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回到了办公室位子上,感觉终于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婚礼办完感觉卸下了一个重担,轻松了许多,以后的生活,就用心去做更加重要和长远的事情了。
昨天在回上海的高铁上,跟杨先生在算这次婚礼的所有开销和礼金。发现一场三线城市的200人的小型极简婚礼,也要花上十几万的成本。虽然收回了十几万的礼金,但是鉴于大部分的礼金以后都要加倍还出去,所以这次的婚礼,我们也算得上是在我们那个三线城市,不兴仪式感的地方,位数不多办婚礼还会“亏钱”的新人了。
一边算一边跟杨先生说,如果我们的这次婚礼,当甩手掌柜,让父母全权操办,不管婚庆,不管摄影摄像,不讲究婚纱,不在意布置,标配1个伴郎1个伴娘,也不邀请外地来的朋友,那我们这次的婚礼大概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而且我也不用在婚礼前一个礼拜焦虑到失眠、过敏,像是一个定时炸弹。
而事实上,跑了三次,精心准备的花艺,并没有太多人留意到;沟通了五六次的婚庆布置,其实现场没有带来更多的出彩;执意要求的黑丝绒布包裹Truss架,到最后还跟爸爸婚礼现场大吵一架;
但是尽管是这样,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可能还是会选择亲力亲为每一个细节。
有时候,你明知道自己纠结这些小细节对整体的效果来说,未必有意义,但是却还是无法妥协和忍受一个原本可以更好,但是却敷衍了事的处理方案。
这次婚礼,唯一我没有操心的是我的司仪,因为这是一个比我还不能将就的朋友,因为互相了解彼此,所以相互放心。我知道他的标准,他了解我的要求,果然彼此不让对方失望。
现在回过头来,发现我和杨先生本来就是一个不能将就的人。既然做,就像做到自己满意的样子。既然做,就应该是自己的样子。两个人虽然都没有那么讲究浪漫,但是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带敷衍,呈现出来的每一个东西,都是两个人心里想要的样子。
但是回过头来,再看看这次婚礼上出现的问题、矛盾,也说明了我们一直以来在上海所被植入的认知和标准,其实跟三线城市的实际情况,差异已经很大了。我们在一个三线城市找执行团队和设计团队,对三线城市的阿姨叔叔们呈现一个我们在上海所认知的美和仪式感,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错位的。现场的200来人,只有20%的人能够理解我们在做什么。这个反差,其实我们在就预期到了,但是真正在实际现场,才真正感觉到。
仪式感这种事,本来就是自己感动自己的一件事。有时候可能真的要警惕这样的仪式感,毕竟感动完自己,同时也消耗了很多的成本:时间、精力、金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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