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道城之困解除后，姜维被迫暂退钟题。

参《陈泰传》载，‘甘露元年（256），司马昭徵泰为尚书右仆射，典选举，加侍中光禄大夫。’又‘以司马望为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

但曹魏洮西之败，并非小败。邓艾即云「破军杀将，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几於危亡」。故姜维未肯轻易退却。

两军至此对峙一年之久，最终引发了著名地「段谷之战」……

《姜维传》载，延熙十九年（256），“秋八月，维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维为邓艾所破，星散流离，死者甚众。”此战使得姜维对于陇西多年的辛苦经营，几乎毁于一旦。

是姜维北伐的转折点，史载「众庶由是怨讟，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

致其原因，《王基传》有云，‘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

然邓艾亦云，‘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外仓。’姜维七月趁祁山麦熟之际，转战祁山。显然粮草事宜，姜维早有计算，又岂会导致蜀军「粮饷不继」……

然《邓艾传》又载，‘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

即邓艾对于姜维之举亦是有所防备，姜维劫掠祁山熟麦计划被阻。不过《邓艾传》亦道，‘乃回从董亭趣南安，艾据武城山以相持。’此时姜维虽未成功劫掠祁山熟麦，却是退而求其次，回返南安收集羌谷为食。

可见，蜀军并不存在「粮饷不继」之状况。

故以此推断，所谓「轻兵深入」，亦应是有意为之：姜维闻讯邓艾于祁山有所警觉，故与汉中胡济暗中联系；而回返南安，与邓艾相持与武城山，则是为胡济出兵争取时间。

延熙十九年(256)春，拜姜维为大将军，督戎马。如此在「段谷之战」中，姜维则有权限调动汉中兵马。

且邓艾亦云，‘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地皆需守备……’如此一来，姜维进兵天水，不但需防备祁山堡之策应，上邽更是陇右重镇。如果未有援军配合，姜维的突袭之策，简直是在自取灭亡。

故选择「轻兵深入」，定是姜维有信心与胡济两路夹击，可以给予曹军重创。

即使有所偏差，胡济援军亦可保证姜维的全身而退。换言之，姜维的「轻兵深入」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策划已久的精密部署。故《姜维传》将「段谷之败」归为胡济的「失誓不至」并不为过……

那么，胡济的逾期未至，就非常值得后世讨论。

就结果而言，「段谷之战」后，胡济升任右骠骑将军，显然是有功无过。至于胡济未至之原因，正史却是避而不提。参考历史载录，延熙十九(256)年间，汉中未有战事。

后世则多以「轻兵深入、粮饷不继」为由，推断是姜维急功近利，胡济赶之不及。

但平心而论，以姜维之军事才能，会不会连胡济的动向都不清楚？！

如此胡济之未至，定是在姜维的预料之外。而避而不提对于正史而言，想来应是难以启齿，抑或秘而不宣。

《资治通鉴》云，‘是时，维数出兵，蜀人悉苦，中散大夫谯周作《仇国论》以讽之。’换言之，蜀汉的世家豪族多是反对北伐。

毕竟对于世家豪族而言，效忠曹魏、抑或蜀汉并无实质区别。

三国鼎立日久，世家豪族更加渴望的是歌舞升平。而连续的北伐却需要大量钱粮支持，完全与世家豪族的利益相悖。

又《姜维传》有云，‘维本羁旅讬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於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

但实际上，姜维「累年攻战」是有战绩的……延熙十七年（254），斩魏将徐质，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延熙十八年（255），大败魏国王经，魏军死亡数万……

而段谷一战，如不是胡济未至，将之前的积累尽皆断送，夺取上邽并非毫无可能。

但蜀汉的世家豪族对此并不关心，而以黄皓为首的朝中对立势力，亦不希望姜维立下如此丰功伟绩。甚至黄皓背后之刘禅，亦是如此。

毕竟后主的首要宗旨，是先保持朝局的稳固，而后才是对外扩张……

延熙二十年（257），姜维听闻「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於淮南，分关中兵东下」之际，乘虚向秦川，复率数万人出骆谷，径至沈岭……又《寰宇记》卷三十云：姜维岭本名沈岭，在盩厔县南五十里，盩厔县即西安周至县。

邓艾自陇右来援，与魏大将军司马望屯于长城戍。姜维见之，进而转道芒水（黑河），倚山为营，望、艾则傍渭水坚围。

姜维数度挑战，望、艾则采用曹魏一贯地防守战略，坚决不应。将蜀军拖在沈岭一线，无法寸进。直至景耀元年(258)，姜维闻诸葛诞城破兵败，方无奈率军而回。

姜维此举虽是出其不意，却是无法一举吞并关中。

故此次突然兵出骆谷，除却趁关中空虚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欲借此探究「胡济未至」的背后利益关系……

至景耀五年（262），姜维因得罪黄皓而「沓中避祸」。

又《三国志·三少帝纪》载，‘景元三年(262)，蜀大将姜维寇洮阳，镇西将军邓艾拒之，破维于侯和，维遁走。’姜维转战「洮阳」并无突兀。

但与此前修整汉中军事防御体，改用「敛兵聚谷」之战略相互参考，姜维此举则意义非凡……

姜维令督汉中胡济卻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於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

参《三国志集解》范书《光武纪》十一年注：武卫即下辨，属武都郡；建威即西和县北；石门或位于石营附近；武城即武山县西南武城山；而西安、建昌、临远虽地点不详，但亦应位于陇西防线、蜀国北境范围。

可见，姜维旨在坚壁清野，延长敌方补给线。并以地形优势，行疲敌之策。

又《晋书·文帝纪》载，司马昭尝言「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三国志集解》中胡三省即曰，‘司马昭因是决计，绊维于沓中而伐蜀。’

由此推之，「洮阳之战」或许是姜维佯装败北，旨在避实就虚、请君入瓮，引诱曹军进入姜维的预定战场。

同时，令胡济屯兵汉寿，即是将其踢出汉中防御体系。明显是对其「失誓不至」的反击。而改变汉中防御体系，亦是姜维对于边境军事结构的重新整合，可谓一石二鸟之计。

即是变相的自我保护，亦是剔除暗中阻挠势力，防止「段谷之败」的再生。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对于九伐中原之叙述，多有虚构之处……

譬如，景耀元年（258）六次伐魏，出祁山，夺祁山九寨，与邓艾斗阵法，以及景耀三年（260）七次伐魏，魏将王瓘诈降，姜维将计就计之故事，不见于史。其他如「姜维兵败牛头山」、「姜维困司马昭于铁笼山」等，亦不见于史。

但是，姜维北伐之功绩，并不需要小说之虚构来成全与称颂。

姜维依靠一己之能，在蜀汉后期力压曹魏。在绝对劣势的前提下，胜多败少，其中的跌宕起伏，又岂是几段虚掩之词能够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