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奶奶过世后 的第一个清明，我没有打算回去。外公外婆和爷爷都已经不在了，我 从来没有给他们烧过一张纸，我一向就是这么不懂事的孩子。
一个长辈曾经跟我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一定要珍惜有老人在的日子”。当时完全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奶奶是祖辈里最后一位长者，如今她也走了，老家的房子也卖了，近乡情更怯，故乡再也不是说回就能回的地方。
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逝去的老人们，甚至他们的事情在我脑海中变得越来越清晰，每隔一段时间，童年的记忆就会进入到梦里。至于很多人都习惯了开着车风尘仆仆地赶回去，亲戚朋友们早候在那里，吃饭寒暄，再到墓前放上一束花，感怀一番后再风尘仆仆地回来。于我却很抗拒，我宁愿把所有的怀念和哀思放在心里一个人静静地完成，这样才能显示出我的庄重和虔诚吧。
大小姐
奶奶名叫芮乙梅，1926年生，连云港灌南县百禄镇人，出身于大商人家庭，她的父亲是做黄烟生意的。我听父辈们说过很多遍，当年家里的房子有一百多间，占据了一整条街。家中养了个护卫队，有十几条枪，乡下还有三百亩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百姓的共产主义梦想，奶奶笑着说“我小时候就有啊”。
她是家中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由于她的父亲在兄弟中也排行老大，所以老家亲戚都惯叫她“大姐”。长这么大，我只在十几岁时听奶奶讲过一次她的闺阁生活。她留着童花头，穿着蓝褂黑裙，那时真好，整天无忧无虑，每天到帐房那里支几块钱，一到放学就想着买糖吃。奶奶晚年时身高仍然有1米7，皮肤白晳，诉说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我的脑海中仿佛出现了一个天真烂漫又美丽动人的民国少女的形象。
为什么我说奶奶是家族中最优雅的女性呢？应该跟她有个富足的童年和开明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吧。她人生中的美好岁月在出阁后便戛然而止，后面历经了各种政治运动以及生存的磨难，可是她从来没有失去过风度。
在我印象中奶奶从来没有跟人争吵过，甚至连抱怨都不会。就算本来说的是一件不开心的事，她却用玩笑的口气说出来，用现在的话叫吐槽，吐着吐着便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像变成了一件开心的事。她的五个子女之间也手足情深，一大家子和和睦睦，这和有一个豁达的好母亲不无关系。
奶奶的父亲三十几岁便病故了，日本人来了之后又烧又抢，因此奶奶出嫁前就已经家道中落。她十九岁时嫁给了爷爷。爷爷是阜宁人，家中小有产业。爷爷叫周逸民，不得不感慨，那个年代的人取名字真的很诗意。我出生后爷爷给我取名叫“周竹筠”，跟江姐的名字一样，出生证明上就是这三个字。但爸妈还是随了当时的大流，给我取了两个字的名字，“敏”这个字的确赋予了我敏感多思的性格。
婚后奶奶和公婆一起短暂生活过。出嫁前的“大姐”十指不沾阳春水，家里吃的用的随便拿，对钱完全没有概念。新婚第三天，公婆要去杭州女儿家，给她留了点钱便走了。一个月后回来，婆婆问她这一个月吃了多少米，点了多少油，烧了多少煤，她一样也答不上来。婆婆便说那你可不能当家。从此，“大姐”身上再没有一分钱，舀米时婆婆一定要看一眼，“多了”，便又抓回去一把。在她怀着身孕后，依然每天两顿稀的，饿得眼冒金星。“大姐”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生的艰难。此后的几十年岁月里，饥饿一直是生活中的大敌，然而“大姐”始终没学会把钱财当稀罕物，对人总是慷慨大方。
