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似乎比熟悉匈牙利，更熟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特别是他的那首《自由·爱情》诗，更是脍炙人口。
鲁迅先生在他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里，隆重的推荐了这篇1929年由“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白莽）翻译的版本。当年的教材里，鲁迅先生是这样描述的：“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德语：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先生笔下的彼得斐，便是裴多菲。
来到匈牙利，就想找来这首诗的匈语原文读读。问了好多位本地友人，他们对诗人都非常熟悉。随便一个人都能背出不少他的诗句。还有几位给我秀了他们在中国上海，与裴多菲塑像的合影。但是提到这首诗的原文，都不是很熟悉，不知道这是诗人哪首诗的翻译。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中国银行为匈牙利拍的中文版宣传片中，终于得到了这首诗的原文：
Szabadság,
Szerelem!
E kettő kell
nekem
Szerelmemért
föláldozom
Az
életet,
Szabadságért
föláldozom
Szerelmemet.-Petőfi Sandor, 1847
看了原文，终于理解了那些喜欢中国文化的本地友人，为啥与原文联系不上了。殷夫的译文还是加入了不少再创作。另一位中国著名翻译家：孙用，曾对此诗进行了重新的翻译，译诗刊登在1957年第2期的《读书月报》上：
自由，爱情！
我要的就是这两样。
为了
爱情，
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
自由，
我又将爱情牺牲。
孙用先生，原名卜成中，1958年曾获匈牙利政府授予的劳动勋章。另一名，1959年毕业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现：罗兰大学）文学历史系的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兴万生，在其翻译出版的《裴多菲抒情诗选》一书中，又对这首诗做了另一种诠释：
自由与爱情！
我都为之倾心。
为了
爱情，
我宁愿牺牲生命，
为了
自由，
我宁愿牺牲爱情。
看了这两篇译作，结合匈语原文，我想大家也都能猜出一二，这首诗里单词不多，主要围绕了这三个词：Szabadság：自由；Szerelem：爱；föláldozom：牺牲。匈语由于元音较多，长短分明，每个单词的重音固在第一个音节，音调的起伏均匀、变化不大，因此用匈牙利语创作的诗歌，韵律优美，简洁明快，同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诗歌一样优美动人。匈牙利语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生动、最美妙的语言之一。
了解了这首诗，写出这首诗的人，更是不能忽略的。诗人：裴多菲·山多尔（1823年－1849年），是匈牙利著名的爱国诗人和英雄，自由主义革命者，也被认为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
裴多菲出生在匈牙利南部，距离布达佩斯110公里的一个叫小克勒什(Kiskőrös)的小镇。父亲是镇上的屠夫，第一语言是匈牙利语，母亲则只会斯洛伐克语。他的出生证明是用拉丁语书写的，当时起名叫Alexander Petrovics。从小裴多菲就有着强烈的作为匈牙利人的意识，对法国大革命非常感兴趣的他，逐渐成为革命激进分子的精神领袖，主张从哈布斯堡王朝独立出来，建立独立的匈牙利。他也是一个勤奋的激情诗人，从19岁开始写诗，短暂的一生里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情感热烈，又包含革命激情的诗篇。
1844年冬，裴多菲爱上了一位15岁的少女乔包·爱德尔卡。他们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诗人写下初恋阶段的爱情诗，献给这位少女：
“姑娘，你可见过多瑙河？它从一个岛的中央流过；我说你那娇美的面容，轻轻荡漾着我的心波。
绿色的落叶从岛旁，被卷入蓝色的水浪，我说你那希望的浓荫，悄悄撒在我的心上。”
不幸的是，他们相识不久，乔包·爱德尔卡突然患病，于1845年2月7日死去，诗人在《爱德尔卡坟上的柏叶》组诗中，热切地表露了对这位少女的纯洁的爱情的追求与怀念，赋予了理想中的爱情以一种美好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1845年4月1日裴多菲从布达佩斯启程，开始了他历时将近三个月的旅行，游历了大半个匈牙利，完成了《旅行札记》散文作品。
1846年9月，23岁的裴多菲在舞会上结识了伊尔诺茨伯爵的女儿森德莱·尤丽娅。在半年时间里发出了一首首情诗，《致尤丽娅》、《我是一个怀有爱情的人》、《你爱的是春天》、《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一下子给我二十个吻吧》等。这些抒情诗鼓动尤丽娅冲破父亲和家庭的桎梏，一年后同裴多菲走进了婚礼的殿堂。
