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很多同学现在都当老师，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高的崇高意义，就是在老家小镇，那个时候当老师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所以父母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师范，毕业了做老师。那是“铁饭碗”，而且也受人尊敬。我大学毕业是最后一批包分配的毕业生，所以直接被打回老家，逐步一层层分到县里，报道以后会再继续往下乡镇的学校里分。但我大学学的是广告，我一向又不太安分，更是对于规律的老师职业没有太多兴趣。所以我自己没有回去报道，在城市自己跑了一份实习的工作，然后进入广告公司。依稀听父亲说过，小镇的喇叭里喊过我的名字，应该是毕业了要报道分到学校当老师的。

       小学时，当时的班主任邓老师在整个小镇都被放在最高的位置。她四五十岁的样子，个子矮小，脸庞圆圆的，齐耳短发，走路稳稳当当风风火火。她是最认真负责的老师，课堂严肃，课下和蔼可亲。除了在学校就是在家访，我父母也都很尊敬她。她老公是在中学教历史，也是备受尊敬的老头。只是初中那年因为一次历史考试，让我对他产生了特别大的厌恶，且也影响了我的规划。

       说回邓老师，她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是一个蓝色矮小但是结实又被值得信赖的身影。学校的孩子不仅仅是来自镇子上，还有周边村子。而镇子上的学生也分，有镇子西头家里是杀羊的，因此孩子也是什么味道都有。那个时候浴室是每逢集日才开，而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可以洗澡的，当然夏天除外，夏天的河沟里每天跳进去几次。其他时间尤其是冬天，一个月也就洗那么一回。所以学生们也分帮派，所谓帮派就是三五个是一群，自然也有鄙视链。我们常常会和另外几个界限分明的划开，因为这件事我们都被邓老师全部拎了面壁。现在才知道这种行为也是BL的一种，冷暴力更伤人。那个时候，老师已经教育了我们，人人都是平等的，谁不比谁更尊贵，谁也不比谁更低下。她说，你看，你父亲是铁匠，她父亲是杀羊的，但是也是和你父亲一样的是职业。我们这些孩子，父母一辈大部分都是文盲，天天要么在农田忙，要么就在赚钱行当上苦钱，孩子都是丢给老师的。若是没有邓老师苦口婆心的品格教导和学业上严厉，我们都想象不出会长成啥样。

       我考上镇中学，那个时候镇子的郊野还有一个联中，是没有考上的孩子们选择的另外一个教育方向。初中教我们的历史老师是邓老师的丈夫，他面容慈祥，说话慢条斯理的。最初，我还是特别喜欢历史课。实话说，小时候我记忆特别好，语文成绩也特别好。初中的时候，其实更爱玩，好像上了中学就达到了巅峰一样。虽然玩，但是每次考试基本上都还好，尤其是语文地理和历史。仅有一次，历史我是第一个交卷的，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得意：你看，我背的滚瓜烂熟的都考到了。但是考试后分数迟迟没有下来，后来发考卷还是没有我的。我去找老师，问为什么没有我的卷子。我很清晰的记得当时去他的小院，那个时候中学老师没有统一的办公室，他们都是在自己的宿舍院里办公。他就站在院子里，我很卑微的问他：为什么没有XXX的卷子，我甚至都不敢提是我的卷子。他仰着头，只是很淡然的说一句：她那是抄的。取消她的分数了。我问：为什么，谁说她抄的。他慢慢低下头说了一句，不是抄的她怎么可能都答对。

          你看，他连名字和人都没有对上，只是看卷子去评估这份卷子只要全答对的就是抄袭。就是这一件事，让我开始讨厌他，我也很气愤。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跟谁说，那一刻，我感觉我全身都是嘴也说不清楚。是的，我想冲着他喊，老师，我没有抄，我把一本书都背诵下来。可是他没有理我转身进了屋子。再后来，我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同桌嫉妒在诬陷我。那段时间，我过得很不开心。再考试我也不敢去想着要考多好了。我说不清，但是我知道我是既愤怒又害怕的。我害怕与人解释，我怕我自己口拙解释不清。

         我不想把自己再也不爱历史课归咎于老师，但是自那以后我的确对老师这个职业产生了困惑。后来，我慢慢自觉，发现我还是很恨历史老师的。被诬陷的那种愤怒，以及无力为自己辩护的痛苦，他的确影响了我很多。大学时，邓老师因病去世，追悼会就在小学的操场举行，听母亲说几乎整个小镇的家长都涌去了。

        再后来，大学毕业我选择留在城市，我的很多同学毕业后回去做了老师。大部分是在周边的乡镇做小学老师，也有的分到了中学当老师。我曾经喜欢的那个少年就在我们隔壁镇子上当老师，他高大而帅气，他是我曾经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都还在爱着的人。尽管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联系，但是我知道他的消息，他入选了优秀教师。我的闺蜜陈美玲，就是前文所说。她也在县城北的一个村子当老师，因为这段时间写小镇，我们也聊好久未见的话题。她说很忙，要学习，要抗疫，还要每天家访，现在孩子也难管。她最后叹息：就是一个小学老师啊，我也不知道咋那么多事情呢。还要一个女同学在老家小镇小学当老师，当我们微信聊的时候，她说她正在值班，在操场看着学生呢。我说，学生课间为什么还要专门看着，她说怕学生之间有什么意外发生。

       我的那些男同学女同学们，那些小镇的老师，我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