爷爷十几岁时和他的姐夫及弟弟一同参加了新四军。抗日战争结束后，奶奶跟着爷爷，随部队辗转各地。都说这世上没有配错的姻缘，如果说奶奶性子沉静如水，那么爷爷便是暴烈如火，一点就着。火遇到了水，便只能化于无形。在他们俩相伴六十多年的风雨沧桑里，总有一种春雨润无声般的感情维系着彼此。
十八春
该如何介绍爷爷跌宕起伏的一生呢，邓小平三起三落而始终意志不倒，爷爷三进牢狱也意志不倒。在我还很小时爸爸就一再告诫我，千万不可对外人提起这件事。但现在我再也不会认为这是家丑，心中也没有爸爸那么大的恐惧，那都是时代的错啊。前两次相对短暂，第三次去农场改造了十八年。爸爸形容，他最后一次回来，神彩奕奕，好像是衣锦还乡一般。
爷爷在部队做后勤工作，19岁就当上连级干部，做过税务官，办过军工厂，但爸爸说，他这个人就爱四处折腾，哪样都做不长。有一次打仗，部队打散了，跟上级失去联系，他干脆跑回家，经营家中的产业。后来回到部队挨了处分，而当年他的一个警卫员最后都当上了军长。姐夫和小弟在部队稳步上升，我这个爷爷则动不动闯祸，原地踏步。解放后爷爷离开了部队，回到安徽蚌埠经营家中的船业公司，因为种种原因公司在公私合营前破产。随后他辗转到了铜陵县，因为有部队的老关系，在商业局风头正劲。但他终究是心直口快的性子，卷入运动和斗争，这一进去就是十八年。
1962年，爷爷去了农场改造，归期遥遥。家中一贫如洗，奶奶拉扯着五个孩子，最小的小姑才三岁。大伯在南京读书，爸爸是老二，十六岁，辍学在建筑队挑土，十一岁的大姑四年级没读完就到了人家当保姆。妈妈曾经有一次开玩笑地问奶奶那么艰难，怎么不离婚，她说那时不兴这个，想都没想过。十八年从她口中说出来好像十八天那么短暂，轻轻巧巧就过来了。
的确，不管是奶奶，还是爸爸和叔伯姑姑们，回忆起那段岁月，不但没有孤儿寡母的伤感，反倒是有滋有味，有一种小小的幸福在其中。一到晚上肚子饿，大家便围坐在一起轮流讲故事。讲故事的人讲得投入，听故事的人听得认真，大家嘻嘻哈哈就把时间捱过去了。穷归穷，奶奶从来没有打骂过子女，总是自带一种乐观积极的情绪感染着身边的人。总是听爸爸说，当时的邻居和朋友对他们如何如何照顾，每到关键时刻总有好人帮忙。亲戚也是对他们相当的关心，杭州那边每月寄钱来，多少年从不间断。我很好奇，为什么呢，是看你们太可怜了吗？爸爸说，完全是因为敬重奶奶。我很想知道奶奶究竟做了什么，她一辈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人缘。问了爸爸很多遍，他只是说“她从不说人是非，待人真诚”。也许，光是毫无怨言地带大五个孩子这一件事，就足够让人尊敬了吧。
1966年文革开始，一家老小全部下放到农村。对于农村的生活他们也极少诉苦，想起来的都是一些趣事。当时的生产队长知道他们家缺粮缺的厉害，就对我爸说，“队里可以先借你一点，你能挑走多少就挑走多少”。爸爸一听，喜出望外，狠狠地挑了一担稻子，足足有180斤，他咬着牙挑回了家。奶奶做不来农活，经常错跑到别人家地里摘菜，朴实的农民只是躲在一边偷笑。74年回城后，大伯和爸爸都是年近三十的大龄青年，还都打着光棍，邻居们一见到奶奶就忧心忡忡地说“周妈妈，你家两个儿子可怎么办啊”，奶奶笑着说“不急”。我小时候眼中的奶奶就是这样一副不急不缓、云淡风轻的样子。成年后，更觉得那是一种女人身上少见的优雅。
老来伴
1980年爷爷终于回来了。他走时，小叔和小姑都太小，对他并没有什么印象；等他回来，他们都已经成年，也就没有多少特别的感受。而大伯爸爸和大姑则是百感交集。爸爸一方面很高兴，他招工回城后对爷爷的事守口如瓶，一直不肯找对象。等爷爷回来以后，子女们才相继成家。另一方面爸爸和大姑那些年来吃苦太多，说没有一点怨恨是不可能的。对于奶奶的内心想法，我已无从知晓。从我出生后，爷爷奶奶就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老两口。
晚年的奶奶体弱，爷爷倒是精神头很足，买菜做饭，忙里忙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