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甸西大山的晚霞

    二弟从大连回老家办事，四弟提议哥儿几个聚聚，我和老伴欣然前往。驱车不到一小时便到了我的出生地——八里甸。饭前的闲暇时间，我和老伴想看看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老房，我们信步来到老房前。房子是新主人翻修过的，还是原来的位置。院子西边那个给鸡鸭遮风挡雨和放鸡饲料的偏厦还在，只是年久失修有些摇摇欲坠了。里边那个一楼趴着鸭、二楼住着鸡的两层“小楼"还在，楼顶母鸡下蛋的窝不见了，没有了鸡鸭，只看到一些杂物堆放在歪歪斜斜的偏厦里。房子东边那座一层是仓房二层是苞米仓的“木楼”还矗立在那里，透过木门的缝隙，父母用过的那些老物件还依稀可见，只是父亲挂在门边那盘心爱的丝挂子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个“木楼”是父亲自己制作的，全部是卯榫结构，虽然经过多年风雨，还是完好如初。从我记事时这个“木楼”一直在院子的东南方，1972年翻修老房时整体挪到现在的位置。院子里两棵李子树不知哪一年砍掉了，曾经信步庭院，随手摘一颗紫红色的大李子品尝幸福的日子成了过去。只是仓房边的那棵山里红树还在，结果的枝枝杈杈已经折损的差不多了，只剩下老枝纵横没有了往日的生机。房前是菜园，以前是几道木柈子夹成的篱笆把一个农家小院分割成种植区、养殖区、生活区。一条两边开满大豆角花的长长甬道通向街边。而今，没有了篱笆墙，没有了完整的院落，曾经“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荫，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农家小院如今已经破败不堪。

    在这座老房，父母用尽一生的心血，养育了我们十个儿女。解放初期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乡政府以东半条街的房屋，也烧毁了我家的房屋。在政府的安排下，父母从大火的废墟里搬到了老房。原始的老房是地主家的长工屋，门开在房屋南边靠西一侧，俗称“桶子房”。为了多住人，屋里靠墙搭了多半圈的土炕。火炕的烟道从房子的东南角探出来，伸进了一座一米多粗的大烟筒里。这种烟筒是木头架子缠了裹了泥的草把，里层和表面都抹了黄土，当地人称其为“富态”。父母动手把“筒子房”进行了一番改造，扒掉了一部分土炕又重新砌了炉灶。用木板做间隔，间壁出几个房间，具备了家居功能。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72年稍有点积蓄，父亲才张罗将房子翻修了。老房是东北原始的木屋，不像现在旅游区的木屋充满了浪漫。墙是用木头垛起来再抹几层黄土用来保暖。窗是糊纸的格子窗，窗子打开时要用一根木棍支起来。门是古老的户枢门轴，开门时吱吱扭扭作响。房顶是人字型，苫上白茅草用以防雨，每年都须补苫和修缮。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最难熬的是冬天，没有取暖设施，全靠土炕烧柴火取暖。晚上躺在炕上，身下是热的，鼻子尖感觉冻的慌。早晨起来，衣服穿在身上凉冰冰的。妈妈总是让我再躺一会儿，她把衣服拿到灶前烤热乎了再给我穿。厨房里水缸的水冻了薄薄的一层冰，妈妈早晨做饭时须敲开冰才能取到水。窗户纸蒙上了厚厚的白霜，窗和框之间的缝隙为了防寒糊上了纸条，每到刮大风时，会发出断断续续时高时低不同音阶的哨音。晚上常常在这哨声中醒来又在哨声中睡去。1954年春天，我就是降生在这幢桶子房的土炕上，从此开始了父母艰辛我幸福的人生之旅。我有三个姐姐，之前两个小哥哥降生后一声不响地走了，辜负了母亲十月怀胎的艰辛，辜负了父亲多年的企盼。我，是第一个用哭声向父母报到的儿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谁家添了男丁是大喜的事儿。尤其我家，三个女孩之后才有一个男孩，更是值得庆贺。亲戚朋友来祝贺的络绎不绝，我一位远房姥姥抓了一只肥鸭，鸭脖拴了一块红布。颠着一双裹了足的小脚，颤巍巍地走了5、6里路来到我家，很有仪式感地解下鸭脖上的红布，双手捧着它，虔诚地朝南天拜了三拜，之后将红布系在我的脖子上，又给我取了一乳名“鸭锁”。取鸭的谐音为压，一块红布拴在我的脖子上寓意把我锁住。多少年以后，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当年这个故事，还说你姥姥真把你给锁住了。我跟奶奶说，妈妈生弟弟时没做这些，弟弟不是好好的吗。奶奶说因为有了你，你的弟弟就成群了。真应了奶奶的话，我有五个弟弟。春暖花开时我们在院子里玩耍，奶奶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这个房子好啊，人丁兴旺！事实上这个房子真好，我们兄弟姐妹十个，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没有山珍海味，每日粗茶淡饭，没有绫罗绸缎，经年粗布旧衣，还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吃糠咽菜，个个都活得好好的。奶奶说，孩子成了群就好养活了。其实，奶奶把自己和我父母对我们付出的艰辛都视为日常了。可能我是男孩，食量天生就大，妈妈的奶水不够我吃。那个年代有一种儿童食品“代藕粉”，尽管家里没有多少积蓄，父亲还是买一些回来，奶奶和妈妈一天几次冲好一勺一勺喂到我嘴里。好多年以后，妈妈还用代藕粉的包装盒储存各类菜籽。每当做苞米碴子粥时，奶奶就把粥表面那层米汤撇出来一小碗，等温度适宜时一勺一勺喂我。奶奶边喂我还边叨咕着，这“饭油”是好东西，比那个什么粉有营养。周岁以后，奶奶和妈妈就给我熬大米粥。家里有一个长把铝制的小奶锅，那时候可没有奶可煮，熬大米粥正好。每天几次，妈妈或奶奶趴在灶坑前，吹燃做完饭剩下的炭火，把小奶锅烧的咕嘟咕嘟直响。妈妈还好，奶奶吹火可就费劲了，奶奶缺了两颗牙齿，说话都漏风，何况吹火了。我喝大米粥那几年，我们村没有稻田，吃大米要到十几里以外有朝鲜族人家的韭菜园子村去换。父亲常常背着几十斤苞米，徒步往返二十几里路，换回十斤八斤大米。按着交易率计算，我实际消耗的粮食比一个成年人还要多得多。

