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与宋江
《水浒传》梁山农民起义受招安后的悲惨结局,令人痛心疾首。宋江的投降行径,千夫所指人共恨。有的读者在骂宋江的同时,连写书人也给骂了,说施耐庵与投降派同党,否则,为何对宋江情有独钟呢?
无疑,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里的反映,浸透着作者的立场、观点,寄托着作者的爱与恨、喜怒哀乐,有的还有作者的影子。但因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审美意识的差异,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作者的思想感情难免也会陷于矛盾之中。比如宋江,有着作者的寄托,但宋江并不等于施耐庵。通观原著,可以看出施耐庵也是一个曹雪芹似的人物——一个补天派。他不满奸臣当道,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民不聊生的现实,但又对朝廷、皇帝抱有幻想,因而想补天,却又无力回天,于是便塑造出宋江这样的理想人物,希望朝廷用这样的人物来改造社会。所以,一方面是现实的强烈不满,一方面是对农民革命的无限同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是必然的。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作者不能从本质上认识那些激动的他,从而使他产生强烈创作愿望的复杂社会现象,但仍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给予真实而出色地描绘。特别是小说的结尾即起义军受招安的结局,虽然作者是力图补天力图招安为国家出力的,但生活使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给了招安一个悲惨的结局。这个结局有力的证明农民起义的出路在于彻底的革命纲领,接受招安是行不通的。统治阶级的招安手段,只是利用你一时去打所谓的强盗,并非邀请你加入政治集团,去参政议政,去改造社会。倘若施耐庵违背生活的真实给了招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水浒传》的思想艺术价值恐怕就要打折扣了,历史也将偏离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