妹也会去促销摊上做销售。营业额最高的几天，姑姑家会去吃聚餐，然后给我发五块钱自行解决。
我太无欲无求了，不争不抢，不哭不闹，也没有任何心机，没有任何叛逆的想法，大人们很喜欢。所有的自习课都被我用来读书了，很多老师都向班主任反映，但我从不违法乱纪，班主任却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有几个朋友，他们读书、逃课、聚餐，我喜欢和他们一起玩；但是他们也上网、抽烟、酗酒、唱k，我便敬而远之。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学生而言，后者才是划分圈子的标准。一个不爱学习的好青年，这是他们对我的定义。好学生从来不会注意到我，差学生也从没有想和我做朋友，普通学生更不打算和我做闲云野鹤。
我那时候想买一张全国地图，看看父亲走过了哪些城市。温州、惠州、广州、南昌、长沙、日照、青岛、连云港、乌鲁木齐、银川、烟台、苏州、上海、嘉兴······他从工地的搬砖小工，做到了管道工，后来又成为装配工。年龄越来越大，工作强度越来越小。我高中毕业那年，他四十四岁，但看起来却像五十四岁。
我还想买一张世界地图，我想离开这里，独自一人，或者和爱人，到冰天雪地的格陵兰，到热闹繁华的曼哈顿，到巴黎圣母院，到伦敦白金汉宫，到热带雨林，到大洋孤岛，到沙漠戈壁，到湖泊草原。我的思想飘荡在世界各地，身体却留在原地。然而直到如今，我只在照片里见过这一切。
我要去山东上学了，父亲无论如何要去送我。其实我十九年里都没走出过县城，第一次坐火车的兴奋与激动，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我们要在郑州倒车，出站便有大妈向我们推销五块钱一张的塑料布，这是来往换乘的农民工的床，买一张在角落里铺开，头枕着行李便可以睡觉过夜，整个广场躺满了人，几乎无从下脚，他们和我的父亲一样，都肩负着重担。
我那时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叔叔送的，手机卡和银行卡是学校配的，我那时还不会网络订餐。我们只能在周围找吃的，起初我说在站内吃肯德基，父亲说太贵，而且不好吃；又说车站周边宰客严重，我们过了两个路口才找到一个面馆，两人花了十四块钱吃了两碗面。
“吃饱了吗？”他问。
“还行吧。”
他又买了一个鸡腿塞到背包里：“还有很远呢，留到半夜吃。”
父亲说他来过山东两次，有一次老乡告诉他日照有半年的活干，于是父亲从村里找来几个劳动力过去。他很喜欢日照，每天晚上从工地下班，几个同乡便在海边沙滩上吹风。日照是个小城市，没那么多规矩。大城市就不行了，不敢上地铁，怕被人嫌弃，偶尔乘公交也不敢和别人挨得太近，劳动一天了，身上有味儿。
然而在结算工资的时候却被包工头摆了一道，工资一直拖着不发，父亲带着七八个同乡天天耗在办公室里，让经理出头做主，然而所有领导都不管不问。每多耗一天，就浪费一天收入，多花一天的钱。父亲便向劳动局投诉，当天就有官方消息，责令相关单位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那天总经理亲自接见了父亲，并赔礼道歉，当场结算了工资。
这是父亲第一次带人出门打工，而且顺利解决了薪资问题，一时间成为了大家夸赞的对象。这也是父亲为数不多的光荣时刻，在他身边聚集了很多后辈，几个九零后的农民工跟着他走南闯北，而他也不辞辛苦，为这些后辈悉数安排了长期岗位。
父亲说这些的时候，眼神里有光。绿皮车跨过黄河，折向东方，他看着我吃了鸡腿，然后说困了，睡一会儿。凌晨三点我们到达终点，然而火车站距离城区有一定距离，我们稀里糊涂得被宰了三百块钱，搭车住进了一家景区快捷酒店。到了学校，处理完入学事宜已经上傍晚了，宾馆都纷纷涨价，父亲订不到住处，他让我待在宿舍，然后借口找宾馆匆匆离开。
第二天早上，父亲看了我一样，对我说：“你在这里照顾好自己，我先走了。”我原本想说些煽情的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说：“好。”然后他便消失在人海里，我转身去图书馆帮学长接待新生，忙了一天，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打开手机，突然想到父亲乘坐的火车正行驶在黑暗的夜里，顿觉怅然若失。
后来我去日照，看到海边的高楼大厦，又想到了父亲，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又出现了。大学四年里，我们一家四口分别在四个不同的城市，偶尔有联系，更多的是讨要生活费。父母凑了钱，又借了几万块钱，在县城买了房。我回到新家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家用电器——电磁炉，我想到了一个成语：家徒四壁。
有一天我回到村里，整个村庄只有几十个人，人们变得富裕起来，纷纷到城里置业，对教育、金融、艺术、消费和旅游的投入在日益增长。依附于土地的农村经济迅速解体，有垃圾分类和路灯公园的新型农村正在出现，城市在快速扩张，所有人都从贫穷落后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有机会享受这个新社会。
毕业后，一家四口依旧在不同的城市打拼，儿子要结婚，女儿要出嫁，新房要布置，自己要养老，每一项都要花钱，或许五十岁的父亲在厂房工作的时候，每天都在为此焦虑发愁。我也是，机会难遇，时不我待，我分明感觉到压力袭来。
那些充斥在网上的“年入百万”、“网红经济”、“成功经验”、“知识变现”······五花八门的讯息，以及房子、车子、工作、婚姻、生育·······一记又一记的重拳打在我的太阳穴。无数的人都趴在我耳朵边大喊大叫，告诉我：“加油吧，小伙子，路还有很长。”
10年代里，人们开始追求精神的需求，那些熟悉的人和事物都在快速分化，都在变的陌生，需求在发生变化，带来的压力也很大。
从物质匮乏，到解决温饱，再到精神享受，我的父亲母亲在奔小康的路上打拼太久了。
幸运的是，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从农村到城市，这是一个家庭的蜕变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