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话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欲促使新诗迅速打开局面求得生存和发展，向西方诗歌取经自然是一条捷径，但却不是唯一途径。如何做到在取经过程中既充实和完善自己又不失掉诗歌创作的民族特性，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种取经是以牺牲民族审美情趣、民族特性为代价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意味着中国诗歌将走向一条歧途，终将会撞到民族文化素养与民族精神的南墙，为广大读者所断然否定。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鉴于戴望舒先生的诗歌创作有感而发的。
戴望舒先生的诗是主情的，与以重知性为主的现代派诗歌存在着一定距离，其名篇《雨巷》便是如此。尽管《雨巷》和他的其他诸多名篇借助高超的形象思维避免了当时的通行直说与喊叫的种种弊端，但他的诗歌特色在于其浓郁的抒情性是毋庸置疑的。
更重要的是，《雨巷》将古诗词的元素在现代诗歌中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演绎，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发展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即我主张的在中国古诗与现代诗歌之间嫁接起一座桥梁，使得古诗中的一些成功因素在现代诗歌中得到更充分体现，这样的现代诗歌创作是中国古诗的一种自然合理的，也应当成为新诗发展的内在要求。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戴望舒先生偶一为之便断然终止了这种十分可贵的探索，这是很令人惋惜的事情。个人觉得很有必要探究这其中的深刻原因从而为诗歌发展提供新的思维。
蓝棣之先生在其著作《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中这样评价道：“戴望舒写诗，是要把真实隐藏在想象的屏幕里，他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他写诗的动机在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由于艺术想象的需要，或者说是由于隐藏自己的需要，诗人常常借助各种形象或意象来抒情，这就产生了一种远距离投射感情的情况。”
应该充分注意这一评语：“远距离投射感情”。这使我想起中国古诗的一种艺术主张：“思无邪”。中国古诗长于借助形象思维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赤裸裸地宣泄自己的主张，所以中国古诗能做到“思无邪”。可以这样断言，西方现代诗人所批评与否定的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种种缺陷在中国古诗词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这就是古代中国诗人的高明之处。
因为方块字的意象性与建筑性，同时也因为我们民族这一独特的审美追求，使得中国古诗词摇曳多姿，富于风格多变之魅力，给人无穷无尽的情趣与享受。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想象其诗歌创作会在一种既定模式下历数千年之发展而始终不渝，将其潜在的美发挥到一种极致。只有古诗词做到了这一点。古诗词所以百读不厌弃，常品常新，只能归结于古诗词这种独特而高超的艺术追求，也正因为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中国诗人的不懈努力，充分地发掘着中国语言文字的美，使得古诗成为恣肆纵横的汪洋大海。
与那些惯于数典忘祖的所谓现代派诗人相比，我从来不认为中国古诗是一种旧式的封闭的文化牢笼。也许这些人所极力要贬低的这种种“缺陷”恰恰成就了中国古诗臻于完善的魅力和美。因此，在很多时候我都毫不犹豫地坚信这样一点西方现代诗歌所以怀疑旧式的抒情性因素只是囿于西方那样一种特定的诗歌氛围而已，对于中国诗歌创作来说并不一定适用。
总之，在主张“思无邪”的古诗人与追求“远距离投射感情”的戴望舒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契合点。这使得戴望舒先生能自然而然地将古诗词的内容融入到他的现代诗歌创作之中去，使得“丁香空结雨中愁”成为回荡在《雨巷》中挥之不去的空谷足音。假使戴望舒先生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走下去，凭借着其卓绝的才华应该能为中国诗歌开辟出一条深具我们这个民族特色的诗歌道路，但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这一追求而一头扎进西方现代诗的怀抱之中。这是他的幸事抑或是不幸，恐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而足。就我个人的意见这其实是中国诗歌创作之大不幸。
存在于当时中国诗人中的一种普遍认识是现代派诗歌创作乃世界潮流，大势所趋，除此之外更无其他途径。如果诗歌创作做其他追求，诗人们甚至会深以为耻。这可以从与戴望舒先生同时代的诸多诗人对他的《雨巷》所作的评价中得到答案。
卞之琳先生在《戴望舒诗集序》中做如是评价：“《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显、浮泛。”应该说作为以现代派著称的卞之琳先生对这首诗的评价与这首诗在中国诗歌中的独特地位是极端不相称的。这里面可能就蕴含着以下的潜意识：这首诗也许是好诗，可是因为它并不追求诗歌的现代性相反一头扎进古诗的氛围中就显得过时了，不过是在逆潮流而动，不符合现代诗歌的总体发展趋势与要求。并不能说这种观点就一定囿于一种门派之见，不过卞之琳先生对这首诗的否定态度还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要强调的是一首诗既然是好诗并不会也不应该因为其是否是现代派诗歌而有所改变。持这样的一种观点本身就是对诗歌的多样性，对诗歌的个性与自由的一种限制与扼杀。
戴望舒先生的挚友施蜇存的评价也许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望舒在编他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的时候却把这首诗（《雨巷》）删掉了，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说明了这首诗的时代（局限）性。……形式是自由诗体，但精神还是中国旧诗。戴望舒这首《雨巷》，还是继承了这个传统，不过他把‘雨’和‘丁香’用象征（隐喻）手法来表现，显得有点儿洋气。在三十年代初期，望舒已不满意他这一种创作方法。不满意的理由就是卞之琳所说的，‘显得浅易、浮泛。’从此以后，望舒的诗作中，不再出现《雨巷》这样的音调和低情绪。在《望舒草》中删掉了这首诗，标志着诗人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今天，我相信，十八岁到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一定还是爱好这首诗的，但如果他自己也写诗，到了二十五岁，如果还是爱好这首诗，那就说明他没有进步，无法进入到现代诗的境界。”
就我个人的态度而言，施蜇存先生的评价是并不公允的妄评，经不起时间与读者的考验。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戴望舒先生自诩的所谓进入到现代诗的境界的其他诗作都无法与这首诗相提并论，唯有这首诗仍然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津津乐道。我们不能想象撇开了《雨巷》，戴望舒还能成其为戴望舒吗？当然，这一评论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戴望舒先生对自己的这首诗也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为了达到进入所进入现代诗的境界，甚至不惜牺牲掉自己诗歌中最富个性与才华的因素，牺牲掉诗歌的民族性。
从戴望舒先生的诗歌创作中可以得出以下教训，一是什么样的诗歌道路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一是诗人是否或者能不能坚持走民族化的道路；还有一条就是对自己的诗歌如何评价及如何定性。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对诗人来说都是十分致命的。对此我不想做过多的评论，我只想说诗歌创作无疑最终还是要回归于其原点，回归于其最初出发的地方，那就是诗歌创作必须坚持其民族性。盲目追求类似西化的所谓现代性其实只是一种惰性思维。在今天，坚持诗歌创作的民族性仍然显得大音稀声。
即便现代派诗歌的各种弊端已经显露无疑。坚持自己的个性，坚持诗歌的民族性，而不是一味地盲从、随大流，不仅在当时是困难的，在今天仍然是十分困难的，甚至今天比在戴望舒先生所处的时代更为困难。因为现代派诗歌的拙劣表现，广大读者已经失去了对中国诗歌的兴趣，中国诗歌之颓势达到空前低潮的程度。
所以我经常会感叹，戴望舒先生的未知之途正在于如何让诗歌创作涌现出更多的《雨巷》，更多的民族特色，更多的古诗元素。这样的创作需要更多的天才创造，但无疑这是当前中国诗歌创作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