1848年春，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25岁的裴多菲目睹人民遭受侵略和奴役，大声地疾呼：“难道我们要世代相传做奴隶吗？难道我们永远没有自由和平等吗？”诗人开始把理想同革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决心依靠贫苦人民来战斗，并写下一系列语言凝练的小诗，作为鼓舞人们走向民主革命的号角。3月14日，他与其他起义的领导者在一家咖啡馆里商议起义事项，并通过了旨在实行改革的政治纲领《十二条》，当晚，热血澎湃的裴多菲便写下起义檄文《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15日清晨，震惊世界的“佩斯三月起义”开始了，1万多名起义者集中在民族博物馆前，裴多菲当众朗诵了他的《民族之歌》。起义者呼声雷动，迅速占领了布达佩斯，并使之成为当时的欧洲革命中心。这也是匈牙利人民3月15日国庆节的由来。
1849年4月匈地方议会通过独立宣言，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同年夏天，奥地利和俄国联军进攻独立未久的匈牙利。7月31日，裴多菲投身瑟什堡（锡吉什瓦拉）战役，从此便没有再回来。人们认为他牺牲了，也有人怀疑他被俘虏，押送到西伯利亚。他的一生写下了800多首抒情诗和8部长篇叙事诗，此外还有80多万字的小说、政论、戏剧和游记，而这些作品相当部分是在战火中完成。这样的高产，在欧洲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关于裴多菲的死亡，长久以来一般都采用1849年7月31日同沙俄军队的战斗中牺牲，这样一个高大上的说法。
然而，也有人表示当时裴多菲并未战亡，而是被俄国人俘虏后流放至西伯利亚。因为，有人说，曾经在战俘营里看到过诗人。但是，这种说法没有被采信。
前苏联解体后，随着大量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有人在1849年俄国俘获的战俘名单中查到了裴多菲的名字，并有资料记载他被流放到贝加尔湖附近。又有一位名叫维若基尔的前苏联老人表示，其在年幼时曾听长辈说过，村中墓地里“埋着一位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外国革命者，是个诗人”。
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主席于1989年组建了一支由多国专家参加的国际考察队，赴西伯利亚寻找裴多菲下落。在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巴尔古津发现了裴多菲的墓，经过艰苦的搜寻工作，直到1989年7月17日，在挖出一个墓中的头骨时，考察队中的匈牙利人类学专家基塞伊教授一眼就断定它可能是裴多菲的遗骸。首先头颅的形状符合裴多菲存世的画像，而且头颅中清晰可见一颗显眼的虎牙。这两点特征与有关裴多菲的样貌资料完全符合。
经过进一步考证，得知该遗骸的主人姓氏为彼得罗维奇，当年被流放到这里后与当地邮差的女儿结了婚。遗骸主人逝世于1856年5月，村民记得早先时，墓上曾长期竖有写着“ASP”字样的十字架。科学家们认为这是裴多菲被俘后，又恢复使用自己原有的姓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ASP”是他斯洛伐克姓名与匈牙利名字合在一起的：“亚历山大·山道尔·彼得罗维奇”的缩写，正是诗人出生证上的名字。
遗骸到底是不是属于裴多菲，还要做DNA比对。然而裴多菲的后代已经失踪，很难找到他的家族DNA了。如果为了维护民族英雄的形象，也可以不再往下进行，保留一个悬念总比推翻一个光辉形象要好。然而匈牙利的主管此事的领导却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冒着“历史虚无主义”的风险，决定继续做下去，要整个水落石出。
结果，他们居然找到了裴多菲姨妈的后代，凭着裴多菲姨妈的第N代的两份血样和一块100多年前的腿骨，他们做了很多年的努力，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没有能够得出结论。
在他们就要绝望的时候，发现了中国的上海有这样一个机构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也许是诗人和中国之间难以磨灭的情缘，2014年9月，位于上海市光复西路1347号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收到一份特殊的委托申请。申请人名叫莫尔毛伊·费伦茨，是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主席，申请的事由是：希望能请法医DNA专家将疑似裴多菲遗骸与裴多菲姨妈存世的第六和第七代女性后裔血液样本进行比对，以此查明疑似裴多菲遗骸真实性。
鉴定工作当然非常困难，一波三折。然而2015年3月13日,两位中国专家从上海来到布达佩斯，与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联合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这样的结果：
“最终，检验结果提示送检腿骨与血样间具有较近的生物学关系，在客观上支撑该腿骨极可能为裴多菲本人的这一事实。从DNA证据的角度一定程度地支撑了1989年考察队挖掘遗骨时，匈、苏、美人类学家以及文字记载资料的考证结果。”
历史上各色人物的沉浮，虽也唏嘘，但总有隔世之感，那些血雨腥风的事，毕竟离自己很远，殊难真切感受其间的恐怖。看客的心思，莫不盼望英雄辈出，期待他们的生猛与无畏，最好能“怒向刀丛觅小诗”，非如此不觉得过瘾。倘身临其境，只有置身腥风血雨之中，才会懂得，原来做英雄并不容易。对大多数人而言，隐忍乃至苟且，或许是很常见的选择。诗人的最后七年应该也绝不尽如心意。也许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让诗人得以和他的诗一样，与东方古国再续这剪不断的情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