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新加坡的第一个早上，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的王老师带我们去文理办理电话、公交卡，中午大家各自组合在食阁中用餐，吃完后我们仍坐在餐桌边继续着朋友间的闲聊。这时一个头发花白、佝偻着背的老爷子颤颤巍巍走过来收盘子，我们霎时一惊，然后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很不好意思地起身，收拾好碗筷，把餐盘送到了收纳点。
在南洋理工大学的餐厅里，我们经常见到一个面色苍白瘦弱的老奶奶和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稍微健壮些的一个老爷子，他俩合作着把脏餐盘归置好，放到餐车里，推到消洗间。
在超市前，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个满脸皱纹、路都走不稳的老人推着车子收纸箱，满车的纸箱堆得比人还要高。
在我们的留学生公寓，每天都会见到一个皮肤黝黑的马来西亚老人拿着拖把清理走廊、楼梯……
一开始觉得很纳闷，怎会有这么多的穷人，已到古稀之年还要迫于生计出来打工？像我们的中国大妈大爷，不到五六十岁，不是在家含饴弄孙，就是每天搓搓小麻将，跳跳广场舞。难道富裕如新加坡，还会少了老人们的退休金？
直至听了周孙铭教授的讲座，我们才对新加坡政府的养老政策有了一些了解，也更加理解新加坡政府“精明”之所在，“家长制”之强悍。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多次强调：新加坡不养懒人。如果你愿意工作，而且肯努力，我们会提供援助。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我们不会帮你。新加坡提倡每个人自力更生，不提供全福利性质的养老保障。新加坡没有政府的养老金，任何一个部门都没有退休金，因为政府不堪重负。国民一旦退休后生活来源就靠之前的积蓄和存在银行户头的公积金，多存可以多用，少存只能少用。新加坡政府保证国民不失业，国民55岁的时候给退休户口，但不给钱。如果继续工作，要继续交公积金的钱。65岁退休。所以在新加坡，即使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仍在坚持工作的也大有人在。
新加坡法律规定，新加坡政府采用的是中央公积金（CPF）计划，雇主和受雇工人都必须参与公积金计划。CPF带有强制储蓄的特性，为员工提供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综合性的保障服务。
为了便于说明，举例如下：
例如一位国民月薪1000新元，他的公积金上缴率为20%，为200新元；他的雇主公积金上缴率也是20%，也是200新元，两者都上缴到公积金局，这样这位国民每个月在公积金局的强制储蓄就达到400新元。然后这400新元分别进入3个户头：64%存入投资户头，可以用来买房子、买股票、买黄金等投资和子女教育费用等 ；18%存入储蓄账户，主要是用来养老及购买相关金融产品；18%进入保健储蓄账户，主要是用于支付医疗费用。保健储蓄账户最高存款额不超过49800元，超过部分转入储蓄账户养老用。
而国民达到55岁，政府再为他设立一个新的养老金账户，符合要求的在65岁后可以按月领取退休金，去世前如果养老金没有用完，可以由子女继承。CPF中的钱则由政府用于投资国债、国内住宅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每年反馈给国民一定的利息。每个人公积金户头里面的金额直接跟你一辈子的总收入挂钩，而且每年承诺2.4%的利息。别以为这个数字很低，对比新加坡的银行储蓄利率才千分之几，所以它的钱也不会过分贬值。
新加坡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2岁（一般可以延长工作至70岁）。退休后继续在工作中的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
1、因为热爱才继续工作，这些人不缺钱，不用为生计奔波。
２、有点小钱，但是想拥有更多的钱，保障未来的生活，他们一般会选择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每天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可以在退休金的基础上增加不少收入，生活条件也可以改善很多。
３、没什么钱，迫于生计外出工作赚钱，不做会饿死。
对于无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如残疾、孤寡老人），政府廉价出租单间组屋，常年给予医药补贴、或通过非政府的义工、慈善组织进行救助，温饱问题也能基本解决。
新加坡政府就是这样家长式的强制储蓄，就像是严父在管教乱花钱的小孩一样。多赚多储蓄；失业者不能提取公积金；鼓励国民买房子、强制国民用公积金买组屋贷保险（人死，组屋贷款自动还清）；鼓励国民用公积金买人寿保险；强制国民用公积金买终身医疗保险。因为政府发现：为了更好地帮国民“管住”这些钱，还特别规定：55岁要退休的账户最低金额必须高于16.1万新元（事实上80%的新加坡人目前都无法达到最低存款的要求），这也许就是古稀老人仍然疲于工作的主要原因。
对于退休人员来说，每月1200新元的金额在新加坡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如果老人没有其他的积蓄，如若再出现重大疾病，高昂的医疗费用则将远远超过CPF所能支付的范围。所以每一个老年人身上都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即使年届古稀，也不敢兴起颐养天年的念头。
相比之下，生活在中国，尤其是我们宁波的老年人要幸福的多，如我的父辈们，都有自己宽敞的房子住，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养老金，病了有医疗保险补助，基本都可以衣食无忧，其乐融融。
我们大中国的养老政策，让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更有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