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先生在《我也有一个梦想》一书中描绘了美国通过司法破解“种族歧视”问题上的种种努力，并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南北战争”提供了另一种解读视角。
诚然如书中所言，从中国人的眼中看来，美国的“南北战争”既是美国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行为，又是北部地区的进步力量消灭南部地区的落后奴隶制度的行为，毫无疑问具有正义性和必要性，林肯总统也因此成为中国人心目中仅次于华盛顿总统之外最为熟知和敬佩的总统。然而，战争在形式上维护了国家统一，消灭了奴隶制度，但无法在社会心理和制度上改变南部地区保守的农业社会和长期蓄奴所带来的对黑人的歧视，甚至由于战争带来的创伤，激起了KKK党这类极端团体的出现，发生了许多暴力的事件。血淋淋的战争，就像是在给原本存在内部循环、内部生长的社会肌体上拉开了长长的一刀，而通过动这一刀是否真的能切除肿瘤却是未知之数。相比而言，通过立法、司法途径取得的社会进步，由于经过了漫长的讨论、协商，在取得成功后往往成为社会的共识，这样的进步才不会进一步、退三步，这样的社会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进、并让社会里的每一位民众都能放心。
美国的民主是一个特例，这种民主形式的取得，离不开美国独特的立国历史和立国的理念。相比之下，对于有着长达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而言，有着长期的封建统一的历史，也有着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因此无论换什么制度，似乎也逃脱不了精英统治和集权政府的宿命。如何在一党制的情况下破除历史周期律，这是一个大命题，暂且不论；但如何在集权的情况下能够吸收社会的共识、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却是中国的政府部门所必须面临的突出问题。能力不足的危险，有时候在于领导层的能力不足，但领导层的能力肯定无法覆盖到决策的方方面面，他必须要有所支撑，有时候在于领导层所依靠的智囊团队能力不足，因为路径依赖的原因，所谓的智囊团队往往就是部门所属的科研院所，有时候在于领导层明明知道智囊团队的能力不足或有所欠缺，但也难以找到其他能够支撑决策的技术力量。当我们还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时候，这种缺乏支撑的决策往往效果很好，因为从领导层的角度很简单，就是对照欧美、对照发达国家，可以用拿来主义。但当我们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先进国家的时候，当我们很多需要决策的事物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也算是新兴事物的时候，决策时缺乏技术支撑、缺乏有效的有深度的讨论、缺乏社会多层面的深度研究，往往出台时就显得很粗糙，漏洞很多，一遇到问题又缩得很远，而不是以“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勇气予以解决，呈现一种钟摆式的决策模式。
社会的进步必须植根于共识。没有共识的进步，就像是水中月、镜中花，一旦风来，就消逝不见，只留下一地鸡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