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楚老板的舅舅，是在他的受洗仪式上。这位老人七十多岁了，高高瘦瘦，后背挺得笔直，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他身子很虚弱，不时用手帕捂住嘴咳嗽，但说起话来惜字如金，铿锵有力，一双漆黑的眼睛焕发神采。楚老板站在舅舅身边，目光始终收敛着，身体好像凭空缩减了一号。舅舅瘦长的手指握住楚老板的一只手腕，叹道：“老了，要给自己找个归宿。”
牧师念起经文，一手捧圣经，一手沾了圣水往舅舅的额头上洒去。教堂内一片肃静，窗外的阳光一点点隐去，没多久外面传来了淅沥沥的雨声。明明天气还热，雨季却提前来了。我愣愣地站在一旁观看点水礼，双手老老实实地垂到身侧，再看楚老板，他的眼睛亮亮的，仿若云层中似有若无的光。
我们都没带伞。舅舅由一位黑人保姆搀着，走在最前面。楚老板拄着手杖，紧随其后，皮鞋“嗒嗒嗒”踩进小水坑里，西裤上挂了两排泥巴。走到停车场时，楚老板接起电话，“嗯”“啊”几声后，他用中文说着“知道了”，便挂断了电话。我看见他的脸色变得苍白黯淡，眉眼里生出疲惫的神情，雨水从头发里渗出来，滑过额头和鼻梁，一直流进嘴里。
“你们打车回餐馆吧，我有点事，不过去了。”楚老板冲我们摆摆手，身体跌进车内，“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这一天，楚老板果然没有出现在餐馆，晚上打烊时，我从收银台里数出一叠现金，站在门口给下班的员工发工钱。我随口问一个年轻服务生：“你们怎么不骑自行车呢？哈拉雷交通多贵啊。”他冲我一笑，两排洁白的牙齿在月光下亮闪闪的，“有买自行车的钱不如喝酒。”
待所有人离开后，我锁好收银柜，依次关掉房间的灯，回到大包间准备睡觉。刚刚躺下，楼下就隐约传来了沉闷的脚步声。
咚。咚。咚。
我“腾”地坐直了身体，心脏怦怦直跳，手慢慢探到包里去摸削铅笔的刀——这是房间里唯一的武器。来者何人？是贼吗？按理说哈拉雷治安不错，何况我已锁好了全部门窗。难道是排华分子？最近赶上津巴布韦大选，街头偶有闹事的，如果真想搞个大新闻，绑架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外国游客真是最好不过。
我越想越怕，越怕就越胡思乱想，额角的冷汗流下来弄得脸颊痒酥酥的，却也不敢伸手去擦。脚步声逐渐逼近，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我屏住呼吸，握紧了手中的美工刀。
“吱嘎——”门开了，灯随之亮了起来，楚老板斜倚门框，仍穿着白天的那套灰色西服。他把一瓶五粮液拿到眼前晃了晃，“你还没睡吧？陪我喝两盅。”
我哪里还睡得着，困意早被吓到了九霄云外，便去厨房找了两个小白瓷杯，把酒满满地倒上。楚老板拿起一杯一饮而尽，也不逼着我喝，拽过酒瓶又给自己满上。“我儿子不来了，改主意去日本了。日本有啥好玩儿的，跟中国关系又不好，我们津巴布韦跟中国关系才叫好呢……”他拉开了话匣子，喝酒后语速比平时还要快上一倍，茂密的头发由于疏于打理正胡乱招摇着。
“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瘸的吗？”他突然把脚架在茶几上。。
“听小丽说，是在木材厂上班时被木头砸的。”
“你只说对了一半。”楚老板踢掉皮鞋，盘腿坐到沙发上，拿起酒杯呷了一口，“92年的时候，不少员工下岗了。那段时间，厂子里里外外不得安生，有拉横幅喊冤的，有跑大门口静坐的，还有抱着孩子到厂长办公室闹的。有天晚上我值夜班，隐约感觉外面有动静，就打着手电出去看，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就往回走。但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总感觉有双眼睛一直盯着我。我慢慢抬起头，用手电往上一照，差点尿了裤子！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一个不久前下岗的女同事，就吊在院里的老树上，眼睛爆出来，舌头伸得老长！我吓得喊都喊不出来，连滚带爬往外跑，谁知道有堆原木没码扎实，我靠在上面喘粗气时，最上头那根木头滚了下来，正正好好砸在我的腿上。”
我倒抽一口冷气，下意识地握住了面前的酒杯。这个晚上，楚老板跟我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直到酒瓶见了底，天边亮起一层微光，他才倒在沙发上沉沉睡去。那根细细的铝合金手杖就安静地立在门后，反射着窗外柔和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