1960年，一场洪灾，冲毁了大片的庄稼，有的生产队基本颗粒无收。来年春天，多数人家揭不开锅，大地里野菜全被挖光，连秋天地里剩下的白菜根也都挖回来吃掉了。国家给了救济粮，为了集中管理，生产队成立了大食堂，每天熬粥分给大家。粥很稀，每顿饭妈妈第一碗喝干了米汤，剩下一点干的给妹妹，第二碗再给我，妈妈只能喝点米汤吃点野菜维持生命。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以“瓜、菜、代”度过难关，瓜菜尚可，但没有那么多。这个“代”可就难了。苞米叶子、苞米骨子用碱水泡了打成面代替粮食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代食品”。我每次吃下去不久，胃里就翻江倒海地难受，直到在上学的路边吐完为止。放学回来，一进屋就感觉天旋地转，只好在炕上趴一会儿，感觉好一点再起来写作业。妈妈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拖着极度羸弱的身子，在河边一个水泡子边上刨地开荒，种了一大片角瓜。瓜长到拳头大时就摘回来给我们吃。有了瓜，再也不吃那些代食品了。我多少年以后再回老家时，还专门去看看妈妈种瓜的那片地，当年妈妈付出多少艰辛，种了那么大一片角瓜，救活了一家人。三年自然灾害熬过去了，我也逐渐长大了。父亲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做一点私活贴补家用，我也能给父亲打打下手了。父亲在老房里的工作案板上不舍昼夜、或砍或刨，做一些家具卖钱贴补家用。父亲木工手艺精湛，经常有娶亲嫁女的人来找父亲。父亲从来不全额收费，都按市场价格返回一点。遇到家境不是很好的，父亲不收钱，让他给一点木料就可以了。每到晚上，父亲打开案板上方的灯，刷刷地刨着木料，那刨花打着卷儿上下翻飞，像一只只蝴蝶落到地上。父亲高兴时还会边干活边打着口哨或哼一段小曲儿。这不知名的小曲儿，一部分透过老房的窗纸，飞向了远方，一部分滋润了我的心田，让我品味到艰辛中的快乐。可好景不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逐步深入，1968年的一天晚上，几个民兵闯进老房，抓了我和父亲“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现行。好在父亲平时人缘儿不错，他们没为有太为难我们，但搜走了做家具的所有木料。在以后的几年里，父亲再也没敢大张旗鼓地干，只是偷偷摸摸做一点，必定一大家子人吃穿用度要开销，乡里乡亲也有添置家具的需要。在我刚记事时，家乡还没有电，父亲干木工活时在案板边的柱子上挂一盏煤油灯。经常看到父亲在刨完木料时，拿起来凑到煤油灯前眯着眼睛仔细看木料刨的是否平直。父亲在这边忙着木工活，妈妈在东屋煤油灯下为我们缝补破旧了的衣裳和鞋子。每当这时，我和姐姐写作业就没有了灯光。在我小学三年级时，用墨水瓶和牙膏皮制作了一盏小煤油灯。灯不是很亮，只能凑到跟前儿，不小心就会燎了头发，“滋啦”一声，满屋就会飘出一股焦香味道。多年以后，每当闻到这个味道，就会想起童年煤油灯下写作业的场景。

