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凡事还是要趁早,该经历时就经历,要当其时。
想起了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进而想起了张爱玲的另一句话:“把我和白薇、冰心相比,实在不能引起我的自豪,只有与苏青相比我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又想起了冰心,想起了冰心的文章《我们太太的客厅》,自然就想起了林徽因,据说冰心的这篇文章是讽刺林徽因的,又据说所以要讽刺林徽因是因为冰心的丈夫吴文藻也是“太太客厅”的常客。所以我就想啊,为什么吴文藻也是太太客厅的常客呢?不对,为什么会有“太太的客厅”呢?我不是问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来“太太的客厅”做客,而是想问客厅的主人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客厅”呢?
想起了林徽因自然就会想起更多的其他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徐志摩,那个为了去北京听林徽因的演讲而逝于飞机失事的浪漫诗人,据说此后梁思成亲去捡来的一块飞机遗骸从此悬于林徽因的卧室二十五年,于是想起了《人间四月天》,如果想到这里就停住该多好,虽不是赏心乐事,却也算浪漫旖旎,可既想起徐志摩又怎能不想起张幼仪呢?想起了张幼仪自然就想到了那件令人寒气森森的事:为了能有资格追求林徽因,徐志摩要和张幼仪离婚,可是张幼仪怀孕了,徐志摩要张幼仪打掉孩子,张害怕,说听说有人因为坠胎丧命了,诗人冷酷地说还有人坐火车死了呢,怎不见人不去坐火车!这样的话如今单是想想就叫人如坠冰窟,叫人怎么能想象它竟是出自诗人之口呢,而且还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样的诗人。同样是对女人,珍之者捧上天弃之者贬下地,阳光和阴暗何其分明,难道诗人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吗?如果不是,那么是时代使然?环境使然?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大环境,那个时期的观念理念注定了这样的冷酷存在得理所当然?
果如此的话,倒是有一件事终于也可以释怀了。上学时期学过的很多文章到现在都忘记了,但那一篇,大名鼎鼎的那一篇《背影》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样的文笔,那样的濡慕之情,反倒日久弥新,所以朱自清在我心中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连带那篇《荷塘月色》也至今记得不少。可就是这样一个叫人崇拜着的大人物写了一篇《给亡妇》,虽然还是那样让人读来如在眼前,栩栩如生的文笔,还是那样叫人潸然泪下的深情,然而偏偏末尾竟有一句:“我和隐今夏回去,本想到你的坟上来;因为她病了,没来成。”总以为这是一个败笔,难免有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之嫌,连带着觉得前面的深情也都有了几分虚假,值得叫人怀疑了,深情的只怕只是“谦”自己吧?再回头看看开头那句:“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真真叫人扎眼,这样的日子竟是一句“真快”,“一眨眼”已经三年了,也不过是三年罢了,就已然要携隐同来了。所以我每读及此总要不禁怀了卑劣的恶意的揣测:只怕未必是病了没来成吧,许是不愿来罢了,何必自欺欺人呢?然而今天想来,许是真的我错了吧?这样的大家又何须自欺欺人呢?既然这样公然然堂而皇之写出来,若不是人性的无情就必是环境的许可吧?那个时代的理念里这样的事是理所当然的,无损于大家的清誉的吧?就如同《小寡妇扇坟》一样,存在得理直气壮。我偏要用今日的理念去评判彼时的文明,不对的是我吧?
得出了这么一套能让自己释然很多事的逻辑推理,本来几乎有些小得意了,忽然又想起来似乎那个时代的钱钟书和杨绛曾与林徽因和梁思成比邻而居,似乎钱钟书却并不曾做过那热闹的“客厅”的客人,不但没做过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猫》,竟和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有异曲同工之处。于是想起了一篇文章《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想起了那个会在半夜帮着自己家的猫和林家的猫打架,会在熟睡的阿瑗肚子上画大花脸的钱钟书曾说过的一句话:“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这话自然是对杨绛说的,大约这才真的是大家的手笔吧,最美的情书莫过于此吧?又想起了杨绛先生的那篇《我们仨》,读时只觉得论情似乎并不比那些“生死契阔”,论凄惶似乎也不比沈复的《浮生六记》,温暖中带着凄惶,凄惶中透着温暖。记得她写道:“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路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她说他和阿瑗必定是存在于宇宙的某一个地方,早晚她还会找到他们。也许这才是一个女人的修为功德圆满了吧?虽然并不时时被后人提起,热议,然而每每被人提起时总是带着濡慕和敬仰,透着温暖。想到此,总觉得如果那句“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是出自梁思成之手,是否林徽因的功德就会更加圆满?如果梁思成和金岳霖彼此谦让、惺惺相惜的典故不是出自林洙之口,是否后世的提起就会少些旖旎的臆想?如果,如果没有林洙,没有那封林洙珍藏的情书,是否,是否“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就不会让后人评说时心中隐了一分悯然的疑问?悯的是谁呢?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又:沈复的《浮生六记》每每使人凄然不胜读,虽然也有最后的某人给了一个小妾,于是又开始了纷纷扰扰的红尘事,终觉其中真挚远胜《给亡妇》,终觉那里的最后才真是环境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