在这所老房里还有一盘磨米的石磨，所有吃的米面，都是奶奶和妈妈抱着磨杆，围着石磨一圈一圈地转，滴滴汗珠滚落，粗糙的粮食便加工成精细的米面。人口逐渐增多，粮食消耗量也越来越大。为了减轻奶奶和妈妈的重负，父亲拆掉磨杆，在磨耳上按一个金属立轴，做三根木制的拉杆挂在立轴上，就成了拐磨。原理等同于火车蒸汽机拉杆带动车轮。晚上父亲下班了，三个人同时拉动拉杆，磨就飞转起来，效率是人工磨米的几倍。改变了枯燥的人工转圈磨米方式，磨坊里也有了轻松后的欢声笑语。这种拐磨，在我们老家很多，还有的村或乡镇以拐磨子命名。

    1972年春节过后，父亲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要翻修老房。筹备工作正月末就开始了，第一件事就是准备木料。我家的墓地在25里地以外的龙爪沟，在我家解放前的居住地附近。那里有好多树木。办理了砍伐手续，在当地请了帮工，伐了6立方米木材，运到附近的木材收购站。又在我家附近的木材收购站提取了相同数量适合盖房子的木料运回家。这回盖的房子是水泥瓦土坯墙，墙面抹了白石灰。远远看去，白墙灰瓦，也很亮眼。那时盖房子都是请帮工，不付钱，只午晚两顿饭，也不用太奢侈，大家吃饱就好。说是请帮工，其实不用请，左邻右舍谁家有事都主动帮忙。房子主体完工后，门窗等附属工程都是我和父亲完成。当年秋天我们就住进了新房子，尽管还有一些室内工程未完成，住着还是非常舒适。纸糊的门窗变成了明亮的玻璃窗，室内顿时亮堂很多。接下来，父亲有意的训练我独立完成一些木工活。还有两个室内门没有做，父亲让我按照他做的那个房门做两个室内门。我刨好木料后开始划线，快划完时父亲看了一眼说错了，没说哪错转身便走。妈妈看不下去了，急着说，他还是个孩子，你就告诉他怎么干不行吗？父亲说，自己去悟，悟会了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我也不理解，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一个“悟”字让我受益终生。我虽然没有父亲希冀的那样，成为一技在身的匠人，但在学校和课本中没学到的东西，我在工作中硬是悟了出来。因而改变了我人生走向。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搞一些小制作小修补，也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父母都没有机会读书，他们深知文化对人生的作用。父亲重视教育，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到了入学年龄都送到学校读书。1974年，大学招生我没报名。父亲责怪我为什么不报名，我说我是老大，弟弟那么多，我留在家里能减轻你的负担。父亲说家里你不用操心，上学，你念到哪我供到哪，哪怕砸锅卖铁也供你。人的一生机会并不多，你要抓住每一次机会。那一年，我在父亲的鼓励下，离开了我生活二十年的老房，走进高校，走向一种全新的生活。

多少年后，每当我回到老家，和几个弟弟齐聚在父母身边时，妈妈总会做几盘菜，哥儿几个围坐在父母身边，说陈年旧事，唠眼前苦乐，把酒话桑麻的笑语欢声里，放松了身心，每每喝得东倒西歪。每当这时，父母都会笑眯眯地看着这几个儿子，那爱怜的目光中充满了满足也充满了骄傲。是啊，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成人。而今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生活，父母怎能不满足，怎能不骄傲。

而今在四弟家，也同样聊得高兴，喝得畅快。但缺少了父母的爱怜，缺少了父母的骄傲，更缺少了父母那笑眯眯的眼神。我突然感觉到，没有了父母，我就没有了家。1997年父亲走后，有人想买我家老房，妈妈说俺大儿子马上就要回来了，这房不能卖。在我不到五十岁时，每次回家，妈妈都问我啥时候退休。她，是在盼望我早日回来，母盼游子归啊。我也在家乡看了几个地方，想回来时盖一处房子，在妈妈身边尽一点孝。可惜，等我退下来时，妈妈已作古多年，真是子欲孝而亲不待。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年，我一直心心念念那个八里甸，而放弃都市生活回归山林。老房，父母的精神还在那里，那里记载着父母的情，父母的恩，那里记载着父母的艰辛，记载着我的温馨，那里，记载着我成长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